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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认为“范式完全不可比较”的主要原因是：不存在“中性的”或是更高层次的判断标准。例如，库恩指出：“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论点既不意味着不存在用以说服人的好的理由，也不意味着这些理由对团体来说并非最终决定性的。它甚至也不意味着据以选择的理由不同于科学哲学家通常所列举的，即精确性、简单性、有效性等等。它所启示我们的，是这样的理由像价值那样起作用，因而是能为那些遵从它的个人或集体以不同方式运用。”也正因此，“一个理论对于另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成了辩论中无法证明的东西”。更形象地说，范式总是为自身辩护的：“当不同范式在范式选择中彼此竞争、互相辩驳时，每一个范式都同时是论证的起点和终点。每一学派都用它自己的范式去为这一范式辩护。”正由于“在这种部分带有循环论证的辩论中，每个范式都体现它多少符合自身预设的标准，却很少能满足对方的标准”，从而，最终所出现的就只能是“各说各话，无法沟通”的局面。（同前，第179，178，87，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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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库恩在此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革命前后的不同范式完全不可通约，那么，新的范式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库恩看来，“双关图”的实例即已为此提供了直接解答，这就是：就个别的科学家而言，范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比拟为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或是宗教信仰的转变。另外，由于范式的“执著性”，就整个共同体而言，范式的转变就是更为长期的一个过程，并常常表现为新一代人对于老一代人的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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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中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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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认为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分析为非理性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例如，基切尔在论及“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基本立场时，就将“信念的多元性”列为由科学哲学本身提供的直接论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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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当看到，库恩也明确强调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他写道：“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的演进一样，是一个单向性的不可逆的过程。后期的科学理论在一个常常大不相同的应用环境中，较先前的理论表现出更好的解谜能力。这并非一个相对主义立场，在它所显示的意义上，我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同前，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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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库恩又是如何将自己关于“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的结论与对于“科学进步性”的确信很好地调和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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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恩看来，所谓的“解谜能力”即可看成为两个不同范式的比较提供了具体标准，也就是说，“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科学中的研究者，不论是将其看作一个团体或一些团体，基本上都是解谜者。虽然他们在做理论选择时所依据的价值，也来自他们工作的其他方面，但在这些价值相互冲突时，对一个科学团体的大部分成员来说，居主导地位的标准，仍然是那种业已证明的确立和解决自然界提出的谜题的能力。”（同前，第184页）（除此以外，库恩还提出过关于理论选择的另外两个理由：第一，翻译的可能性：“当交流阻塞时，其参与者所能做的，就是把彼此看作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然后把自己当作翻译。”［同前，第181页］第二，如果说上述关于“范式必然为自己辩护”的论据可以看成明确区分“比较”与“接受”的一个直接结果，那么，在此显然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无法理解，人们也可能愿意接受新的不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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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恩一贯反对一种传统观念：我们可以用“逼近真理”来对科学的进步作出直接说明。就我们目前的论题而言，这种观念常常会导致这样一种错误的解读，即认为库恩的立场为相对主义或者说科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库恩指出：“如果说这个立场就是相对主义，则我看不出相对主义在对科学的本质和发展的说明中丧失了什么。”当然，在如此断言的同时，库恩又明确地提出：“虽然将那个立场描述为相对主义的诱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描述在我看来是错误的。”（同前，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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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理解库恩的上述立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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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即是对于各种预设主义，包括“方法论预设主义”（夏皮尔语）的明确反对。更具体地说，人们现已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传统观念的明显局限性，就在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并认为科学活动是多变的、易谬的，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则是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与此相对立，人们现在更加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由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相互渗透的，因此，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革命性的变革，就必然会引起方法论原则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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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库恩给予我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启示，即是不能认为存在某种绝对不变的标准，借之我们即可清楚地说明科学的进步性，无论这是指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准则，或是传统的“真理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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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指出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许多曾经持有非理性主义观点，或是被认定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学者，最终都表现出了原有立场的软化，甚至重新转向了理性主义，或是明确声称自己并非相对主义者，而是科学进步论者，等等。例如，除库恩以外，费耶阿本德也是这方面的又一典型例子。另外，尽管人们常常将所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归属于非理性主义，但就其实际发展而言，我们也可明显地看到所说的转变（详见第七讲和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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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很多坚持理性主义立场的学者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开放性。例如，波普尔后来也将“不能容忍不同的观念”看成科学研究中所应明确反对的“教条态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并主张在科学研究中应当明确提倡理论的多元化：“智力上的教条主义正是科学的一个主要障碍。事实是，我们不仅应当通过讨论以保留不同理论的生命力，更应系统地去寻求新的不同理论，并为不存在不同的理论感到忧虑……如果一个理论变成了一种垄断，这时对于科学进步的危险就大大加强了。”（“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D.Rothbart（ed.），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Wadsworth，1998，第308页）另外，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对于“即时理性”的明确反对，多少也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以致费耶阿本德就将其称为“我的无政府主义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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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并不仅仅源自对象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也是因为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有意识活动必定包含多种不同的动力或相关因素，因此，我们在面对各种非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乃至各种基本立场具有明显错误性的研究工作时，就既不应对这种主要来自外部的冲击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也不应将如何能从理论高度彻底地揭示与驳倒其中的错误成分看成自己的唯一任务，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如何能够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或启示性成分，并从这一角度去看待对立理论的存在及其相互斗争的意义。正如后SSK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所指出的：“冲撞激励我们在任何有意义的科学文化层面考察各种差异，激励我们理解更为有意义的各种差异的相互交织，不论这些差异是否存在于科学的表征层面。”（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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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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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哲学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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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后，什么是科学发展的基本模式、什么又应被看成科学的本质等等，已经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另外，由于库恩关于“范式不可通约性”的论述被认为为非理性主义向科学领域的渗透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引发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长期斗争，也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科学发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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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中心问题的转移以外，新的阶段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而言，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变化。例如，科学史对于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得到了凸显。这不仅是指历史的案例分析现已获得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从而与传统的逻辑分析一样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基本方法，而且是指一种更高层面上的认识：科学史可以看成为具体检验科学哲学理论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理论应当如实反映科学发展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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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直接关系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定位，亦即究竟何者应当被看成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是规范性的研究，还是描述性的研究？正如前面已提到的，这事实上也正是人们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区分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一个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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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科学革命的结构》“译后记”中的一段话，堪称对于库恩及其著作十分恰当的评价：“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被公认为是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它的出版成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它无疑已导致了科学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意义和活力。任何一位想要了解科学及其演变的本质的人，不能不读一读这本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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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的研究方向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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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对于逻辑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的超越以外，我们还应从更大范围去认识库恩的贡献：《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开拓了全新的方向或领域，从而就标志着科学哲学的研究即将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亦即“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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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库恩也为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深入从事科学的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说先前的科学哲学研究主要突出了“理性人”的研究视角，那么，库恩的重要贡献就是清楚地指明了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人”和“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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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就为我们很好解决“个人的发明创造”是如何转化成“客观知识”的这一问题（第三讲第四节）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主要就取决于这种创造能否取得相应共同体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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