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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们普遍地认为科学在各种文化形式中具有优势的地位，即是唯一的真理体系，因此也就认为我们应对“合理的信念”（rational beliefs，或者说，“真正的知识”）与“纯粹的信念”（“不合理的信念”，irrational beliefs）作出明确区分；进而，“合理的信念必须建立在理性的论证之上，不合理的信念所需要的则仅仅是具体的、社会—心理的解释”（B.Barnes & D.Bloor，“Relativism，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Science Reason and Reality—Issu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by D.Rothbart，Wadsworth，1998，第326页）。更具体地说，前者正是科学哲学的主要任务，即利用合理性等概念对知识的可靠性作出论证；与此相对照，由于理性的论证对于错误的信念或认识并不适用，因此就必须通过社会与心理等方面的分析来说明人们何以会接受相关的信念或认识。这样，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就被明确区分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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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也是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何以特别强调“内史”与“外史”区分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SSK也就必须首先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合理性作出说明，即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将社会学的研究推广应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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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实上也可以说集中体现了SSK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主要就是由于上述传统认识的影响，后者或者未能将科学知识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或是主要集中于科学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科学活动的必要规范，从而也就将科学知识彻底排除出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当然，从更为深入的角度去分析，这也直接反映了相关学者对于科学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正是对于科学的批判态度直接促使SSK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工作集中到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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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几讲的分析不难看出，正是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促成了“科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从而也就为SSK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几乎不用怀疑，科学的形象已经远不像它以前那样可爱了；科学家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几乎也用不着怀疑，对这种变化的解释必须诉诸社会因素，尽管要确定什么是确切的解释更困难了。一种可能性是，科学制度基础中的真正变迁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科学被政府、企业和军方占有了，因而不可能把对现有的主要制度或者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的敌视，与对科学的完全肯定的评价结合在一起。因此，几乎很自然地出现了少数人对科学的批评。”（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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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在这方面的具体立场而言，我们还应特别提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为两者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新兴的科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人文主义研究在某个地方得到了统一，即：两者都开始偏离科学具备认识论权威的地位这个理念。”（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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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SSK学者对于自身研究工作合理性的说明而言，我们则又应当特别提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个原则：“对称性原则”（the principal of symmetry）。具体地说，在SSK学者看来，传统立场的一个严重弊病，即是表现出了严重的不对称性，也即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先入之见”；进而，为了纠正或防止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应对各种被认为具有不同性质的知识或信念（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采取同样的立场，也即应当应用同样的概念体系（理论）去对此作出具体说明。“如果你想说明对飞碟的信念，那么请确保你的解释也可以对称性地运用于黑洞。如果说你宣称揭穿了超心理学，你能运用同样的因素来解释心理学吗？如果你已经分析了巴斯德的成功，那么你能用同样的术语来解释他的失败吗？”（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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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就如巴恩斯所指出的：“没有必要限制知识社会学的视野。……这一领域工作的一些重要原则，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其他方面；那些不适用于科学的原则，在这个领域中的任何情况下都是不适用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前言”，第2页）进而，这又是“对称性原则”的根本意义之所在：“我们必须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的假定搁置起来，让科学的那些成就将自身与其他信仰和实践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超越那些根深蒂固的对科学权威性的先行文化假定，使得对科学实践和信仰的认识论地位的清醒判断成为可能。”（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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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同一角度去理解SSK学者所提出的另外一些方法论原则，如“陌生人原则”等。因为，在SSK学者看来，任何人一旦进入科学研究的“圈子”，就必然地会受到科学传统的极大影响，尽管他本人未必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一点；也正因此，在具体从事科学的分析时，我们就应采取“陌生人”的视角，也即应当努力摆脱各种“先入之见”的影响。就像夏平与谢佛所指出的：“作为文化的一员，就是要怀疑这些东西是否如它们所声称的那样是自明活动……扮演一个门外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而，就科学文化的方面而言，这正是我们处理的东西……我们希望……对实验及其产品的理所当然的偏见采取一种怀疑的态度。通过扮演一位门外汉，我们希望离开自明性。”（S.Shapin & S.Schaffe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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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所谓的“对称性原则”或是“陌生人原则”，应当说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这十分有利于我们不断增强自身在研究工作中的自觉性，从而也就可以切实地避免与纠正由于认识上的盲目性所可能造成的各种错误。当然，就其直接的效能而言，这些原则又主要地起到了一个“突破禁区”的作用，即清楚地体现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社会学的研究扩展到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对称性原则重新确立起了连续性、历史性。其研究工作更可以看成对于传统的研究禁区的一个突破。”（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6页）当然，更进一步分析，这又可以说集中地体现了这样立场：科学不具有任何文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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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家也是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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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的研究应当说渗透到了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如英国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巴恩斯等人从宏观层面进行的“科学争论研究”，法国学者拉图尔、伍尔加以及奥地利学者诺尔—塞蒂娜等人关于实验室的微观研究，英国巴斯学派的马尔凯与吉尔伯特以及美国学者格雷尔·迈尔等人关于科学家的文本与话语的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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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SSK的研究开拓了一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深入到了诸多在先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环节，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等。由于这种研究产生了不少重要的成果或结论，因此，反过来看，我们显然也就应当深入地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传统的科学哲学研究对于这些问题或环节的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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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逻辑实证主义关于我们应对“发现”与“证实”作出明确区分的主张无疑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即是认为认识论的研究应当集中于“证实”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则可留给心理学等其他学科去研究。另外，传统科学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理论优位”的立场，对此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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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案例分析也是SSK研究的一个主要途径：“我们运用的主要方法是展示对历史案例的分析。”（巴恩斯与布鲁尔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导言”，第1页）这些工作获得了普遍好评：“在这一方面，社会建构论［SSK的另一名称］做得相当好，在一些详尽的案例研究中，他们把科学的社会实践和体制纳入到解释之中。”（劳斯，《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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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围绕实验室研究与科学争论研究具体地指明SSK的一些主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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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SK的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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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从事实验室研究的著名SSK学者之一，奥地利学者诺尔—塞蒂娜（K.Knorr-Certina）在其所著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曾对实验室研究的意义及其主要特征作了如下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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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一词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人们在对实验室这一‘自然’场所中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研究时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并非所有自然科学知识都是从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然而，实验室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与知识。……实验室并不生产工业产品，但……实验室的确创造出产品，即科学对象与科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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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实验室研究的首要特征是，这些研究重新把知识的问题集中在知识生产的与境上，而把它们与科学成果的有效性和反映的正确性问题脱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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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些研究基于一些经验性的分析，使用‘分子’层次上的混合方法——最重要的是使用观察与种族论、人种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因为专家对自己工作方式的了解大多是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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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它们对在实验室中发生或者似乎与实验室相关的所有实践与事件的包容性。……实验室的研究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场所而非特定的实验。这就使得在这一场所进行并包含在知识生产中的一系列活动全部涌现出来。对实验室的研究已经体现，科学对象不仅技术性地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而且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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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的第四个特征。实验室概念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并提供了耕耘这一领域的一种文化构架，而且还在于这一事实，即‘实验室’本身已经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中变成了一个理论性的概念。因此，实验室不仅是实施实验或知识过程得以发生的物质环境的‘寓所’，而且也是一些机制与过程得以进行的地方，而这些机制与过程对科学与知识的‘成功’来说是必要的。颇具特色的是，这些机制与过程是非方法论的、世俗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东方出版社，2001，“中译本序言”，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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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论述我们可作出如下的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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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验室研究最为基本的一个意义，即是更为清楚地体现了经验事实并不能被看成完全可靠的。我们前面已提及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成果：“观察渗透理论”；但SSK学者认为，理论对于经验事实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理论也不能被看成已经最终完成了，而是同样处于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如“传统、惯例、共识以及社会过程”等；另外，与理论的影响相比，我们又应更加重视主体在这一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对于实验事实显然有一个评价与选择的过程，特别是，究竟何者可以被认为较为可靠？恰又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即可看到所谓的“实验室循环”：实验仪器的“好坏”只有通过所获得结果的“可靠性”来判断；反之，又只有应用“好的”仪器我们才能获得“可靠的”结果——也就是说，实验事实的生产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必然地有一个评价与选择的过程，又正是主体在此发挥了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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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学者因此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事实是人制造出来的，也即是人类的一种建构。“正是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定位中，人们可以把科学事实看作是被选择地重构和重新建构出来的。”（同前，第27页）更一般地说，“并不是世界的规律将其自身强加于我们的意识，而是我们制度化的信念将规律强加于世界。”（巴恩斯与布鲁尔等，《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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