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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学知识能否被看成完全可靠的？直接经验又能否被看成为科学的认识活动提供了最终的可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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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科学的进步是否可以被理解成无可怀疑的真理在数量上的简单积累？或是对于真理的逐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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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科学是否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什么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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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SSK最为重要的一个贡献，即是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观念的自觉反思。正如赵万里先生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吁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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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点是SSK给予我们的一些直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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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当充分肯定主体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即应当提倡“主体意识的觉醒”：“科学认识的进步要求把观察者包含在他的观察活动之中。把认识者包含在他的认识活动之上。总之，主体以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方式把自己重新纳入他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之中。”（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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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为“认识的能动性”这一习惯提法提供了具体解释，也可以看成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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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各个对立环节的相互渗透与斗争更是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必然包含一定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是纯粹消极的因素；相反，它保证了科学活动的创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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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的发现与证实不应被绝对地割裂开来；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将科学活动与作为活动最终成果的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特别是，应当通过对科学活动的具体考察去把握科学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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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在笔者看来，这三点可以说为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它们构成了“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的直接基础与基本立场，对此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作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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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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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作一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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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思考一个问题入手：就“水分子是由氧原子和氢原子组成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言，我们应当如何去认识科学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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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所希望的并非对于这一问题的简单肯定和否定的回答，而是希望以这一问题为切入点，较好地去理解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具体分析时所应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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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当注意个别命题与整体性理论的区别：就现代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而言，主要是以整体性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这种研究又主要集中于具有较高抽象程度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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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当注意由个体向群体的转移。这不仅是指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时我们应以科学共同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且是指由较小的共同体向更大共同体的扩散，特别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一种规范化的过程，尽管这在很多情况下又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也即主要表现为传统或规训的约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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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除去上述的横向扩展以外，我们又应十分重视科学活动的时间维度：科学知识的形成往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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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我们应当将知识的产生过程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我们又不应将这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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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塞蒂娜关于科学论文写作过程的分析也可以说为我们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提供了直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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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按照塞蒂娜的观点，我们应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在此主要是指实验室研究）与相关的科学论文（报告）作出清楚的区分。例如，两者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实验室工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相应的论文或报告中，一切似乎都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从而也就是完全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再则，论文的表述往往只涉及可以作什么，而完全没有涉及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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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塞蒂娜指出，论文的写作既是一种去情境化，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与境：“事实上，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与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又，“论文生产的文学方式造就了论文的发表，而这种生产的文学方式提供了重新与境化。……这种重新与境化并不是使人回想起实验室工作的与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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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塞蒂娜看来，各种社会因素在论文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们不得不与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类似成果的先行者们结成联盟，但同时，他们又必须使自己的工作与前人的工作区别开来，以便将他们的研究确立为一种相关的新体系。”“改写初稿的过程，好比是作者与评论家们之间的谈判过程。……论文……必须被看成是作者们与批评者们商谈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方面的批评和社会支配性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88，233，224，193—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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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塞蒂娜所提到的这样几点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也同样适用，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如果说论文的写作主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觉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那么，科学知识的形成就主要是一个集体性的行为，并就主要是在专业规范与传统的指导或影响下“自动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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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同意SSK的分析，即是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各个科学结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社会的因素在其中很可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言辞的说服，利益的考虑，权力的渗透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科学知识是纯粹主观的产物，是情境相关的，并必然地具有一定的价值负载。恰恰相反，由于科学知识的形成必然有一个横向扩展的过程，更需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可能持续数十乃至数百年），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而这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去情境和去个性的过程，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就仍然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表征性（真理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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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而言，也就是，各种谬误或骗局或许可以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蒙骗所有人；谬误或骗局又或许可以蒙骗一时，但也不可能蒙骗一世。另外，如果采取弗勒的说法，这也就是指，真理、合理性和客观性等概念构成了科学活动多元性的“实际收敛点”。（“观望镜下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大战》，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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