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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波普尔在认识论上所采取的仍然是经验论的立场。也正因此，人们往往就将他的相应主张称为“批判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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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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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认为“问题”构成了科学研究活动的直接出发点。他的这一观点显然也是与人们在这方面的“常识”（或者说，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亦即“观察”是科学研究的实际出发点，直接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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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曾直接从事过这样一项实验：“25年前［1928年］，我曾经试图让一群在维也纳学物理的学生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为此我在上课时首先指示他们：‘拿出铅笔和纸来；仔细观察，写下你们所观察到的东西！’当然，他们都问，我要他们观察什么。显然，‘观察！’这个指示是荒唐的。（因为，）观察总是有选择的。它需要选定的对象、确定的任务、兴趣、观点和问题……”（同前，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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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传统观念相对立，波普尔明确提出：“科学开始于问题，而不是开始于观察”；因为，“正是问题才激励我们去学习、去发展我们的知识，去实验，去观察。”波普尔并对“理论”与“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科学家面前自觉的任务，总是建立解决这种问题的理论。例如通过解释出乎意料的未曾解释过的观察，以求得这个问题的解决。而每一有价值的新理论都会提出新问题，和谐的问题，如何进行新的以前没有想到过的观察检验的问题。而且主要正是因为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一理论才是富有成效的。……一种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作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5]因而，“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同前，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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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思想与“猜想与反驳的方法”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获得关于科学发展的以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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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P1）→试探性理论（TT）→反驳或排除错误（EE）→新的问题（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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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又应看作这一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正如波普尔清楚地指明的：“我的四段图式试图指出，把批判或排除错误应用于试探性理论的结果，通常是新问题的突现，或者说，其实是种种新问题的突现。问题在得到解决并且其答案经受过适当的考察之后，有助于产生子问题即新问题，它们较之旧问题具有更大深度、更丰富。”在波普尔看来，这也从又一角度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进步性和合理性：“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之一是学到某种新东西。根据我们的图式，进步性是我们要求优越的试探性理论应具备的东西之一，它是通过对理论实行批判性讨论而出现的：如果我们的讨论体现，理论真正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新突现的问题和旧问题有区别，那么，这个理论是进步的。”（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98—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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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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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集中地阐述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对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主要意义，以及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一般性的智慧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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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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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尔的工作可以说标志着科学哲学已经开始脱离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正是从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由“科学的逻辑重建”或“元科学的研究”，逐步过渡到了“科学发展的模式”、“科学发展的合理性”等科学方法论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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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按照波普尔的科学发展模式，间断性显然就应被看成科学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由于这一认识不仅与关于科学的传统认识（积累模式）直接相对立，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或局限性，从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也正是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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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也可以看作贯穿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一条主线：理性主义者坚持科学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用更好的理论去代替原来的不那么好的理论；与此相对立，科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则认为谈论科学中的进步完全没有意义，不同理论的比较与评价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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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从总体上说，我们则又应当提到研究视角与基本立场的重要转变，即由唯一强调科学理论的静态的结构分析，转变到科学活动的动态研究；而且，相对于先前纯粹规范性的立场，现代的科学哲学家也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准确地反映科学活动的本来面貌。这种转变也直接促成了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演变或扩展：历史的考察现在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案例分析”更已成为现代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方法。如果我们将所说的对立归结为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中的两个不同派别，也即所谓的“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那么，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显然可看作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的一个实际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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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科学哲学的上述发展也进一步密切了科学哲学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的联系。应当指出的是，这事实上也是波普尔的一个自觉定位，即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应当切实防止一种倾向，即“对科学的分析——‘科学哲学’——正在变成一种时髦，一种专门化”（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Hutchinson，1977，第22—23页）。一些来自一流科学家的评论清楚地体现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的意义。例如，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梅多沃就曾明确地声称：“我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天文学家邦迪则更为具体地指出：“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方法。”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子生物学家莫诺也曾公开承认波普尔对他工作的影响；澳大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理学家艾克斯则更直接推荐道：科学家应该“阅读和思考波普尔关于科学哲学的著作，并作为他们科学生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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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判精神”与“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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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为一般的角度来说，波普尔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科学工作者，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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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波普尔的科学观在很多方面是与传统的科学观念直接相对立的，这就从一个特殊角度清楚地指明了对于自身科学观念作出深入反思与必要改进的重要性。一些学者也由此而充分肯定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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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就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知识指的是业经证明的知识，即由理智的力量或感官的证据证明的知识。……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理智或感官的证明力便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质疑；但牛顿物理学的光辉成就使他们手足无措。爱因斯坦的成果又把局面扭转过来。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或科学家仍然认为科学知识是或可以是业经证明的知识了。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整个知识价值的古典结构便土崩瓦解，必须由别的结构来代替了。……波普尔的杰出主要在于他充分地领悟到了所有时代的业经最充分论证的科学理论即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的崩溃意味着什么。”（《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1—12页）由此可见，清楚地去揭示科学最新发展的哲学意义，包括以此为依据去揭示传统观念的错误性，应当是科学哲学特别重要的一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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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波普尔所提出的“划界问题”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即应当更为深入地思考究竟什么是科学的本质？考虑到现代人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滥用”，这一工作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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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波普尔的工作我们显然也可更为清楚地去认识批判精神对于科学活动的特殊重要性，特别是，处于素朴科学观念支配下的人们往往特别强调对于已有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继承，因此，我们也就应当特别重视波普尔的“科学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这一论述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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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又应很好地处理批判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所说的：“科学是并且永远是一种探索。科学的真理并不仅仅存在于已获得的真理的积累中，对已有的理论的验证中，它还存在于无穷探索的开放的特点中。”（《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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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普尔对于“问题”重要性的分析显然也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波普尔曾专门对年轻科学家提出了如下建议：与“到各处去观察”相反，你们应当“设法去了解人们现在在科学上讨论些什么。找出困难所在，把兴趣放在不一致的地方。这些就是你应从事研究的问题。……换句话说，你应该研究当时的‘问题状况’”（《猜想与反驳》，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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