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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此可特别提及由英国哲学家穆勒所设计的“存在表”、“缺乏表”和“程度表”。对此可参见科学方法论方面的一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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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这一译名相比较，“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也许是更为合适的一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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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一书的中译本中，“paradigm”一词被译作“规范”；由于“范式”的译法现今已广泛采用，引用中译文时笔者就将“规范”改作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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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处笔者根据原文对译文作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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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此还可提及库恩思想的又一渊源，即是皮亚杰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影响。就如库恩本人指出的：“一个偶然碰到的脚注导致我注意到皮亚杰的实验，皮亚杰通过这些实验既阐明了成长中的孩子的不同的世界，也阐明了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世界的过程。”显然，这也更为清楚地体现了保持开放头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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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两位编辑，沃勒尔和扎哈在这一段文字后专门加了这样一个“编者注”：“我们觉得有把握的是：拉卡托斯会在某些方面修改这段话，因为，随着研究的进展，他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的背景的支配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从反面体现了辩证思维对于拉卡托斯的重要影响，以及西方哲学界对于“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排斥或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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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正是笔者1987—198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时所研究的课题。笔者曾直接询问过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系当时的系主任沃特金斯：“在拉卡托斯的数学哲学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在笔者的论文完成后，无论是沃特金斯教授，还是拉卡托斯先前的助手和学生如吉利斯、沃勒尔、扎哈等，都表示了直接肯定。这篇论文后来发表于《英国科学哲学杂志》（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0［Sept］，第377—399页），并为各种关于拉卡托斯的研究论著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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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引自Zheng Yuxin［郑毓信］，（“From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Discovery to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0［S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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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关于“数学发现的逻辑”的简单介绍，可见本讲末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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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详见D.Gillies & Y.Zheng［郑毓信］，“Dynamic Interaction with the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Theoria，2001，Sept.［Vol.16N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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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不难看出，对发现创造的这一概括与库恩对于科学整体发展不同阶段的分析具有很大的类似性，特别是，以下各个阶段之间更可看成是直接对应的：酝酿—科学危机；顿悟—新的范式的形成；检验—新的常规科学的形成。详见A.Koestler，The Act of Creation，Pan Books Ltd.，1975，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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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详见郑毓信，《数学方法论入门》，浙江教育出版社，1985（2005），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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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此还要特别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在费耶阿本德与拉卡托斯之间仍存在十分友好的关系，而且，不同观点的交流与冲撞更为双方的学术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由于教室与教师的办公室距离很近，更由于双方都是“有心人”，一方在上课时有意识地提高了声音，另一方也敞开办公室的门注意地聆听对方在课堂上宣讲的观点，结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听者直接冲入教室并与授课者展开公开争论。在笔者看来，这或许就是当年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系在波普尔带领下能够培养出一批杰出科学哲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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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尽管引文主要出自《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的英文版，为了方便读者，笔者还是在括号中同时注明了中文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的相应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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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三部分 后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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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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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相比，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应当说具有不同的性质：首先，按照严格的学科分类，这些研究都已超出了科学哲学甚至是一般哲学研究的范围，甚至应当被看成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研究，或应归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其次，无论是就先前占据主流地位的科学哲学研究（包括逻辑实证主义与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以下将统称为“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或相应的科学观念而言，这些工作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批判性。总的来说，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普遍的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为我们在当前应当如何去开展科学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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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外部的冲击，在科学哲学内部可以看到多种不同态度。例如，有些科学哲学家采取了完全拒斥的态度，即是认为这些工作与科学哲学完全不相干，从而就可置之不理——然而，他们的言论却又常常表现出了严重的误解或纯粹的“无知”。再例如，种种的“转向说”、“取代说”则又体现了另外一种极端化的立场，即因外部的冲击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甚至完全丧失了自我。笔者以为，我们既应防止对于时髦潮流的盲目追随，同时又应注意从中汲取各种合理的成分和有益的启示，并通过自觉的反思与进一步的工作将外部冲击转化为促进本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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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学：天使或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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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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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在此主要是指诸多人文学者，特别是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以科学为直接对象所从事的批判性工作。尽管这主要应被看成一种学术研究，但就现代西方而言，它也代表了一个普遍性的文化思潮，即是集中地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的普遍心态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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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化思潮，最初只是指艺术与建筑学中的一种特殊的美学风格，但很快便波及到了艺术、人文、文学、管理、数学、哲学、科学、社会科学和神学等多个领域，以致常常被形容成一个“宏范式”（magaparadigm）。尽管在初次接触时人们往往会对后现代学者所普遍采用的“折衷的、万花筒式的、嘲讽的、寓意的”表达方式，以及他们的基本立场感到很不适应或是很难接受，却又常常会对这些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批判性留下深刻印象，甚至感到极大的震撼。再则，尽管在现实中后现代运动常常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诉求，并与当前普遍性的社会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其中也有一些研究表现出了很强的哲学意味，特别是直接涉及到了真理、语言、知识与权力等重要概念，可以说达到了较大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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