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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由“完全的还原”到“间接的解释”的转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意义分析的基本单位由各别的科学概念和陈述扩展到了整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说，给定一个理论和一个解释系统，理论中所包含的一切理论词语就都可以看作“有意义”的。显然，这从又一角度体现了“经验主义立场的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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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从强规范的立场到“容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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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看作上述转变的一个必然结论：“随着从观察词语通过对应规则和公设达到理论词语T的过程变得愈来愈长，在理论词语T与作为解释基础的观察词语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愈来愈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必须谈论意义的程度。”亦即，我们可以较为自由地去引进各种不同的理论词语。这也就如卡尔纳普所说的：“对理论词语的解释始终是不完全的。理论语句一般说来也不能翻译成观察语句。这些缺点已被理论语言的下面这些重大的优点所弥补：理论语言的概念和理论的形成具有很大的自由性，并且一个理论具有很大的说明能力和预见能力。”更为一般地说，这事实上也就是所谓的“容忍原则”的一个主要涵义：“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他的语言。”（同前，第130，129，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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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维也纳学派先前对于“统一科学”，也即一个高度统一的语言体系的刻意追求，这同样应当看作基本立场的一种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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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对象语言与元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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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又是科学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呢？是各种具体的科学语言的建构，还是应当从更为一般的角度去建立相应的语言理论？（应当指出，就卡尔纳普而言，所谓“语言研究”在最初是指逻辑句法的研究，后来则又扩展到了语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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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纳普最终采取了后一种立场。他不仅明确肯定了科学语言的多样性（卡尔纳普曾具体地建构出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语言I和语言II）[10]，更明确地提出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区分：前者是关于对象的语言，直接用于对象的研究，后者则是关于语言的语言，也即我们用以表述对象语言的语言。由于卡尔纳普所希望的是构造出关于语言形式的一般性理论，因而，他所从事的就是元语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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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观察语言”与“理论语言”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显然已经超出了“科学的逻辑重建”的范围，因为，我们在此所关注的已不再是如何能够具体地建构起某个具体的科学理论，而是科学理论（或者说，科学语言）的普遍结构。更为一般地说，这种更高层次的思考事实上也可看作上述各方面研究的一个共同特征：科学的经验基础究竟是什么，是个体的经验，还是公共观察的记录？我们又应如何去理解科学的可靠性，是绝对的证实，还是“概率意义”上的确证？我们是应当坚持科学语言的统一性，还是应当允许人们较为自由地去选择不同的科学语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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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所谓的“元语言的研究”事实上也可以看作维也纳学派关于一般哲学研究的一种思想的具体体现，即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语言分析。正如卡尔纳普本人所指出的：“从我们维也纳小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人试图以比较精确的方式来表述我们所感兴趣的哲学问题，那么，最终势必涉及到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既然哲学问题所涉及的只是语言而不是世界，那么，就应当用元语言而不是用对象语言来表述这些问题。因此，我认为一种适当的元语言的形成，将大大有助于使哲学问题得到更清楚的表述，并使这类讨论更富有成果。”（同前，第87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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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哲学的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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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明确区分事实上也体现了科学哲学的一个新定位：相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而言，科学哲学同样可以看作更高层次上的一种研究：“元科学”的研究。也就是说，科学哲学所关心的已不是各个具体的科学理论的建构，而是科学理论建构的普遍性原则，特别是，科学哲学即应对一些最为重要的“元科学概念”作出清楚的分析和说明，如什么是“科学说明”？什么是“经验地有意义的”？什么是“确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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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关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仍可归结为“静态的结构分析”，但与先前设定的“科学的逻辑重建”相比较，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因此，即使局限于维也纳学派的各个具体成员，我们也可清楚地看到科学哲学思想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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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应看到，尽管有了不同的涵义，“元科学”这一关于科学哲学的新定位仍然代表了一种规范性的研究；而且，如果说先前的维也纳学派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绝对主义的立场，那么，这同样是这种新定位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人们已不再认为科学的发展主要可看作无可怀疑的真理的简单积累，而是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演不断发生重要的质的变化，但是，与科学理论的发展性和变化性相对照，“元科学”的理论是不会变化的，它既不受科学理论的具体内容的影响，也不会随着科学理论的改变而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的绝对主义（预设主义）”，这种立场后来也遭到了人们的广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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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研究工作的深入，逻辑实证主义者无论就其基本的哲学立场或是科学哲学方面的具体工作目标而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然，我们又不应因此而完全否定维也纳学派的贡献。就如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A.J.Ayer）所指出的：“哲学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进步，维也纳学派的基本主张很少有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形而上学已不再是一个耻辱的字眼，……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以及感觉材料这一概念本身都成了问题，甚至在那些相信感觉材料之类的概念还可能有用的人当中，也很少有人（如果还有的话）相信每一个经验陈述都可以用感觉材料来重新加以表述了。我认为可以这样说：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精神仍然保存下来了，它重新调整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发展了一套逻辑技术，坚持了对意义的澄清，清算了哲学中那种被我称之为不知所云的夸夸其谈，这一切都为这门科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现在仍然是不可逆转的。”（《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59—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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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写完这一部分，恰好读到关于“哲学”的几条信息（李帆，“让教育回归‘常识’”，《人民教育》，2011年第1期，第12—15页），特转引如下，希望能进一步促进读者学习哲学的积极性。当然，哲学学习未必要“从头学起”，也就是说，不一定非要通过知识的积累来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恰恰相反，哲学是一门“一通百通”的学问。因此，如果科学是你的专业，或是你较为熟悉的一个领域，那么，你就完全可以通过科学哲学来学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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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加坡有一道高考作文题：“哲学只是提问而并不回答，为什么学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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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法国，从小学便开设有哲学启蒙课，有的小学每周都有哲学课。按照法国教育部颁发的大纲，哲学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建立理性分析坐标以领悟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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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下是法国高考的一些作文题，尽管没有直接涉及哲学，但显然也具有很强的哲学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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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谁？”这个问题能否以一个确切的答案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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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否说：“所有的权力都伴随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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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感知能力是否来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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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此文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缺乏批判意识或许就“从一个侧面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即我们为什么始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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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逻辑的角度表述，也就是，科学命题应是所谓的“全称命题”，也即应当具有“所有的S都是……”这样一种形式，它是与所谓的“特称命题”，也即“某个S是……”这样的命题直接相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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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例如，这显然可以看作现今经常会听到的“科学化运动”的一个基本涵义，即认为所有学科都应采取科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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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此我们或许还应提及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关系的如下看法：“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也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周丽昀，《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比较研究——兼论从表象科学观到实践科学观》，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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