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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西方的相关研究为对照、明确肯定辩证思维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指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内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些明显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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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往往集中于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与评论，并以强调对立双方的辩证整合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立场或主要特点，但后一点通常只是停留于笼统的理论主张，很少能够看到具体工作，甚至很少有人对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辩证整合”作出认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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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因为此，尽管我们的科学哲学研究往往显得面面俱到、十分合理，却看不到真正的创造性工作；特别是，“辩证整合”往往意味着与对立双方始终处于同一水平，却未能通过新的创造性工作上升到一个更高水平，从而也就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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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还是可以由西方学者的一些工作获得有益的启示。下面就具体介绍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由后SSK代表人物之一皮克林的相关工作我们也可获得同样的启示；详见第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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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1701107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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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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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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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既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最为基本的立场，也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当然，这里所说的整合也意味着对于这两者各自缺点的批判或纠正。通过直接的比照我们即可很好地理解拉卡托斯的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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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与波普尔最为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明确地采取了理性主义的立场，也即认为科学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并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论对此作出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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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与波普尔的不同之处，则主要表现于他对证伪主义立场的直接批判，特别是认为波普尔所主张的“即时证伪”并不可取。拉卡托斯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应当说受到了各方面研究成果的重要影响，主要包括：第一，所谓的“中性事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经验事实必然具有一定的理论负荷，从而在事实与理论发生冲突时，就未必是理论有错，也可能是事实有错。第二，“科学整体论”，亦即：只要对其他成分（辅助性假设、前提条件等）作出足够的调整，任何命题都可看成不可证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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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对于拉卡托斯的影响表现于这样一点：作为科学的具体分析，我们不仅应当着眼于科学活动的“显性成分”，而且应当高度重视科学活动的“隐性成分”。事实上，在一些学者看来，拉卡托斯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在很大程度上就可看成库恩的“范式”的一个翻版，尽管前者应当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概念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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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与库恩之间的不同点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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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与库恩相对立，拉卡托斯明确反对关于“常规科学时期”与“革命时期”的绝对区分，并认为由于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对立理论的斗争，因此库恩所说的一种范式独霸的局面根本不存在；而且，在拉卡托斯看来，不同理论的竞争开始得越早，对科学也就越有利。不难看出，这其中有对于波普尔所大力倡导的“批判精神”的直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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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库恩相比，拉卡托斯更为明确地肯定科学是一种理性的事业，特别是，科学发展的合理性就表现于不同理论（如果采用拉卡托斯的术语，就是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之间的理性选择，对此我们可用方法论的原则作出清楚说明。显然，拉卡托斯直接继承了波普尔在这方面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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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拉卡托斯在科学哲学领域的工作可视为对于波普尔与库恩相关思想的一种辩证整合。拉卡托斯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立场，也与他的成长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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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托斯（I.Lakatos，1922—1974）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反纳粹的抵抗运动，战后去莫斯科大学学习，1947至1950年曾担任匈牙利教育部的高级官员。尽管拉卡托斯后来因政治问题被捕入狱，更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逃往西方，但早年的经历无可避免地会对他的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拉卡托斯的以下论述属于数学哲学的范围，但仍然清楚地体现了辩证思维对他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直接采用“辩证法”一词在西方哲学界应当说还是较为少见的：“启发法所涉及的是数学的自身的辩证法，尽管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通过历史的理性重建它才能研究自己的对象。”（I.Lakatos，Proofs and Refutations—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ed. by J.Worrall & E.Zah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第146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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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数学发现的逻辑”到“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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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工作的实际开展而言，拉卡托斯显然必须首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为波普尔与库恩科学哲学思想的辩证整合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在这里，拉卡托斯先前所从事的数学哲学研究为他后来创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工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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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拉卡托斯在实际转向科学哲学前曾长期从事数学哲学与数学方法论的专门研究。例如，在1953年因政治问题入狱三年以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数学名著，其中包括著名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波利亚在数学方法论方面的一些名著——从历史的角度看，正是这些著作为数学方法论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决定了这种研究的启发法性质。其后，在逃往西方、特别在英国定居以后，拉卡托斯又主要从事了数学哲学与数学史的专门研究，例如，他的博士论文《证明与反驳——数学发现的逻辑》就被认为是数学史（以及一般科学史）研究的一个范例。除此以外，拉卡托斯还曾在数学哲学领域发表了不少论文，他所倡导的“拟经验的数学观”也被认为标志着数学哲学的研究已经摆脱“悲观和停滞的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详见ZhengYuxin［郑毓信］，“The Revolution in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Logique et Analyse，1997（158）；或郑毓信、李国伟，《数学哲学中的革命》，［台湾］九章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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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拉卡托斯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一次科学哲学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波普尔与库恩及其他一些科学哲学家围绕“批判与知识的增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包括有关“什么是科学的本质”的激烈争论，这给拉卡托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拉卡托斯又与马斯格雷夫一起担任了这次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事实上就成为了拉卡托斯由数学哲学转向科学哲学的实际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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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下两个示意图[14]，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出拉卡托斯的研究与其他一些研究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数学发现的逻辑”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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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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