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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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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结论，即是明确肯定科学活动的文化相关性（更一般地说，就是情境相关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中也就应当注意防止与纠正这样一种倾向，即完全脱离具体的情境抽象地去谈论问题。这一点对于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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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反思科学。在西方，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早已深入人心，极端的科学反对派能起到矫正盛行的唯科学主义局限的作用，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恰当认识，保持整个社会自由、平等和宽容。……而在我国，对这个问题要更加小心。为什么我们不应大力地提倡另类的科学哲学？主要是对多数国人而言，对科学的认识还很片面，科学还仅仅被视为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而没有从制度层面、思维层面、精神层面去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被突显的只有功利性，所以，还需要大力宣扬科学，大力地弘扬科学精神。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盲目地批判科学，在我国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很薄弱，一反就容易回到原来的愚昧状态。”（刘大椿、黄婷，“科学技术哲学反思中的思想攻防——刘大椿教授学术访谈录”，《哲学分析》，2011年第3期，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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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须对我国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中的现实情况作大致的了解，就可看出刘大椿先生的上述担忧实非杞人忧天，而是有着很大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这里不妨以所谓的“多元科学文化教育”为例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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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学者看来，“多元科学文化教育”是科学教育现代发展、特别是科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如丁邦平先生所指出的：“多元文化科学教育是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框架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既是一个教育理论概念，同时也是一场教育改革运动，其目标是为在中小学和大学学习的、文化上多种多样的学生群体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教育创造均等的机会，从而达到真正普及科学和提高科学教育质量的目的。”（《国际科学教育导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第238—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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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邦平先生还从理论角度对“多元文化科学教育”的各个基本论点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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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质疑：学校在教谁的文化？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当前的课程模式谁受益、谁受害？……在对传统知识观的挑战中，一些多元文化科学教育学者还提出了应当教什么科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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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普适主义的批评。“普适主义经常受到批评的假设是：第一，一种朴素的实在主义的本体论，它假设存在一个唯一的、可感知的实在，这一实在可分成各个不同的部分对其进行独立研究；第二，一种对应的真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真理’就是与实在相符合的知识；第三，一种普遍的科学语言和方法观；第四，一种证实主义的论证方法；第五，假设理论与观察可以分开；第六，假设有一种无价值的方法以及事实与意义的分离；第七，暂时的、情境性的独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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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文化的科学。“如果学生了解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里的变化，了解其他文化如何发展科学以达到其目的，那么，他们也就能够了解当代西方科学并不是普遍的、必不可少的或不会变化的。这种理解对于激发学生批判性地思考西方科学所服务的目的，对于如何改变这些目的以便创造出更好地满足各种不同社会所需要的未来科学，都是必不可少的。”（同前，第241—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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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科学教育”带有很强的后现代色彩，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影响。更一般地说，上述认识也确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如我们应当十分重视使科学教育与各种文化环境相适应，特别是，如何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或其他各种属于非主流文化的学生学好科学。另外，这也是我们面对不同文化传统所应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现代科学的优势及其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同时又能够正确地对待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对西方科学主义的遗产的批判，有助于所有的学生充分地理解科学的本质，从而树立正确的科学观，使他们认识到人类并非只有西方文化中才有科学，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科学。”（同前，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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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应注意防止各种极端化的观点，特别是，在清楚地看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多种不同的科学形式（“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科学”）的同时，也应明确地肯定主要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相对于其他各种早期的科学形式而言是更为先进和优越的。另外，我们也不应盲目地去提倡“科学的多元化”这样一个貌似“革命”的口号，即如断言在未来必定会出现所谓的“女性主义科学”、“黑人的科学”、“印度人的科学”等；恰恰相反，尽管我们应当鼓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人，特别是所谓的“社会边缘成分”积极投入科学研究的行列，并深信这一变化必然会使科学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具有创造性，将有助于彻底消除在科学领域中曾经存在、现今在一定程度上也仍然存在的地域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男性主义等观点的影响，然而，“需要记住的是，18世纪末以来，被欧洲人视为贡献较少的各式各样的群体早已加入到近代科学的行列，这些群体包括犹太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中的男性与女性，其中许多人已做出了第一流的贡献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享有较高的荣耀。总的来说，就如李约瑟所指出的，‘朝宗于海’……科学家队伍的扩大将会产生越来越好的科学，而不会产生美国的科学，西方的科学或男性至上的科学，更不会是女性主义的科学，也不会在古老的欧洲白种人的科学的废墟上产生出一种多重文化并列的性别的或种族的科学群。”（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第356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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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就后现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言，“我们应当十分小心”，并切实防止对于时髦潮流的盲目追随。当然，我们又应明确地肯定文化变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应对先进思想或是外部的促进因素采取过于保守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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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仍可以科学教育中的相关论点为例来进行分析。例如，“在我们还没有弄清科学知识的确定性的时候，暂不能去讨论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鉴于我们国家的非科学的文化传统，在科学性质上要加强对经典科学性质的认识与理解……”；“在初等教育阶段，与其说教给孩子们一个似是而非的后科学主义的观念，倒不如说教给孩子们一个经典的客观真理的科学主义观念。这是因为，当孩子们长大后，会像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过程一样——从绝对化到相对化，逐步认识科学的局限性。……如果反过来，先对孩子们灌输科学真理的易错性、非客观性的一面，那进行的便不是科学教育，而是——可能说重了一点——反科学教育。”（张红霞，《科学究竟是什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第6，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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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认识的发展必然有一定的阶段性当然没错，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学生由于年龄特征在认识能力上必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正确科学观念的培养完全超出了学生的认知水平，更不应认为学生科学观念的培养必须按照“从绝对化到相对化”这样一个顺序，也即认为任何人都必须逐步地去发展起各种相继的观点而不可能有任何的超越，特别是，就只能首先帮助学生牢固地树立起所谓的“经典科学观”，然后才能进一步去谈及现代科学观念的渗透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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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我们如何能够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包括积极的总结与反思。例如，从教育的角度看，上述的对照比较已清楚地体现：科学教育在中国不应被看成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应当承担起发展相应的观念和信念、特别是理性精神这样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另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又不应唯一地强调科学对于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也应清楚地看到其可能的消极影响，从而在教育工作中就能采取更为辩证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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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九讲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S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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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SSK”，是指“科学知识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也即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尽管主要被看作属于社会学的范围，但由于相关学者通过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具体考察引出了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若干结论，并且这些结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素朴科学观念直接相对立，从而就构成了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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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同样清楚地体现了素朴科学观念的局限性，特别是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那么，SSK的研究则力图颠覆这样一种观念：科学相对于其他文化形式而言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后现代主义可以说为SSK的上述立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从“外部”对科学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批判，SSK的研究则已深入到了科学活动内部，而且，由于SSK所从事的主要又可以说是一种实证的研究，即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布鲁尔语），从而在学术界也就有更大的影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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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幅完全不同的科学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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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对称性原则”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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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科学哲学主要关注知识或信念的可靠性（validity，或者说，真理性），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能为此提供有效的论据（evidencing reason），从而也可清楚地体现相应行为的合理性；与此不同，SSK所关注的则主要是知识或信念的可信性（credibility），也即希望通过自己的分析能为人们何以接受这样一些知识或信念作出具体的说明（special/local cause），却完全不去涉及这些知识或信念是否可靠（或者说，是否为真理）。正如SSK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巴恩斯（S.Barnes）所指出的：“我们讨论的中心，乃是社会学家对理解和解释有关自然的信念及其变化的关注。这一讨论并不寻求提倡或批判它所论述的信念，也不关注这些信念是否被证明是合理的”；“本书通篇所使用的‘知识’这一术语，其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前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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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关注点的不同以外，科学哲学与SSK还有着不同的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这也就如巴恩斯与布鲁尔（D.Bloor）等人在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作出说明时所指出的：“社会科学家们以自己学术传统中通行的特定的术语模式、以自己的方式描述科学。”（《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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