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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缬是指用两块对称的夹版夹住织物进行防染印花的产品。夹缬之名始于唐，唐代白居易《玩半开花赠皇甫郎中》诗云：“成都新夹缬”；新疆吐鲁番唐代文书中有“夹缬”被子之名（TAM193）；敦煌卷子亦多次提及“缬”（S.5680）和“甲缬 ”（P.4975），亦是指夹缬；连当时日本的《倭名类聚抄》中也收入了夹缬一词，可见夹缬应用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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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人所著《因话录》载：“玄宗柳婕妤，有才学，上甚重之。婕妤妹适赵氏，性巧慧，因使工镂版为杂花，象之而为夹缬。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匹，上见而赏之，因赐宫中依样制之。当时甚秘，后渐出，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出土的夹缬实物也都发现于盛唐之后。新疆吐鲁番有白地印花罗和天青地上印出红花绿叶的印花绢，在敦煌藏经洞中有许多套色或单色的印花绢实例（如图2.39所示）。此外，在苏联的北高加索地区也发现了极为精致的唐朝夹缬，在日本正仓院中更是保存大量的完好的唐朝夹缬及一些日本的仿制品。宋代夹缬尽管在史料上亦偶有所见，但实物却是发现在北方的契丹国境内。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出土丝织品中有大量的辽代夹缬，其中有单色的褐地云雁纹夹缬绢、红地塔松纹夹缬罗、双色的萱草纹夹缬罗和莲花纹夹缬罗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山西应县佛宫寺发现的辽代“南无释迦牟尼佛”，纵65.8厘米，横62厘米，是一件十分典型的三套色夹缬加彩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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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代，浙南民间尚能找到用夹缬工艺进行棉布蓝印被面的实例。根据我们的调查，传统夹缬在浙南地区一直流行，特别是在今天温州市下辖的永嘉、瑞安、平阳、乐清、苍南等地仍有较多的存留。现存的夹缬花版实测长43.1厘米、宽17.1厘米。花版的材料选用糖梨木制作，其品质要求是质地细密坚硬，以防水渗透雕刻花纹轮廓清晰。所选用的棉布长约10米、宽50厘米，染制时先要对折成宽25厘米的布条。接着将土布以竹棒为轴，卷成一卷，然后开始叠布。因为夹缬被面共有16幅图，使用17块雕花版，除头尾两块单面雕刻，中间15块全部双面雕刻。铺版叠布从第1块到第17块，两块版之间折叠铺入一层，条布共重复折叠16次，染色时用单套靛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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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蜡缬与蓝印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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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最早见于印度或是中亚地区的棉布上。新疆民丰尼雅在1959年时发现了一座东汉墓，墓中发现了现存最早的一件蜡染棉布。这件蜡染棉布的图案已残，但仍然可推测一些重要的部位。其左下角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半裸女像，颈饰珠圈，手持丰饶角，头后有背光。关于她的身份有不少说法，一说是伊什塔尔女神，一说是阿娜希塔，一说是鬼子母，还有一说是阿尔道克修。织物的中间，有一人正在与狮子搏斗的场面，有可能是中亚某国的王，或是希腊神话里的赫拉克来斯。这类题材无疑来自希腊神话，但出现在蜡染棉布上，则又说明它可能是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的产品。它的来到起码使中国对蜡染有所了解。但到了魏晋时期，西北地区出现了以点染法点上蜡液后进行防染而成的丝织物（如图2.40所示），这种先以蜂蜡施于织物之上，然后投入染液染色，染后除蜡的方法就被称为“蜡缬”。然而在中原地区，蜡缬很快为使用以草木灰、砺灰之类为主的碱剂进行防染印花的灰缬所代替。唐代的灰缬非常流行，这种灰缬便是后来广泛用于棉布印染的蓝印花（如图2.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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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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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是一种利用丝线，通过穿刺运针、以针带线的手法进行创造的工艺技术，在我国很早就已出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上已确实留有刺绣的痕迹，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中也出土了保存有清晰刺绣荒帷印痕的泥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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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针是现存刺绣实物中最早出现的刺绣针法，横水出土的刺绣印痕用的就是这种技法，其特点是前针勾后针从而形成曲线的针迹，是中国的发明，这种刺绣针法在战国秦汉时期已达到顶峰，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刺绣就是极好的实例（如图2.42所示）。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扩宽了刺绣的题材，善男信女往往不惜工本，以绣像来积功德。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绣工开始尝试用表观效果基本一致的劈针来代替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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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宋时期，刺绣艺术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刺绣针法基本齐备，各种针法基本均已出现。当时大量采用的是运针平直，只依靠针与针之间的连接方式进行变化的平针技法，它常用多种颜色的丝线绣作，其色彩丰富，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彩绣”。这与唐代刺绣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刺绣更多的是用来显示豪华的装饰品，史载玄宗时贵妃院有刺绣工700人，规模极大，她们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制作日用装饰性刺绣，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提高刺绣效率，大量采用平绣必然成为一种发展的趋势（如图2.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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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刺绣更为普及，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产生了众多的名绣，有以一家姓氏命名者，如上海露香园顾绣（如图2.44所示）。但大量的是以地方命名的地方性绣种，如苏绣、蜀绣、粤绣等，外观上更加富丽生动，刺绣的技法系统也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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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中） [:17011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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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丝绸之路与东西纺织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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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用于描述公元前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最为频繁的一段交通要道。在此道上交易的大宗贸易产品是丝绸，故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作为东西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这条路上，东方的丝绸与其他物品被输送到地中海沿岸，而中亚、西亚及欧洲的纺织技术与实物也被东方所吸收和融合。在中国古代科技中，纺织技术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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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传说中的蚕与丝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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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早的年代里，由于相隔遥远，路途不便，外国人无法了解中国丝绸的真实情况，只有从个人脑子里产生奇异的想像。他们将吐丝的蚕称为“蚕儿”或“赛儿”（Ser），而把养蚕的国家称为赛里斯（Seres），养蚕的人称为赛里斯人，因此，赛里斯即成为中国的代称。在众多的希腊作家关于远东地区的文献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关于东方蚕儿和赛里斯人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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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丝绸来历的第一个看法是树上生羊毛的故事，这或许与他们了解亚麻的生产和羊毛有较大的关系。维吉尔（Vigile，公元前70～公元19年）在《田园诗》中写道：“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下了非常纤细的羊毛。”斯特拉波（Strabon，约公元前58～公元21年间）在《地理书》中写道：“也是出于同一原因（气候的酷热），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尼亚格说，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纺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马其顿人用来制造坐垫和马鞍。”到老普林尼（Pline L’ Ancien，公元23—79年）的时候，虽然罗马的人们已经穿上了丝绸服装，但人们对丝绸的来历不甚了解，依然认为它们是一种树上采集的羊毛类纤维。老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一书上生动地描述了赛里斯人和他们的织物：“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赛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造这两道工序。由于在遥远的地区有人完成了如此复杂的劳动，罗马的贵妇人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而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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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公元2世纪）开始，人们已经知道丝绸来自一种叫蚕儿的昆虫，因此，他在《希腊志》中则非常详尽地描写他所知道的蚕儿的由来：“至于赛里斯人用作制作衣装的那些丝线，它并不是从树皮中提取的，而是另有其他来源。他们在国内生存有一种小动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儿，而赛里斯人则以另外的名字相称。这种微小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他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做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在第四年之前，赛里斯人一直用黍作饲料来喂养。但到了第五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笨虫活不了多久了，改用绿芦苇来饲养。对于这种动物来说，这是各种饲料中的最好的。它们贪婪地吃着这种芦苇，一直到胀破了肚子。大部分丝线就在尸体内部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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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丝绸之路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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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丝绸之路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有所扩展。一般人们心目中理解的丝绸之路起码有三条：草原丝绸之路、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此外还有西南丝绸之路、东亚丝绸之路等多种说法。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也各有侧重（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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