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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不同理论甚至是彼此直接对立的理论同时存在的局面绝非偶然,而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例如,对燃烧现象就曾有过“燃素说”和“氧气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关于光的本质则有“粒子说”与“波动说”的长期对立;等等。由于不同理论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图景,我们究竟又如何能够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也即纯粹的虚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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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应特别提及自然科学的现代发展在这方面所造成的新的困难:由于科学的现代研究已经深入到了微观和宇观的层次,就给“直接的感知”造成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正如柳延延教授所指出的: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特殊阶段,“它全面挑战自己的认识极限:世纪之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拉开了这场挑战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关于宇宙的起源、粒子物理学、大统一科学、分子生物学、大脑以及非线性、混沌理论的研究”;“科学抽象与感性知觉(直观理解)之间已很难建立起可以理解的关系”(“科学在当代的处境”,《哲学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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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看法是:正是科学方法的合理性保证了科学知识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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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第一,经验命题的可靠性建立在直接经验之上,这也就是所谓的观察与实验。第二,归纳法的应用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遍性结论的可靠性。人们普遍地认为,归纳法的应用应是一个逐步上升的过程,也即不应包括过大的跳跃。例如,培根就曾明确指出,正如金字塔的建造,科学归纳也应是一个真实的阶梯和逐次的梯级:“从特殊进到低级公理,然后上升到一个比一个高的中间公理,最后上升到最普遍的公理”;“不能够允许理智从特殊的事例一下子跳到和飞到遥远的公理和几乎是最高的普遍原则上”(《16世纪—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第43—44页)。第三,除去已知现象的解释,理论的预测力也为理论的可靠性提供了必要的检验:如果理论所提供的关于未知事实的某种预测后来得到了证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理论的可靠性;而如果所作的预测未能得到证实,则就应当对相关理论作出必要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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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科学的真理性依赖于科学的方法,因此,人们往往也就特别关注科学的方法,甚至于将科学方法说成科学的本质所在。[3]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们在对科学进行批判时往往就以科学方法作为直接的突破口。(详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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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观察、实验以及归纳法的具体介绍可见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著作,下面仅限于从这一角度指明科学的一些特殊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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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直接经验被认为构成了科学真理性的最终依据,因此,在不少学者看来,就应将“经验方法”看成科学方法最为重要的内涵,科学也因此被称为“经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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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对于经验方法的强调代表着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个……革命,主要是在17世纪发生的,是由伟大的先驱科学家伽利略和牛顿引起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许多同时代人概括了当时这种科学态度,那时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了解自然界,我们就必须向自然界请教而不是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请教。17世纪的进步力量终于认识到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迷恋于古代人,特别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有《圣经》,作为科学知识的源泉是错误的。他们为‘伟大的实验家’如伽利略的成功所激励,愈来愈把经验当作知识的源泉。”从哲学的角度看,这正是所谓的“经验论”的一个基本立场,即将直接经验(而非纯粹“理性”或是别的什么东西)看成人类认识活动的最终依据。“引起同传统决裂的与其说是伽利略所做的观察和实验,不如说是他对观察和实验的态度。对他来说,基于观察和实验的事实被当作事实来对待,而与某种先入之见无关……观察的事实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人们承认的宇宙图式,但是,在伽利略看来,重要的事情是接受这些事实,并且建立符合事实的理论。”(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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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上述的“经验性质”以外,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的数学化特征,也就是说,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即可被看成科学的语言,正是量化研究与精确性为科学命题的经验检验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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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看法,数学精神与实验方法正是近代科学能在欧洲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当我们说,近代科学是在伽利略时代的西欧发展起来的,我想,我们是指,仅在那里产生了数学化的假设应用于自然的基本原理,以及数学在所提出的问题中的应用。总而言之,是数学与实验的结合。”(“科学与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第265页)由此可见,“经验性”和“数学化”确应看作科学的两个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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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直接经验具有明显的个体性质,因此,为了保证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就必须超越各个个体并突出强调不同个体之间的一致性,这也就是所谓的“实验的可重复性”:“由相互独立的研究小组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重复实验研究(作为避免观察者偏见及其他主观因素的措施),是经验的科学方法论的规律性特征。”(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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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当强调的是,尽管所说的“主体间性”,也即不同个体之间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为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具体保证,我们又不应将此简单地等同于原来意义上的“客观性”(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毋宁说,这赋予了“客观性”一种新的涵义。事实上,科学的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体现:不同个体间的一致性并不足以保证科学结论的可靠性;恰恰相反,由于人的认识活动明显具有情境相关性和历史相对性(无论就个体或是群体而言),更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因此,相对于原来意义上的“客观性”,“主体间性”应该说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知识的易谬性和相对性。(详见第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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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一些学者看来,我们可以依据知识的可检验性对科学与非科学作出清楚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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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在西方常常被称为“实证科学”,而“实证”这一术语主要源于“方法的实证性”,也即可以通过直接经验实际地予以证实。人们突出地强调了科学与神学以及所谓的“形而上学”在这方面的重要区别。例如,实证主义哲学的最早倡导者、法国哲学家孔德就曾明确提出,知识的发展通常要经过以下三个阶段:神学阶段(或想象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人们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都归因于精神的存在,并用诸如“神的意志”、“造物主的杰作”来构造知识;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则已开始使用各种抽象的概念,如“时间”、“空间”、“本质”、“原因”、“结果”等,来解释世界,但由于这些认识没有得到严格的证实,也就不能被看作真正的科学知识;最后,在科学阶段,“可证实性”被看成科学知识最为重要的特征,只有经验地证实了的东西才被看作真正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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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学:理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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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被认为是已经得到证实的知识,从而就与纯粹的信念,包括宗教迷信等具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人们常常将科学看成理性的事业,也即与对权威的服从或权力崇拜,以及个人的情感与利益考虑等完全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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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知识的实证性以外,我们还应看到“逻辑的标准”在科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如果说观察与实验主要是一种“外部的”检验,也即相应的认识是否可以被看成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逻辑的标准”则主要被看成一种“内在的”准则,即概念的使用与理论的建构应当符合一定的准则,从而切实避免由于思维的混乱或不严格可能造成的错误。具体地说,科学概念应当具有确定性(一义性)和精确性,理论的建构则应具有完备性、简单性和自洽性(无矛盾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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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际的科学活动而言,这些标准显然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如前面已指出的,由于科学理论的构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与直接经验的分离,并主要依赖于思维的自由想象与创造,正是逻辑为人们实际检验思维创造的合理性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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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就物理学而言,不仅诸多概念,如功、加速度、电场强度等,都可用数学形式精确地予以定义(W=FScosθ,a=dv/dt,E=F/q等),从而表现出了明显的确定性和精确性,大量的物理定律也都可以用简单的数学公式加以表述,如万有引力定律就可简单地表述为F=Gm1m2/r2(其中G为万有引力常数,m1,m2分别代表两个物体的质量,r代表这两个物体间的距离)。我们事实上也可从同一角度去理解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奥卡姆原则”与(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前者是指不应增加不必要的实体,后者则是指思维过程应当力求经济,努力“清除物理学中不必要的附加物”,等等。它们都可以看成“科学的简单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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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客观规律的存在与可认识性,也是“科学理性”的又一重要内涵。这也就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构造能够掌握实在,要是不相信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根本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379,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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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提及对于科学进步性质的确信。尽管个人的认识活动必然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认识活动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人们的普遍信念是:只要坚持“客观性原则”并采取合理的科学方法,我们就一定可以获得对于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这些无可怀疑的真理将随着文化的延续不断得到传递和积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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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正是科学在实践中的巨大成功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在各方面的巨大进步,为人们的这种信念提供了最为有力的支持,并在整体上进一步增强了这样一种认识:科学是一项理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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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这是素朴科学观念最为核心的一些概念: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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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笛卡尔—牛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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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地说,所谓“笛卡尔—牛顿传统”是指在西方社会,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中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传统与机械论世界观。突出笛卡尔与牛顿,则是因为两人在这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影响。“传统”一词的使用则表示关注点已由单纯的科学观念扩展到了科学对于人们行为方式、思维方法乃至整体性世界观念的重要影响,也即主要采取了文化的视角,在不少学者看来,我们可将这一传统看成现代社会文化范式的重要组成成分。如美国学者多尔就曾明确写道:“现代范式成熟于牛顿和笛卡尔的著述之中。……他们的思想代表了现代范式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支。”(《后现代课程观》,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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