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110180
1701110181
从这一角度去思考,我们就可更好理解SSK的一个论点:论战策略也应被看成决定科学论战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
1701110182
1701110183
首先可以提及科学派所采用的“简单化”这样一个策略,即是将人生观的研讨等同于玄学,并将论战的对方直接斥为“玄学鬼”。这一策略应当说十分有效,因为当时在一般人、特别在青年学生眼中,“玄学”是一个人人反感的名词。例如,林宰平在“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一文中就曾指出:“玄学是专讲本体论的”;但张君劢“明明是讲他的人生观,并没有提到什么玄学”;“在君先生现在所攻击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本体论方面既不加攻击了,难道除了讲本体论之外,还有一个甚么叫做玄学么?”(《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张东荪也曾指出:“丁在君先生为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于是拿了‘科学’来打‘玄学’”;“哲学一天发达一天,玄学的意味早已变迁了。丁先生还要俯拾当时攻击玄学的话来说,未免近乎无的放矢。”(“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为反对张君劢先生的‘人生观’”,《晨报副刊》,1931年6月15日)
1701110184
1701110185
其次,意识形态化也是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策略,也就是说,由于玄学被当成了科学的直接对头,从而似乎不予以彻底消除就不能为科学的传播扫清道路。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本应严肃的学术论战也带上了谩骂与人生攻击的味道:“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你要不相信,请你看看张君劢的《人生观》(清华周刊)!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却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的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晨报副刊》,1931年5月3日)这显然也是张君劢发出如下感慨的直接原因:“以吾友在君之聪明,乃竟以我言为异端邪说。一则曰无赖鬼,再则曰鬼上身,三则曰义和团,四则曰张献忠之妖孽。此等口调,与中世纪罗马教士之伽利略后之宣告,有何以异。”(“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晨报副刊》,1931年5月6日)
1701110186
1701110187
当然,对于学术上较为成熟的人来说,上述的论战策略就未必奏效,甚至还可能引起很大的反感。如林宰平在读了丁文江的上述文章后就曾评论道:文中采取攻击和谩骂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有不服的人,和科学所不能说明的心理状况,于是拿出先发制人的手腕,把他们叫做反常的人,并严厉地说道:‘反常的人,我叫他为疯子痴子。’可惜现在像在君先生所谓反常的事情太多了,并且他们也决非一顿臭骂所能慑服,除非到了科学能够解释这些事情的那一天。”林宰平并认为,丁文江是在拿科学吹牛,是讲空话、大话,“在君先生把科学极力的普遍化,烧酒兑水卖,分量越多,价值越少了”。(《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
1701110188
1701110189
但是,对于社会上的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而言,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包括人生攻击等,却又往往能够产生十分明显的效果。徐复观在晚年就曾回忆说:“忆余年少时在沪购一书曰《人生观之论战》,于京沪车中总读一过,内容多不甚了了,唯知有一派人士斥君劢、东荪两位先生‘玄学鬼’,玄学鬼即系反科学、反民主,罪有不赦。自此,‘玄学鬼’三字,深入脑际,有人提及二张之姓名者,辄生不快之感。”(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第175页)张君劢的学生杨允元也说:“中学时代读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时已是论战后好几年),才知道张君劢之名。大概当时一般青年像作者一样,都是充分赞同当日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和地质学家丁文江所倡导的‘科学的人生观’,尤其是为胡适所特别称道的吴稚老的嬉笑怒骂的文章所激动。对于张君劢呢,只知道他是讲甚么莫测高深的倭伊铿、伯格森的哲学的,我们好像觉得丁文江骂他为玄学鬼,似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在印度讲学时期的张君劢”,《传记文学(台湾)》,19卷第1期)
1701110190
1701110191
由此可见,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获胜并非由于基本立场的正确性,这一论战的直接结果也只能说进一步增强了“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强势地位。而这事实上也可看成“唯科学主义”的一次具体体现,即是以真理的拥有者自居,并对不同意见采取完全压制的态度。这也就如林宰平在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现在在君先生的野心可大了,他不但想组织一系列的学问,还要把科学来统一一切。看他口气,简直像个教主……在君先生想用科学的武器来包办宇宙,上自星辰日月下自飞禽走兽,敢说声不依我的科学,我都认做邪魔外道,非严重讨伐不可……”(《晨报副刊》,1931年6月2日)
1701110192
1701110193
最后,还应特别强调一点:尽管科学派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论战策略在当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即使就青年学生而言,他们之所以赞同科学派又并非是用情感完全取代了理智,因为这一立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当时我内心对于张君劢先生以及梁任公确有一些同情。自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的社会问题自是事实,但科学方法也是正确的方法,而且张君劢先生以生机主义来对自然科学也不能动人心弦。就当时中国的客观需要而言,当国家受到重压制之下,科学确实是一个翻身的工具,讨论科学的利弊已落在第二义。”(劳干,“记张君劢先生并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影响”,《传记文学》,29卷第3期)
1701110194
1701110195
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机械地去使用任何一种固定的分析模式或概念框架。
1701110196
1701110197
1701110198
1701110199
1701110201
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第十讲 科学的实践观念
1701110202
1701110203
“实践转向”是西方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各种学术研究(可统称为“科学论”,Science Studies)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的发展趋势。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对立为这一发展提供了重要背景。这一讲我们将对此作较为全面的介绍。[8]
1701110204
1701110205
第一节主要强调了这方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反思基础上的前进。首先,正是通过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基本立场的自觉反思,人们逐步认识到了对两者进行整合的必要性,这也直接促成了由SSK向后SSK的转变;其次,对于科学活动实践性质的强调也可看作反思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传统科学哲学乃至SSK的一个共同立场,乃是对于理论优势地位的默认,而这一认识最终导致了所谓的“实践转向”。第二节不仅包括了“科学的实践观念”的一个概述,而且对这种观念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的积极意义进行了具体分析,以体现科学哲学应当而且可以对实际科学活动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1701110206
1701110208
一 反思基础上的前进
1701110209
1701110210
所谓“反思”,有两层涵义:
1701110211
1701110212
第一,如果说SSK的研究直接促进了传统科学哲学家对于自身工作的深入反思,那么,SSK学者本身也表现出了更大的自觉性,并逐步表现出了更大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即是力图从自己的对立面——传统科学哲学研究——吸取有益的成分,并力图通过两者的适当整合实现新的超越。
1701110213
1701110214
第二,对于“理论优位”这样一种传统定位的自觉批判,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所出现的“实践转向”(the practice turn)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1701110215
1701110216
1.对立环节在实践中的交融与整合
1701110217
1701110218
(1)传统科学哲学与SSK的必要整合。
1701110219
1701110220
以下就依据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对所说的整合作出具体说明。
1701110221
1701110222
首先,如果说在先前人们往往特别重视在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甚至将这两者看成绝对地互相对立的,那么,皮克林就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而且也从更高层面深入地揭示了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共同点:“尽管客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差异,但由于他们支持某种实体性的、持久不变的东西(非突现的)——利益、规则、世界观等最终应该对终结负责,因而两者属于同一形态。”(《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7页)
1701110223
1701110224
具体地说,在皮克林看来,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都可归结成“表征主义语言描述”的范围:“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机遇与变化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场景背后,近代西方人一直渴望寻求其中隐藏着的永恒秩序。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方向。社会学具有同样的追求,但追求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规则。这是一种超验的方式,它同样是一种权力,动机是发现控制着世界的隐蔽力量。”(同前,“中文版序言”,第1—2页)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重要影响。
1701110225
1701110226
皮克林对于“表征性语言描述”(representative idiom)有这样一个概括:“表征性语言描述视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活动。”尽管这一概括主要是针对传统科学哲学而言的,但在皮克林看来,如果集中于基本的思维倾向,我们也可将SSK归入同一范围,因为,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由唯一强调物质力量转向了唯一强调人类力量,而这同样体现了“支持某种实体性的、持久不变的东西”:“SSK着力于科学活动中的人类力量而无视物质力量,SSK非常热衷于讨论作为科学知识的构成要素的物质力量,但它却始终坚持,物质力量要素同其他的科学知识构成要素一样,应该归并于人类力量的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分析。……于是,任何显示物质力量和科学的操作性的答案在一开始便被清除掉。”(同前,第5,10页)
1701110227
1701110228
皮克林所说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是与所谓的“操作性语言描述”(performative idiom)直接相对立的,后者的主要特征则就是明确承认科学活动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力量,以及对于科学活动操作性质的突出强调。皮克林的“目的就是要在这种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理解科学实践”,他写道:“我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他们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领域的行动者。……在这种奋力捕获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时间中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这种过程的结果就是科学文化的重构和扩展——新仪器设备的建造及相互作用式的稳定。受制约的人类操作活动及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始终伴其左右。”这就是他的全部构思的框架。(同前,第7,19页)
1701110229
[
上一页 ]
[ :1.7011101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