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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当充分肯定主体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即应当提倡“主体意识的觉醒”：“科学认识的进步要求把观察者包含在他的观察活动之中。把认识者包含在他的认识活动之上。总之，主体以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方式把自己重新纳入他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之中。”（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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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为“认识的能动性”这一习惯提法提供了具体解释，也可以看成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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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各个对立环节的相互渗透与斗争更是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必然包含一定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是纯粹消极的因素；相反，它保证了科学活动的创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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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的发现与证实不应被绝对地割裂开来；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将科学活动与作为活动最终成果的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特别是，应当通过对科学活动的具体考察去把握科学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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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在笔者看来，这三点可以说为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它们构成了“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的直接基础与基本立场，对此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作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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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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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作一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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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思考一个问题入手：就“水分子是由氧原子和氢原子组成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言，我们应当如何去认识科学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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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所希望的并非对于这一问题的简单肯定和否定的回答，而是希望以这一问题为切入点，较好地去理解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具体分析时所应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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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当注意个别命题与整体性理论的区别：就现代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而言，主要是以整体性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这种研究又主要集中于具有较高抽象程度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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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当注意由个体向群体的转移。这不仅是指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时我们应以科学共同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且是指由较小的共同体向更大共同体的扩散，特别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一种规范化的过程，尽管这在很多情况下又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也即主要表现为传统或规训的约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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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除去上述的横向扩展以外，我们又应十分重视科学活动的时间维度：科学知识的形成往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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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我们应当将知识的产生过程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我们又不应将这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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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塞蒂娜关于科学论文写作过程的分析也可以说为我们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提供了直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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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按照塞蒂娜的观点，我们应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在此主要是指实验室研究）与相关的科学论文（报告）作出清楚的区分。例如，两者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实验室工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相应的论文或报告中，一切似乎都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从而也就是完全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再则，论文的表述往往只涉及可以作什么，而完全没有涉及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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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塞蒂娜指出，论文的写作既是一种去情境化，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与境：“事实上，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与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又，“论文生产的文学方式造就了论文的发表，而这种生产的文学方式提供了重新与境化。……这种重新与境化并不是使人回想起实验室工作的与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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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塞蒂娜看来，各种社会因素在论文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们不得不与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类似成果的先行者们结成联盟，但同时，他们又必须使自己的工作与前人的工作区别开来，以便将他们的研究确立为一种相关的新体系。”“改写初稿的过程，好比是作者与评论家们之间的谈判过程。……论文……必须被看成是作者们与批评者们商谈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方面的批评和社会支配性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88，233，224，193—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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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塞蒂娜所提到的这样几点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也同样适用，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如果说论文的写作主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觉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那么，科学知识的形成就主要是一个集体性的行为，并就主要是在专业规范与传统的指导或影响下“自动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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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同意SSK的分析，即是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各个科学结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社会的因素在其中很可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言辞的说服，利益的考虑，权力的渗透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科学知识是纯粹主观的产物，是情境相关的，并必然地具有一定的价值负载。恰恰相反，由于科学知识的形成必然有一个横向扩展的过程，更需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可能持续数十乃至数百年），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而这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去情境和去个性的过程，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就仍然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表征性（真理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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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而言，也就是，各种谬误或骗局或许可以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蒙骗所有人；谬误或骗局又或许可以蒙骗一时，但也不可能蒙骗一世。另外，如果采取弗勒的说法，这也就是指，真理、合理性和客观性等概念构成了科学活动多元性的“实际收敛点”。（“观望镜下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大战》，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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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的以下论述：“不过，特定的社会影响对知识主体所产生的效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当科学家们共享某种研究传统时，任何他们使之不知不觉进入他们工作的次要社会目的，将会发生变化，尤其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补充一个传统中的合理目标将会导致前后一致的文化变迁，而那些不合理的特有目标则会消失，或者互相妨碍。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特定的不合理因素所产生的效应将日益减小。”（《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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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在此也许可以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没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是不真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误导的。也正因此，我们既应肯定SSK的贡献，又应注意批判其理论观点与基本立场的片面性与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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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科玄论战”：SSK的一个中国案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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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一般性学术争论与科学争论之间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科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即可看成SSK的一个案例。因为，第一，从论战双方的基本立场看，“玄学派”的主要论点应当说有很多合理成分，更反映了关于科学社会功能的深入反思，与此相对照，“科学派”的主要论点则明显表现出了唯科学主义的色彩，而且，尽管普遍认为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将科学置于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事实上就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中已存在的唯科学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可断言，决定“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的正确性。第二，论战策略也在这一论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科学派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地对论战的重点进行了转移，包括将人生观等同于玄学，将论战意识形态化，乃至用谩骂与人生攻击取代了严肃的学术争论；另外，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改革愿望，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极度反感，也为科学派取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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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当强调的是，“科玄论战”又不能完全看成SSK的一个案例，我们在此更应明确反对各种简单化的观点，即如对于“知识就是权力”这样一种观点的简单套用；毋宁说，这一案例也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对各种相关观点，特别是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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