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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范式都会把世界看成是由不同种类的东西构成的。亚里士多德的范式认为，宇宙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不可败坏、永不变化的月上区和容易破坏的、不断变化的地区。后来的范式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相同的几种物质构成的。拉瓦锡以前的化学包含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燃素的东西会在物质燃烧前被释放出来。拉瓦锡的新的范式却认为并没有燃素这样的东西，而氧这种气体却是存在的，并且在燃烧中起着十分不同的作用。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包含一种占据着所有空间的以太，而爱因斯坦对电磁理论的根本改造消除了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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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对立的范式会把不同种类的问题看成是合理或有意义的，关于燃素的重量的问题对于主张燃素理论的科学家是重要的，对于拉瓦锡却毫无意义。关于行星质量的问题，对牛顿派是根本性的，对亚里士多德派却是异端邪说。相对于以太的地球速度问题，对于爱因斯坦以前的物理学家曾具有深刻的意义，爱因斯坦却使之烟消云散。正像会提出各不相同的问题一样，不同的规范也包含着各不相同、互不相容的标准。没有得到解释的超距作用，在牛顿派中是被容许的，却被笛卡尔派认为是形而上学甚至是迷信而不予理睬。没有原因的运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在牛顿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元素的嬗变在现代核物理学中（正像在中世纪炼金术中那样）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和道尔顿原子论的目的却是南辕北辙。现代微观物理学中有不少可描述的现象包含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牛顿纲领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第10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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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不相容性”相比较，“不可通约性”应当说是一个更为极端的断言：这不仅是指两个互相对立的范式不可能同时为真，而且指两者的相互理解根本不可能，从而也就是完全不可比较的。库恩经常采用的一个说法是：“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这就好像整个专业共同体突然被载运到另一个行星上去，在那儿他们过去所熟悉的物体突然显现在一种不同的光线中，并与他们不熟悉的物体结合在一起。”“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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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为了对自己的观点作清楚说明，与汉森一样，库恩也想到了用“双关图”（第四讲）作为“说明科学家世界的转变的基本原型”：“革命之前科学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先前从上面看到的是盒子的外观，后来却成了由下面看到的内部。……在科学革命的时候，……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由不同范式指导的学派间彼此多少总会有误解。”（同前，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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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森一样，库恩也突出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科学革命中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全部归结为对个别的不变的资料的重新诠释”，因为，“与其说那些拥抱了新范式的科学家像诠释者，倒不如说他们像戴上了反相眼镜的人，虽然他面对的是与过去相同的世界，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仍然发现这世界的许多细节彻底改变了”（同前，第110页）。当然，在库恩与汉森（以及所谓的“格式塔心理学”）之间也存在重要的不同：库恩所论及的“范式”不只涉及到了人们的直接经验（就格式塔心理学而言，就是知觉），而且包括科学活动的方方面面，或者更恰当地说，就是所有这些方面的整体性改变：“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的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作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移，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同前，第5—6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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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认为“范式完全不可比较”的主要原因是：不存在“中性的”或是更高层次的判断标准。例如，库恩指出：“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论点既不意味着不存在用以说服人的好的理由，也不意味着这些理由对团体来说并非最终决定性的。它甚至也不意味着据以选择的理由不同于科学哲学家通常所列举的，即精确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等。它所启示我们的，是这样的理由像价值那样起作用，因而是能为那些遵从它的个人或集体以不同方式运用。”也正因此，“一个理论对于另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成了辩论中无法证明的东西”。更形象地说，范式总是为自身辩护的：“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正由于“在这种部分带有循环论证的辩论中，每个范式都体现它多少符合自身预设的标准，却很少能满足对方的标准”，从而，最终所出现的就只能是“各说各话，无法沟通”的局面。（同前，第179，178，87，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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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库恩在此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革命前后的不同范式完全不可通约，那么，新的范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库恩看来，“双关图”的实例即已为此提供了直接解答，这就是：就个别的科学家而言，范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比拟为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或是宗教信仰的转变。另外，由于范式的“执著性”，就整个共同体而言，范式的转变就是更为长期的一个过程，并常常表现为新一代人对于老一代人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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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中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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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认为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分析为非理性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例如，基切尔在论及“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立场时，就将“信念的多元性”列为由科学哲学本身提供的直接论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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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当看到，库恩也明确强调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他写道：“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演进一样，是一个单向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谜能力。这并非一个相对主义立场，在它所显示的意义上，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同前，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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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库恩又是如何将自己关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的结论与对于“科学进步性”的确信很好地调和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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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恩看来，所谓的“解谜能力”即可看成为两个不同范式的比较提供了具体标准，也就是说，“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科学中的研究者，不论是将其看作一个团体或一些团体，基本上都是解谜者。虽然他们在做理论选择时所依据的价值，也来自他们工作的其他方面，但在这些价值相互冲突时，对一个科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居主导地位的标准，仍然是那种业已证明的确立和解决自然界提出的谜题的能力。”（同前，第184页）（除此以外，库恩还提出过关于理论选择的另外两个理由：第一，翻译的可能性：“当交流阻塞时，其参与者所能做的，就是把彼此看作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然后把自己当作翻译。”［同前，第181页］第二，如果说上述关于“范式必然为自己辩护”的论据可以看成明确区分“比较”与“接受”的一个直接结果，那么，在此显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无法理解，人们也可能愿意接受新的不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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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恩一贯反对一种传统观念：我们可以用“逼近真理”来对科学的进步作出直接说明。就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种观念常常会导致这样一种错误的解读，即认为库恩的立场为相对主义或者说科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库恩指出：“如果说这个立场就是相对主义，则我看不出相对主义在对科学的本质和发展的说明中丧失了什么。”当然，在如此断言的同时，库恩又明确地提出：“虽然将那个立场描述为相对主义的诱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描述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同前，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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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理解库恩的上述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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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即是对于各种预设主义，包括“方法论预设主义”（夏皮尔语）的明确反对。更具体地说，人们现已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统观念的明显局限性，就在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并认为科学活动是多变的、易谬的，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则是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与此相对立，人们现在更加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由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相互渗透的，因此，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革命性的变革，就必然会引起方法论原则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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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库恩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不能认为存在某种绝对不变的标准，借之我们即可清楚地说明科学的进步性，无论这是指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准则，或是传统的“真理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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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指出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曾经持有非理性主义观点，或是被认定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学者，最终都表现出了原有立场的软化，甚至重新转向了理性主义，或是明确声称自己并非相对主义者，而是科学进步论者，等等。例如，除库恩以外，费耶阿本德也是这方面的又一典型例子。另外，尽管人们常常将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归属于非理性主义，但就其实际发展而言，我们也可明显地看到所说的转变（详见第七讲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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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很多坚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学者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开放性。例如，波普尔后来也将“不能容忍不同的观念”看成科学研究中所应明确反对的“教条态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应当明确提倡理论的多元化：“智力上的教条主义正是科学的一个主要障碍。事实是，我们不仅应当通过讨论以保留不同理论的生命力，更应系统地去寻求新的不同理论，并为不存在不同的理论感到忧虑……如果一个理论变成了一种垄断，这时对于科学进步的危险就大大加强了。”（“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D.Rothbart（ed.），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Wadsworth，1998，第308页）另外，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对于“即时理性”的明确反对，多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以致费耶阿本德就将其称为“我的无政府主义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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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并不仅仅源自对象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也是因为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有意识活动必定包含多种不同的动力或相关因素，因此，我们在面对各种非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乃至各种基本立场具有明显错误性的研究工作时，就既不应对这种主要来自外部的冲击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也不应将如何能从理论高度彻底地揭示与驳倒其中的错误成分看成自己的唯一任务，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或启示性成分，并从这一角度去看待对立理论的存在及其相互斗争的意义。正如后SSK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所指出的：“冲撞激励我们在任何有意义的科学文化层面考察各种差异，激励我们理解更为有意义的各种差异的相互交织，不论这些差异是否存在于科学的表征层面。”（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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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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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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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后，什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什么又应被看成科学的本质等等，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另外，由于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论述被认为为非理性主义向科学领域的渗透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引发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斗争，也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发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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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中心问题的转移以外，新的阶段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而言，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变化。例如，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得到了凸显。这不仅是指历史的案例分析现已获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与传统的逻辑分析一样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基本方法，而且是指一种更高层面上的认识：科学史可以看成为具体检验科学哲学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理论应当如实反映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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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定位，亦即究竟何者应当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规范性的研究，还是描述性的研究？正如前面已提到的，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区分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一个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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