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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彭加莱的上述论点也是很多学者所明确赞同的。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现代实验心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Fechner）关于思维活动的如下比喻：我们可以把全部思维比喻成一座冰山，它仅有一小部分浮现于有意识的表面，并为自觉的思维之风所驱动，而主要地则是由水面之下的隐藏思潮所推动的。现代实验心理学另一主要创建者、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也认为：“无意识思维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这样的一个未知者：它为我们从事创造和生产，最终却将成熟的果实投入我们的怀抱。”（A.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Pan Books Ltd.，1975，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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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无意识的思维活动究竟为什么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呢？在很多学者看来，这主要是因为无意识思维与有意识思维相比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也即不像有意识思维活动那样容易受到各种条条框框（包括逻辑、方法论，乃至习惯、传统等）的束缚，就像做梦一样。这些束缚也正是通常所谓的“思维的惰性”（conceptual momentum）的一个重要涵义。就像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所指出的：“当我们面对新问题时，总是背负着旧观念和旧词汇的包袱，这不只包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语汇，也包括长年以来证明有用的观念……”（J.Oppenheimer，“Communic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cience，1963，Vol.124）与此相对照，由于无意识思维经常地表现为形象思维而不是概念思维（例如，人们常常会说：“我感觉到了，但我说不出来！”），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就“为创造性思维带来了更大的自由性和能动性”（A.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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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直接性”、“自发性”和“不可解释性”等可看成直觉（包括所谓的“审美直觉”）最为明显的一些特征[18]，因此，科学方法论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能切实促成由无意识思维活动向有意识思维活动的重要转变，也即如何能够使得发明创造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因为，不然的话，就如著名科学哲学家波兰尼（M.Polanyi）所指出的，所有方法论的研究，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其意义都必定十分有限：“如果不承认其中具有引人入胜的美和令人着迷的奥秘，我们是无法真正道出我们接受这样的理论的原因的。然而，以主客观互相分离为基础的流行的科学观，却追求——并且必须不惜代价地追求——从科学中把这些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理论鉴定清除，或者至少要把它们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小到可以忽略的附属地位，因为现代人为知识所建立的理想是：自然科学的观念应该是种种陈述的集合，它是‘客观的’，它的实物完全由观察决定，尽管它的表述可以由习惯形成。”“但若必须承认对大自然的合理性之直觉也是科学理论的一个合乎道理的、确实必要的部分，那么，这一观念就会破灭。”（波兰尼，《个人知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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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从后一角度去理解费耶阿本德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工作从一个建设性的角度十分清楚地指明：我们不仅应当明确承认无意识的思维活动在发明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也应更为明确地去肯定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并且敢于在必要时突破任何一种方法论框架的束缚。以下就对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作具体介绍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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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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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4—1994）是西方科学哲学界公认的“怪杰”：所谓“怪”，是指他的一些主要研究结论往往与科学哲学界的公认观点直接相违背；所谓“杰”，则是指他的分析论述常常十分精辟，思想的深刻更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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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1975）是费耶阿本德在科学方法论方面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由于该书最早的形式只是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的一些私人信件（当时他们正准备合写一本书，在其中，费耶阿本德将对理性主义进行抨击，拉卡托斯则将重申这种观点并为之辩护）[19]，后因拉卡托斯过早去世费耶阿本德才将这些文稿单独成书出版，因此在阅读时读者往往会感到较为困难。有鉴于此，这里将从一个特殊角度对此作出介绍分析，即主要集中于这样三个论点：第一，各种已有的方法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科学不需要任何一种方法论，科学研究也根本不可能予以彻底的规范化；第三，人文观点的渗透以及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这一解读事实上是对于费耶阿本德相关思想的一种“重构”，希望这一做法不仅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也能为我们如何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提供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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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对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作具体介绍前，有必要首先指明这些工作的一个背景：由于对方法论的高度重视是“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不同的科学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或主张，相互之间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对于科学史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也可看成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特征，也就是说，不少科学哲学家都力图通过发现科学史上的众多“正例”来证明自己在科学方法论问题上的基本主张的正确性，同时也借助科学史中的“反例”来驳倒争论的对手。但是，正如查尔默斯指出的：“给予科学史愈来愈多的注意已是科学方法理论的现代发展的一个特征。对许多科学哲学家来说，这样做产生的令人困惑的结果之一是，平常被认为是重大进展标志的科学史中的那些事件，无论是伽利略、牛顿、达尔文还是爱因斯坦的革新，都不是用哲学家所典型描述的那些方法产生出来的。”（《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第6—7页）就此而言，在科学哲学的现代研究中出现一些较为极端的观点也就十分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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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有方法论的批判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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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耶阿本德的论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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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科学方法论的现代研究而言，应当说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或理论主张，相互之间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学者希望对所有已知的方法论同时作出批判，显然就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就此而言，费耶阿本德所主要关注的并非各个具体的科学方法论，而是它们的共同点，这也就是所谓的“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前者是指科学理论应与经验事实（被认为是完全可靠的）一致；后者则是指新的工作应与公认的理论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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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相应的批判性工作而言，我们还可区分出两个不同的视角，而这事实上也映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研究的两个不同定位：第一，主要着眼于相关的方法论能否被看成科学实际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也即主要着眼于科学方法论的描述功能。第二，主要着眼于相关的方法论能否被看成对于科学活动的合理规范，从而就不十分关注这一理论是否如实地反映了科学发展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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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深入地说，我们在此甚至还可作“较强意义上的批判”与“较弱意义上的批判”的区分。就描述性的研究而言，所谓“较强意义上的批判”就是指如何能在科学史上找到与所论及的科学方法论直接相冲突的若干“反例”，同时又具体地去指明“正例”根本不可能存在；与此相对，“较弱意义上的批判”则仅仅集中于寻找“反例”，从而体现相关的科学方法论不能被看成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真实写照，却并不关注是否也可找到“正例”。就规范性的视角而言，“较强意义上的批判”则是指相关的方法论只会损害科学的发展，而不具有任何的积极意义；与此相对，“较弱意义上的批判”则是指相关的方法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否认它对于实际的科学活动也可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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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阅读费耶阿本德时，即可尝试利用上述的分析框架对其批判性工作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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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耶阿本德对于“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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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验性原则”而言，费耶阿本德指出，第一，历史事实是，没有一个理论是与已知的经验事实完全符合的；而且，普遍的态度是完全不去顾及理论在这方面的困难而继续自己的研究，并期待深入的研究可能将“反例”转化为“正例”。又由于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都相一致”，因此，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主张只承认那些同所获得和公认的事实相一致的理论的要求，将消除所有的理论。”（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Verso，1978，第65［4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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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费耶阿本德也突出地强调了纯粹的经验事实并不存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受到理论污染的事实。正因为此，理论与事实的不一致就只是体现了新的理论与已有理论的不一致（尽管后者很可能只是一种隐藏的假设，也即未必得到明确的表述），而不能说已经证明了新理论的错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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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致性原则”而言，费耶阿本德指出，如果完全按照这一原则去行事就会严重损害科学的批判精神，从而使得科学理论变成一种教条。他写道：“关于新的假设应与已接受的理论相一致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所维护的只是已有的理论，而不是较好的理论。”（同前，第3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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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耶阿本德进一步指出，由于正是科学理论为我们积极从事新的认识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概念框架，因此，如果完全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理论，也即按照“一致性原则”去行动，就不可能有效地去发现新的事实，特别是与已有理论直接相抵触的事实。与此相反，就只有通过不同理论的对照，我们才能从不同角度更为深入地去进行思考并从事新的认识活动，这不仅有利于新的事实的发现和认识，也可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已有的理论，也即是说，只有借助于对立的理论，一个理论的经验内容才能得到充分暴露。费耶阿本德写道：“可能驳斥某一理论的证据只能依靠不相容的对立理论才能得到揭示”；“理论的某些最重要的性质是通过对照，而不是通过分析得到发现的”（同前，第29—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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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难看出，就费耶阿本德对于“经验性原则”与“一致性原则”的批判而言，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科学哲学家的工作十分相似的，或者说，汲取了很多同时代科学哲学家的有益观点或研究成果；另外，就这一层面的工作而言，费耶阿本德不仅对各种已有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批判，同时也积极从事了新的建设性工作，亦即提出了一些与原先的方法论原则直接相对立的新的方法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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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由于认为只有通过不同理论的对照我们才能有效地去发现新的事实，并更为深入地去理解已有的理论，费耶阿本德提出“增多原则”（“扩展原则”）就十分自然了。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明确反对上述的“一致性原则”，而且应当积极提倡理论的多元化。就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论的增生是对科学有益的，而一致性则会损害科学的批判能力。”（同前，第3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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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上述的“经验性原则”相对立，费耶阿本德还提出了所谓的“韧性原则”，即认为应当允许理论和经验事实不一致。按照费耶阿本德的看法，我们就应当从这一角度去肯定“特设性假设”的意义：“新的思想几乎总是特设性的，它们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特设性假设消除了由于变化所造成的最初的困难，而这有时被证明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给了理论以生存的空间，并指明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同前，第9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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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由于新的理论在发展的最初阶段所涉及的往往只是较为狭窄的领域，因此，对于新理论与旧理论相比“应具有超出的事实内容”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毋宁说，与各种已有的评价标准相对立，我们应当允许理论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与已被接受的事实在一定程度的分离，或者说，我们应当允许新的理论与已有理论相比出现一定的“倒退”（这就是所谓的“库恩损失”）。费耶阿本德这样写道：“倒退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给予了详尽地发展主要的观点以及必要的辅助科学所必需的时间和自由。”（同前，第153［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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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费耶阿本德的上述立场与拉卡托斯对于“进化的研究纲领”与“退步的研究纲领”的区分也是十分一致的，即不应“安排一个婴孩同一个成人进行拳击比赛”；但是，与拉卡托斯相比，费耶阿本德又应该说表现出了更大的彻底性，特别是，他更从这一角度对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提出了直接批评：“如果由于理论有可能得到发展和改进，在诞生之初就因其有缺点而拒绝它们是不明智的，那么，对于退化的研究纲领的拒绝也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们同样也可能得到恢复，并获得出乎意料的光辉成果。”（同前，第185［152］页）另外，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的又一重要区别，是他更为突出地强调了新旧理论的“不可通约性”——显然，就我们目前的主题而言，这也就更为清楚地体现：我们应当完全不受老的问题和“事实”的约束，而是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设计自己的任务，搜集自己领域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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