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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则代表了另一种范式，这种“现代物理学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的“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范式”直接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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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观世界是非决定论的，即满足统计规律，我们所能预言的不是粒子的位置，而是在某个位置出现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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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必须代之以相对论的时空观。运动的尺缩短，运动的钟变慢。时间只是运动存在的形式，它与物质运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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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论是实物粒子或场，都具有波粒二象性，能量可以是不连续分布的，每个能量子的能量与其频率成正比：E＝hγ（h为普朗克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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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物体的质量随速度增加而增加，服从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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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子可分割为核和电子，核可以分为质子和中子，中子又分为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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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伽利略速度叠加原理对光不适用，有光速不变原理。（详见解世雄，《物理文化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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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170110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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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学发展的不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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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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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自身的发展，包括科学哲学的影响，科学知识不应被看成绝对真理，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一项共识。科学的发展更充满了革命，也即用一个对立的理论去取代原先的理论。这就正如李克特所指出的，“科学一贯沿着增加自然知识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而，新的科学概念不是简单地‘添加在’旧概念之上，而常常是取代后者，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非积累的或不连续的。”（《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三联书店，1989，第170页）另外，英国学者哈耶克也曾明确指出：“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忙于修改人们所持有的世界图式，在它看来这种图式永远只是暂时性的。”（《科学的反革命》，译林出版社，2003，第16页）后一观点与波普尔的基本立场显然也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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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是否应当像波普尔（特别是早期的波普尔）那样唯一地去强调科学发展的不连续性（间断性），以致完全否定了连续性同样应当看成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或者说，科学的无限发展是在证伪与证实的辩证运动中得以实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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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具体地论证了连续性与间断性同样都应看作科学发展的重要特性，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一角度作出“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区分。总体上说，我们可就科学的发展过程总结出如下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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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库恩的观点，所谓“前科学”是指这样的时期：这时在相应的研究领域中还没有形成某种“单一的、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范式，恰恰相反，出现的是“学派林立”的局面，从而还不能认为已经形成了真正的科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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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科学时期”相对照，如果在某个研究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单一的、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一种范式，就体现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这时人们的主要工作可形容为“范式指导下的解谜活动”（puzzles solving），即以共同体一致认同的方法去求解共同体一致认为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常规科学”主要是在相应范式实际界定的框架内进行的，研究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发现反例，也不是为了创造新的理论，而只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去验证和应用相应的范式——如果某人不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就应被归结为个人能力的不足，而不应因此对相应的范式产生怀疑——这也说明了库恩何以会使用“解谜”而不是“问题解决”这样一个更常见的术语来形容常规意义上的科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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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谜活动”事实上也是范式的不断完善和精确化，包括通过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共同体积累起了更多的范例——由此可见，在范式与实际科学活动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对于共同体成员而言，范式的吸引力则又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承诺”：“一种借助于所选择的、但又绝非完备的实例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成功的承诺。”也就是说，只要按照范式，特别是诸多范例去进行工作，就一定可以获得专业上的成功。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库恩写道：“常规科学就是对于这种承诺的一种实现。”（《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2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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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科学革命”，则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同前，第85页）。“反常与科学危机”则可看成“科学革命”的必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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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科学危机”主要是指在共同体中出现了这样的信仰危机：由于“反例”的积累人们逐渐对于原先占据支配地位的范式产生了怀疑和不满，“部分人逐渐感觉到：他们无法利用现有范式有效地探究自然界的某一方面，而以前范式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是起引导作用的”。也正因此，与原先的“单一性”相对立，在“危机时期”往往会出现多种不同的范式并存的局面：“起初对阻碍问题的进攻，都还能相当密切地遵循范式规则。但由于阻碍继续存在，越来越多的进攻就会包含着对范式作某些小的或者不那么小的修改，这些修改各不相同，各显其能，但没有一个会成功到足以让团体当作范式来接受。随着这种发散的修改增多，常规科学的规则也就越来越模糊，……”再者，“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以作为解开他们领域中的谜的工具”，而“常规科学通常与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段距离”——这事实上也可以看成出现“科学危机”的又一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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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科学家面临反常或危机，都要对现存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做的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相互竞争的方案的增加，做任何尝试的意愿，明确不满的表示，对哲学的求助，对基础的争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常规研究转向非常规研究的征兆”（同前，第85，76，81，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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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学革命”，则是指一种新的范式完全取代原先的范式占据了主导地位。库恩之所以将这种发展称为“革命”，则是为了突出这种发展的不连续性，也就是说，新旧范式往往是完全不相容的。库恩写道：“如果形势需要新理论，以解决因旧理论与自然界不相应而出现的反常，那么一个成功的新理论必然作出某些与旧理论不同的预言。如果两者在逻辑上是相容的，则这种差别就不可能存在。在同化反常的过程，新理论势必取代旧理论。”（同前，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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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全不相容性”这样一个特征以外，库恩还突出强调了新旧范式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不可比较性）。由于这直接关系到科学领域中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我们将在下一节中作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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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还依据共性与个体的辩证关系对科学革命的具体机制进行了说明：尽管范式是指共同体成员共有的观念和信念，但我们又不应把科学共同体看成铁板一块，也即其各个成员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观念和信念，毋宁说，在共同体的各个成员之间必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各个科学家与共同体的联系可能有紧有松，不同成员在观念和信念的稳定程度上也不尽相同。在库恩看来，共性与差异性的这种辩证关系就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因为，如果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置已有传统于不顾，而是随心所欲地去从事新的“研究”，那么，不仅科学的发展将不再具有任何连续性，科学学本身也将丧失其作为一门科学所必须具有的“客观性”；反之，如果共同体的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顽固地”坚持已有的传统，在科学中也就不可能有重大突破，包括范式的根本性变化。库恩写道：“个人的差异性在应用共有价值时，可能对科学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如果共同体的全部成员把每个反常都当作危机的起源，或去接受同事提出的每个新理论，科学也就终结了。另一方面，如果没人愿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对反常现象或带着新标记的理论作出反应，也就很少或干脆不会有革命了。”（同前，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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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新范式支配地位的确立就意味着科学的发展又重新进入了新的常规科学时期，这时连续性也就重新取代间断性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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