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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摸象”的故事就清楚地体现了不断深化自身科学观念的重要性：人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就像盲人对于大象的描述，尽管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只是反映了大象（对象）的某一方面，是只从某一角度进行探索的结果。我们更应当特别重视不同观点的适当整合，以及不断超越已有认识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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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常识”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哲学学习的直接出发点，就科学哲学对于实际科学工作者的启示作用而言，我们也应首先强调对这一方面的“常识”（或者说，社会共识），也就是所谓的“素朴科学观”的自觉反思与必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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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人眼中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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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朴科学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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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科学”无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是迟至20世纪初才以“赛先生”之名赢得社会上少数先进分子的青睐，但在一百多年以后，“科学”的概念则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小学生对于科学家的憧憬，直至作为国家政策基本立足点的“科学发展观”；从自觉的学科建设（如“心理学的科学化”）直至对调查工作“科学性”的突出强调，等等。现实中我们甚至还可看到对于“科学”这一名词的诸多滥用……然而，由于缺乏应有的引导，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什么是科学”应当说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问题。当然，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任何想法或观念。事实上，如果就社会整体进行分析，有关科学的种种观念构成了“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下就对“素朴科学观”略加概括，希望促进普遍的科学观念由不自觉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并为更加自觉的反思提供直接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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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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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如果说人文社会学科以人或人类社会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那么，自然科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也即以客观世界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后者构成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最为基本的一个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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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关于“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信念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本体论承诺”，即一个独立的物质世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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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正是科学家最为基本的一个信念。如爱因斯坦就曾明确指出：“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我们这种自然观是不能得到解释或证明的。但是，这是谁也不能缺少的一种信仰。……我们认为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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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上述的信念又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而只是一种素朴的认识，即如认为科学研究主要是一种发现而非发明的活动。与此相对，所谓的“客观性原则”则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科学家的一种自觉行为，也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直接蕴含了关于科学研究的这样一条原则：科学研究应当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成为纯客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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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性原则”也就意味着科学应是价值中立的，亦即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应当彻底排除感情、偏见和利益等因素的干扰。例如，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Merton）提出了关于科学工作的如下规范：（1）有条理的怀疑论；（2）普遍性：科学成果不应该根据科学家的宗教、种族与国别来进行判断；（3）无私利性：科学不应该服务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团体；（4）公共性：科学结果应当能被自由地分享。（G.Kelly等，“Science Education in Sociocultural Context：Perspectives from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Science Education，77［1993，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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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独立的物质世界，科学的认识活动显然也以主体的存在作为必要的前提；进而，主客体的严格分离更可以看成“客观性原则”的一个必然诉求。但如果过分强调主客体的相对独立性就容易滑向二元论。在哲学史上，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就是二元论的一个主要倡导者。但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们更愿意强调在笛卡尔的二元论与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之间所存在的联系：“外部和个人内部二者之间的类别分离——与希伯来、基督教和中世纪的思想相对立——是笛卡尔留给现代主义的一部分遗产。”（多尔，《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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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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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首先设想这样一个情境：一名学生经由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眼前的这只乌鸦是黑的”。请问：这一结论能否看成真正的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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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多数读者对此都会持否定态度，这事实上也就反映了关于科学的一种信念：科学的认识不应停留于某一特定的对象或状态，而应由特殊上升到一般，也就是说，普遍性应当被看成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2]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少学者看来，这里所说的由特殊到一般的过渡不仅是科学抽象的一个基本涵义，还意味着由“变化”过渡到了“永恒”，也即舍弃对象或事物中个性和偶然的成分，而主要集中于共性成分与不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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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看看以下命题能否成为真正的科学知识：“玻璃棒经由与皮革摩擦后能够吸引小纸片。”这里事实上又涉及到了科学知识的另一重要特性：科学不应停留于现象的描述，而应由现象上升到本质，也即应当依据普遍性的原理对相应现象作出具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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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人看来，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清楚地指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如果说科学主要体现的思维倾向，是用普遍性的原理对各个具体的事件或现象作出解释（说明，explanation），从而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正因此，科学研究就一定要“去情境”，即由具体事物或现象上升到普遍原理；相应地，上述的“客观性原则”则可概括为“去个性”），那么，人文学科的主要手段就是解读，也即通过将“自己摆进去”、通过人际的沟通与感情交流，达到对于他人的理解（interpretation）（也正因此，人文学科就更加关注对象的特殊性，并必定是与情境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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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们熟知的“科学是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这样一个论断，我们还可作如下补充：普遍性与因果必然性正是客观规律的两个主要特征。例如，当代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高津（I.Prigogine）就曾指出：科学家“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的统一框架，在这些框架中，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可以被体现是系统地，即逻辑地或因果地相互连接着的。他们寻求广泛的结构，这结构中不应为‘自然发生’或‘自动发展’留下空隙，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至少在原则上完全可以用不变的普遍定律来解释。”（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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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同样也蕴含了关于客观世界的进一步假设：世界是有规律的。这可以看成科学活动的又一基本出发点。著名哲学家怀特海（A.Whitehead）将此称为“本能的信念”：“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上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第4页）在怀特海看来，这一信念已成为人们的共同信仰：“我的意思是指那不可动摇的信仰，即所发生的每一事件的细节都可以按照给一般原理作出例证的完全确定的方式同它的先导联系起来。没有这个信仰，科学家的难以置信的劳动就没有希望。正是这个本能信念，活生生地悬在想象之前，成为研究的动力。……请记住，我并非在谈论几个人的明确信仰。我的意思是指从几个世纪的坚信不疑中产生的欧洲思想上的印记。我这里指的是本能的思想状态而不仅是字面上的教义。”（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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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学活动的具体考察可以更为深入地揭示上述信念的内涵。例如，关于世界统一性的信念显然就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直接相关，一些学者更因此而引出了“一个世界，一个真理，一个科学”的结论：“20世纪初，一元性科学的命题成为捍卫普适性假说的一个重要形式。这一命题公开提出了三种假说：第一，只存在一个世界；第二，只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一种并且是唯一可能实现的真实描述（‘一个真理’）；第三，只存在唯一一种科学，它能把准确地反映那个世界的真理的意见整合成一种描述。”（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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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抽象性显然也意味着对直接经验的超越，即由所谓的“经验命题”过渡到抽象理论，因此也就需要强调概念的作用。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以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09页）也就是说，除去“在经验上重视细致的观察和对自然的精确描述”以外，“科学也包括在理性上重视超越被观察事实之范围的概念化”（李克特，《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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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知识的实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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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常的看法，科学知识是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也就是指，科学活动主要是一种求真的活动；但是，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所获得的认识确实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呢？这就涉及科学知识的可靠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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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我们在此所涉及的是理论的“假说”性质。爱因斯坦指出：“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尽管科学追求实在和真理，但是从“直接经验”到实在又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理智构造的途径，它完全是自由地和任意地进行的”，而这显然就对科学认识的可靠性构成了严重挑战。（《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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