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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造字印书，约始于正德七年（1512年）左右。时南京吏部尚书廖纪修有《东光县志》六卷，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版，就托他代印。正德十六年安氏印好后，就送去。这部正德《东光县志》可说是中国唯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安氏印书一般多不记年月，只有《吴中水利通志》标明“嘉靖甲申（1524年）安国活字铜版刊行”。明俞泰跋安刻《初学记》云：“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今印本可考者十种，数量仅次于华燧。清初钱谦益《春秋繁露》跋云：“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可知他印书比较认真，错误较少。明秦金撰安国墓志铭说“铸活字铜版”，由于秦氏与安国同乡又同时，此说应该可信。而安国的后代安吉却说“镌活字铜版”，印行《颜鲁公集》、徐坚《初学记》等书。金属所铸造或镌刻的，应是活字的本身，而不是安放活字字印的铜版或铜盘字架。安国造字约在正德年间，后于会通馆约20多年，当时他30岁左右，因此不管是铸是刻，都是仿华氏制造的。清初安璿说：“翁（指安国）闲居时，每访古书中少刻本者，悉以铜字翻印，故名知海内。今藏书家往往有胶山安氏刊行者，皆铜字所刷也。”其实安国印书，虽多用铜字，但仍有木刻本，如沈周《石田诗选》（正德）及《左粹类纂》称锡山安国刻于弘仁堂，《颜集》、《初学记》既有铜版，又有木版。可惜的是安国死后，“六家以量分铜字”，全部铜字同其他田地财产一样，也被六个儿子四六瓜分，每人所得的铜字各残缺不全，成为无用的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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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燧传有“范铜版锡字”一句，故有人怀疑华氏会通馆除铜字以外，似乎也铸过锡字。但究竟是铜是锡，或两者均有之，在未发现当时活字实物，及更详细可信之史料前，尚难下结论，故一般仍把华氏活字列入铜活字中。至于安国的活字，因有其裔孙安璿“量分铜字”的记载，可以肯定是铜活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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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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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近旁的常州也有铜版，称“常州铜版”。常州铜版，只有明嘉靖间藏书家开州人晁瑮宝文堂藏有《杜氏通典纂要》、《艺文类聚》两种，未详出于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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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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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又有金兰馆、五云溪馆、五川精舍、吴郡孙凤等各家印书，多在今苏州一带，正如祝允明所说“近时三吴好事者盛为之”。上海唐锦《龙江梦余录》云：“近时大家多镌活字为铜印，颇便于用，盖起于庆历间时布衣毕昇为活版。”明谢启元《谢先生杂记》亦云：“近时大家多镌活字铜印，颇便于用。其法盖起于庆历间，时布衣毕昇为活版，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令坚。作铁版二，密布字印，一版印□，一版布字，更互用之，瞬息可□□本，其费比铜字则又廉矣。”铜字之便利，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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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年间长洲还有人印了《唐五十家诗集》。正德五年（1510年）舒贞刻《曹集》，田澜序云：“舒曰：‘往岁过长洲，得徐氏《子建集》百部，行且卖之无余矣。近亦多问此集，贞久无以应之。盖彼活字版，初有数，而今不可得也。”明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云：“今徐崦西家印五十家唐诗活字本《李端集》”，故可知为徐缙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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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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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张氏未详其名，印本流传者仅有《开元天宝遗事》一种，卷上首页有“建业张氏铜版印行”一行，不记年月。旧为明代著名艺术家文征明藏书，有玉兰堂印，文氏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年90岁，则此书亦当为弘、正或嘉靖间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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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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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铜版仅知有正德本《诸葛孔明心书》一卷，题“浙江庆元学教谕琼台韩袭芳铜版印行”。书前有韩氏题识，称：“兹用活套书版翻印，以与世之志武事者共之，庶亦得乎安不忘危之意云。”末书“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夏四月之吉，琼台韩袭芳题于浙东书舍。”可知韩氏铜版是活字版，并且印于浙东。庆元县旧属浙江处州府，在浙、闽二省之交，地颇偏僻，而居然也有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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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芝城（建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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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明代铜活字本中，以芝城铜版《墨子》十五卷最为藏书家所艳称，白纸，蓝印二册。卷八末页中间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岁次壬子季夏之吉，芝城铜版活字”一行。卷十五末中间有“嘉靖壬子岁夷则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铜版活字”字样。自六月至中元，只有一个半月，即已印成。芝城由芝山得名，为建宁府城之别名，也就是现在福建的建瓯县。因此芝城铜版实际上就是建宁府城的铜活字版。后来看到明版《墨子》有堂策槛主人识语凡例云：“购求四方，得江右芝城铜版活字缮本。”不称铜版活字本，而作铜版活字缮本，似为据铜版活字抄缮的写本，而非铜字原本。芝城铜版又印有《通书类聚尅择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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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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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除府城有铜版外，其属邑建阳县也有铜版，建阳铜版可考的有游榕制品。明万历元年（1573年）湖州茅坤印徐师曾所著《文体明辨》，题“建阳游榕活版印行”，或“闽建阳游榕制活版印行”，书一出版，一时争购，至令楮贵。何以见得游榕所制活版不是木字，而是铜字呢？这可从第二年（1574年）印本《太平御览》得到证明。因为这两部书的大字与小注小字，字体一模一样，四周单边，排印格式、纸墨等也多相同。而《御览》版心下方，往往有“宋版校正，闽游氏仝版活字印一百余部”，目录卷五有“宋版校正，福建游氏梓制活版，排印一百余部”大字两行。所谓“仝版”即铜版之简写，有些地方又作“饶氏仝版”，“宋版校正，饶氏仝版活字印行壹百余部”。这一副铜版盖为游榕所制，后为游、饶两氏合伙所有，故在同一书内或称游氏仝版，或称饶氏仝版。所谓饶氏即福建书商饶世仁。常熟周堂从闽贾饶世仁购得半部宋版《御览》，又借无锡顾氏、秦氏所藏的半部，合成全书作为底本，印好一百余部，与顾、秦二家分而有之。这部一千卷一百十八册的大书，虽然一再标明用宋版校正，而校对马虎，脱误错字不少，字体歪斜，又有个别字横排的，排版技术亦不高明。奇怪的是这两部书不在建阳印，却在江浙印，可见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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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铜活字，并非纯铜，而是铜合金。文献上只说华燧范铜版锡字，华珵所制活版甚精密，至于如何制法，缺少资料。唐锦则称：“近时大家多镌活字为铜印。”似乎铜字是镌刻的。有人认为大概是用字模浇制的，虽然个别字体不很规则，最常用的字可能不只一个字模，所以同一个字，字形就有出入，浇铸很粗率，需要修整，才能应用。因无明确记载，又无实物留传，是铸是刻，仍难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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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明代铜活字本可考者约有62种，以无锡华家为最多，安家次之，建宁、常州又次之。清黄丕烈跋《铜活字墨子》云：“古书自宋、元版刻而下，其最可信者莫如铜版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也。”明铜活字本为清代以来藏书家所宝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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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铅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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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制的铅活字最早见于明弘治末至正德初年（1505～1508年）。陆深《金台纪闻》云：“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版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明代常州人不但用铜版，又创为铅字，在制造金属活字方面有卓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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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代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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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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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木活字更被广泛使用，流行几遍各省。方以智云：“沈存中曰：‘庆历中有毕昇为活版，以胶泥烧成。’今则用木刻之，用铜版合之。”所谓铜版合之，或指木字排在铜版制的字盘内而言。清初至乾隆年间活字版在南北各地流行。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盛行金属活字印书，而清初方以智、王士祯提到的是木活字铜版印刷，可见金属活字印书至清初已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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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济南周永年倡议用活字印《儒藏》，欲使《儒藏》起到现代图书馆与出版机构的作用，并供给贫寒阅览者以饮食与薪水。国内学宫书院，名山古刹，凡有《儒藏》的地方，都预备活版一副，刷印秘籍，互通有无，如此数十年，书籍渐次流通，可以由少变多。周氏拟用活字版来增产书籍，互通有无，是首先主张大规模采用活字印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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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时想把从《永乐大典》内辑出来的佚书，刊印流传。而原先藏在武英殿铜字库内的铜字、铜盘，已被改铸为铜钱，因有“毁铜昔悔彼，刊木此惭予”的诗句。自注云：“且使铜字尚存，则今之印书不更事半功倍乎？深为惜之。”而这次要印的书数量多，雕版非易。当时管理武英殿刻书事务，原籍朝鲜的金简（？—1794年）建议，最好用枣木活字来排印，不但可以提前出书，并且可以大量节省工料费用。他把刻木版与木活字仔细对比，举出一个生动的例子，说雕15万个大小枣木字及木槽版、添空木子箱格等，共需银1400余两。而刻一部司马迁《史记》，须写刻字1189000零，需梨木版2675块，合计工料银也要1450余两。而有了一付枣木活字版后，一劳永逸，各种书籍都可任意排印，何等方便，而后者印出来的，只是一部《史记》而已。他用这种算细账的方法，说服了乾隆。乾隆看了他的奏折，批了“甚好，照此办理”。又叫他添备十万余字。次年（1774年）五月，共刻成大小枣木字253500个，实用银1749两1钱5分，连同备用枣木子、摆字楠木槽版、夹条、检字归类用松木盘、套版格子、字柜、版箱、版凳等，统共实用银2339两7钱5分。用这套新造的活版工具，先后共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每种用连四纸（或作连史纸）与竹纸印刷，前者约5部至20部，专备宫中等处陈设，后者约300部左右，定价通行。今日所看到的几乎均为黄色竹纸本。每种书前均冠有乾隆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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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把这部丛书颁发到东南五省，并准所在翻版通行，而江、浙、闽、赣、粤五省官书局先后翻刻的仍为雕本，并非活字本，故有的封面题“乾隆丁酉九月颁发，奉敕重锓”字样。乾隆末、嘉庆间又排印了周煌《续琉球国志略》、《乾隆八旬万寿盛典》、《吏部则例》等八种，行字与《聚珍版丛书》本不同，世称为聚珍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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