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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指出：“独断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是两个错误的假设与一个过于狭窄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其中，“第一个假设认为，以理论的或推测的命题为一方，事实的或观察的命题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学的界限”；“第二个假设认为，如果一个命题满足了它是事实或观察的命题这一心理学标准，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或许可以说它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同前，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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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的假设相对立，拉卡托斯提出，第一，“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包含预料的感觉，因而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即心理的）分界”；第二，“理论和事实命题都是可错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同前，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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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拉卡托斯的上述论点与汉森关于“理论渗透观察”的论点是完全一致的。以下我们就将更多地关注拉卡托斯所提到的另外一个事实，即“一个过于狭窄的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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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写道：“即使观察陈述和理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分界，即使可以明确地确立观察陈述的真值，在根除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类科学理论方面，独断证伪主义仍是毫无用处的。”（同前，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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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拉卡托斯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而专门构思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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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因斯坦时代以前的物理学家采纳了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定律（N），和公认的初始条件I，并在它们的帮助下计算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P的轨道。但该行星偏离了所计算的轨道。我们的牛顿派物理学家会不会认为，由于这一偏离与牛顿理论不相容，因此，它便反驳了理论N呢？不会。他会提出一定有一颗迄今为止不为人们所知的行星P’扰乱了P的轨道。他计算出这颗假设行星的质量、轨道等等，然后请实验天文学家检验他的假设。由于行星P’太小了，甚至现有的最大的望远镜也不可能观察到它，这些实验天文学家便申请一笔研究专款以建造一架更大的望远镜。用了三年的时间，望远镜造好了。假如这个未知的行星P’被发现了，它就会当作牛顿科学的新胜利而受到欢呼。但是它没有被发现。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及其关于摄动行星的想法呢？不会的。他会提出有一团宇宙尘埃挡住了行星，使我们看不到它。他计算出这团宇宙尘埃的位置和性质，并申请一笔研究专款来发射一颗卫星以检验他的计算。假如卫星上的仪器记录下猜测中的那团宇宙尘埃是存在的，这一成果便会被当作牛顿科学的巨大胜利而受到欢呼，但并未发现这团宇宙尘埃，我们的科学家会不会放弃牛顿理论以及摄动行星和遮挡该行星的宇宙尘埃的想法呢？不会的。他会提出在宇宙的这个区域中有磁场干扰了卫星上的仪器。于是又发射了一颗新卫星。假如这个磁场被发现了，牛顿论者们便会庆祝一个惊人的胜利。但磁场并未被发现。这会被认为是对牛顿科学的反驳吗？不会的。他们或者会提出另一个更加巧妙的辅助假说，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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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强调指出：“这个故事强烈地给人启迪，即使是最受敬重的科学理论，如牛顿的动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也可能无法禁止任何可观察的事况。”也就是说，波普尔所说的“判决性实验”与“即时证伪”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因为，“科学理论通常被认为包含着一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遭到反驳的总是一个特定理论和这一条件。但这种反驳并不与这个受检验的特定理论相矛盾，因为用另一个不同的条件来代替这个假定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条件，总能够保留这个特定的理论”（同前，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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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拉卡托斯看来，一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就是：“独断证伪主义的‘无情的’证伪程序便崩溃了，因为主要目标仍然令人失望地难以确立。”（同前，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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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科学理论的复杂结构使得任何绝对的证伪变得完全不可能。这也是奎因的“科学整体论”的一个主要内涵，而且，奎因的批判对象并不只限于证伪主义，也包括证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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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奎因的“科学整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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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科学语言同时包含“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这样一个论断，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出直接的证伪是不可能的，因为“理论概念”的主要特征，即在于其意义不可能通过与可观察对象或过程的直接联系得到说明，而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所谓的“对应法则”得到间接的解释。具体地说，“对应法则”不能理解成是在各个“理论概念”与“观察概念”之间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正是“彻底的还原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但又公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恰恰相反，这只是从总体上在“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之间建立起了一定联系。也正由于“理论语言”与“观察语言”的区分事实上就是将分析的基本单位由各个具体的命题转移到了整个理论，因此，对于理论命题的直接证伪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只需作出适当的调整，我们总可以使得相关理论中的某些部分事实上处于“免于证伪”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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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地说，这也正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W.V.Quine，1908—）所主张的“科学整体论”的基本立场。奎因并从这一立场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直接批评：“还原论的教条残存于这个假定之中，即认为每个陈述孤立地看，是完全可以接受验证或否证的。”与此相对立，奎因认为“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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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就可以引出如下结论：由于任何科学命题都包含有一定的辅助性假设和先决条件，并用到了一定的数学工具，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即使一个很靠近外围的陈述面对着顽强不屈的经验，也可以借口发生梦幻或者修改被称为逻辑规律的那一类的某些陈述而被认为是真的。反之，由于同样原因，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改的”（同前，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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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如果仍然沿用康德的表述，我们在此也就必须对波普尔所作的“修正”（“我们可以大胆地去提出各种猜想，但自然界经常大声地说：不对！”）作进一步的修正：“自然界或许会喊不对，但人类的智慧可能永远都能喊得更响。有了足够的智慧和某种运气，任何理论，即使是错误的理论，都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辩护。”（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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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对经验主义的直接冲击以外，“科学整体论”还有其他一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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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科学整体论”不仅体现关于科学不同分支（特别是，数学与一般自然科学，这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所谓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是站不住脚的，也体现在所谓的“形而上学”与科学之间也很难作出严格的区分。就如奎因本人所指出的：由于科学整体论，“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变得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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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奎因的以下论述：“就我自己而言，作为非专业的物理学家，我确实相信物理对象而不相信荷马的诸神，而且我认为不那样相信，便是科学上的错误。但就认识论的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类上的不同。……从认识论上说，这些是同物理对象与诸神处在同一地位的神话，既不更好些，也不更坏些，只是在促使我们同感觉经验打交道的进展程度上有差别。”（《从逻辑的观点看》，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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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奎因已经转向了相对主义，恰恰相反，这事实上就关系到了“科学整体论”的另一个后果：转向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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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因说：“关于有没有类的争论好像更是一个方便的概念系统的问题；关于有没有半人半马怪物或埃尔姆大街上有没有砖房子的争论好像更是一个事实问题。但我一向极力主张这个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它取决于我们宁可调整科学织造物的这一股绳而非另一股以适应某些特定的顽强的经验这个模糊的实用倾向。”“卡尔纳普、刘易斯等人在选择语言形式、科学结构的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立场；但他们的实用主义在分析的和综合的之间的想象的分界线上停止了。我否定这样一条分界线因而造成一种更彻底的实用主义。每个人都被给予一份科学遗产，加上感官刺激的不断的袭击；在修改他的科学遗产以便适合于他的不断的感觉提示时，给他以指导的那些考虑凡属合理的，都是实用的。”（同前，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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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哲学界诸多经验主义者，特别是卡尔纳普等人所实际经历的思想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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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经验主义的直接冲击以外，“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等科学哲学现代研究成果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具体地说，由于这些成果清楚地体现了科学活动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它不可能简单地被纳入某个固定的认识模式，或是用某个现成的方法论彻底地予以说明，从而也就为社会、文化、政治等传统认识下的“非理性成分”进入科学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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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具体地说，“科学活动不确定性”的一个直接结论，就是各种所谓的“非理性成分”或“外部因素”在实际科学活动中不仅不可能被彻底清除，而且具有与“内部因素”同样的重要性，如果不说更为重要的话。事实上这也正是现代所谓的“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基本立场，从而也就对“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这既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构成了直接威胁，对此我们将在第三部分作具体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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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基切尔（P.Kitcher）的“四个教条说”。基切尔指出：“几种思想被戏剧性地夸张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产生出后现代科学元勘[8]（science studies）中的四个教条。”具体地说，就是这样几个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1）观察的理论负载；（2）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3）信念的多样性；（4）“行动者范畴”与历史的写作。进而，由基切尔所论及的这样“四个教条”我们也就可以初步理解究竟什么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立场和主要特征：（1）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存在什么真理；（2）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为科学元勘辩护”，克瑞杰主编，《沙滩上的房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5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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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除了“理论渗透观察”与“科学整体论”（基切尔分别称为“观察的理论负载”与“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以外，基切尔在此还提到了“信念的多样性”和“行动者范畴”这样两种思想。那么，它们的具体涵义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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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所谓“行动者范畴”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现代研究中的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即认为就实际的科学活动而言，科学家的任何做法都是应当允许的，就如费耶阿本德的名言“怎么都行”（对此我们将在第八讲中作具体介绍）。“信念的多样性”则是指，“即使就观察这种最为基本、最为直截了当的活动而言，事实上也不简单”，因为其中往往有一个后天的学习或者说“规范化”的过程：人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包括在共同体中的生活与工作，逐步学会了究竟应当如何去进行观察，或者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观察。而不同的共同体则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规范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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