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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一般地说，由于“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就使得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凸显，因此，社会学的概念与方法向科学领域的渗透也就不可避免。也正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诸多学者对于库恩的工作就都持有十分推崇的态度。例如，皮克林就曾明确指出：“是库恩……为清理和重新认识科学的新的学术潮流开辟了道路。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SSK方向的研究工作开始日渐强调科学知识的人类的和社会性的创造和使用的重要性。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这些要素都被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以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方式与科学有机结合。”（《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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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库恩关于“范式”的内涵及其对于科学活动重要性的分析，显然清楚地体现了观念和信念对于人们认识活动的重要影响。由于范式通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概括和表述，相应共同体中的成员对于所说的范式往往也不具有自觉的认识，范式的学习或继承更主要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库恩的相关研究也就可以看成关于科学的一种文化研究，即提供了关于科学本质的一种文化理解。而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批判最为重要的一项内涵，就是具体地考察了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社会普通成员在观念、信念（更为一般地说，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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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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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库恩关于范式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何学习和继承传统的直接启示：由于范式主要是通过范例得到表现的，因此，比起其他成分来，我们就应更加重视“范例”的学习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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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库恩看来，我们就应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做习题”与“实际观看和参与实验”的意义：“学生在做完许多习题后，再多做一些或许只能增加其熟练性。但在一开始及稍后一些时间里，做习题是在学习关于自然界的重要东西。没有这样的范例，他前面学过的定律和理论就没有什么经验内容。”以牛顿动力学的学习而言，学生之所以能够理解“力”、“质量”、“加速度”等概念，主要不是因为教科书中对这些概念所下的定义，而是因为学生们亲自观看或参与了利用这些概念来解释或解决实际问题，正是通过这些实例（包括笔算作业和实验操作）学生们才真正做到了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与掌握。按照库恩的观点，范例的重要性显然就在于：“在完成一定数量的这种（彼此间可能差异很大）练习后，他就能像其专家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一样，用一个处于同一格式塔［范式］的科学家的眼光，去观察所遇到的情形。对他来说，它们已不再是训练之初遇到时的那种情形，同时他自己也练就了一种久经考验并为团体所认同的观察方式。”（《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8—170页）也就是说，他已经真正成为了相应共同体的合格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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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库恩也提示我们，相对于对各个哲学家具体思想的学习，我们显然应更加重视对于整体性哲学研究传统或研究范式的学习和继承，包括通过认真总结、比较与反思，作出必要的批判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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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自己的研究工作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比如他曾谈到他本人和波普尔之间的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成果的逻辑结构。由此我们都强调只有科学实际发展的事实和精神才是合法材料，因而我们都常常到历史中去找材料。在这个共同的材料库中，我们得出许多共同的结论。我们都反对科学通过累加而进步的观点，都强调新理论抛弃并取代了与之不相容的旧理论的过程，都特别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旧理论由于对付不了逻辑、实验、观察的挑战所起的作用。最后，卡尔爵士和我还一起反对经验实证主义的一些主要观点。”（《必要的张力》，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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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我们不妨把哲学学习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或水平：第一，主要集中不同观点的比较；第二，集中到“问题”，也即如何能够准确地去把握主要的研究问题，并能以此为中心对各种不同观点作出必要的梳理，包括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分歧与难点；第三，在上述基础上，尝试着作出自己的独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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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六讲 整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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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研究乃至一般哲学研究的一个长期传统，就是特别重视辩证思想的指导与应用。本讲中我们将首先依据波普尔、库恩等人的工作对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作出具体分析。其次，则是对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一个具体介绍：除去其直接的意义以外，它也可看成以辩证整合为基础作出新的创造性工作的一个实例。最后，将简要介绍拉卡托斯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辩证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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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哲学与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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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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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讲关于科学哲学现代发展的介绍，显然已清楚地体现了对于“素朴科学观念”，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主要代表的“经典科学观”，作出自觉反思和必要批判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注意防止一种简单化的观点，即认为所需要就是用相反的观点去完全取代原先的观点，就像由唯一注重“证实”转而向唯一强调“证伪”，由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转向唯一强调科学发展的间断性，由突出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转向“怎么都行”，等等；更不能像怀疑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那样，去绝对地否定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或是认定科学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恰恰相反，“科学观念必要更新”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应当不断增强自身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并切实防止与纠正任何一种可能的片面性或绝对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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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应突出强调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并应当从这一角度更为深入地去理解与把握科学哲学大师们研究工作的意义。除前面所提及的观察与理论、证实与证伪、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规范与超越等环节的对立统一以外，我们还可从其他一些方面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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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就直接涉及到了如下的种种对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个体与群体，知识与观（信）念，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理性与非理性，抽象性与具体性（范式与范例），共性与个性（差异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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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就逻辑实证主义而言，就只有借助“还原（化归）”与“建构”、“局部”与“整体”这样两对范畴去进行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究竟什么是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为自己设立的整体目标；而依据“科学”与“元科学”的辩证关系，我们则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想的实际演变，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基本立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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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提示我们，要十分重视从辩证的角度很好地去把握反映与建构、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等对立的范畴（详见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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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中国科学哲学研究的一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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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以外，我们还可在其他方面看到辩证思维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我国的科学哲学工作者就往往倾向于将国外的整体发展归结为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或阵营，并特别重视如何从辩证的角度对之作出综合分析，从而通过清楚地指明对立双方的局限性或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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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就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人们往往特别强调逻辑主义学派与历史主义学派的对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将注意力逐步转向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并往往会按照这样的二分对西方各个主要的科学哲学家作出具体归类，并从整体上指明对于对立双方加以辩证整合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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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工作当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在西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做法或立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西方科学哲学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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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劳丹、夏皮尔等），一方面坚持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即认为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应当如实反映科学活动的真实面貌，并以科学史作为检验科学哲学理论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又明确地采取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从而也就与早期的历史主义者所经常表现出来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划清了界线。另外，与先前关于科学与科学方法论（或者说，元科学）的绝对二分相对立，这一时期的科学哲学家也普遍地认为这两者不应被看成绝对地互不相干的。他们主张，科学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科学方法论的重要变化，将科学方法论的各个原则看成固定不变、完全不可违背的，乃是“方法论的预设主义”的一种表现，应当彻底地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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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的一个整体发展趋势是：不少学者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是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既指早期的、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要代表的科学哲学研究，也包括“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直接相对立的，而且也认识到了努力实现两者的辩证整合，应是进一步工作的主要目标（这也正是所谓的“后SSK”的一个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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