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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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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再对科学知识的性质作一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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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思考一个问题入手：就“水分子是由氧原子和氢原子组成的”这样一个命题而言，我们应当如何去认识科学知识的建构性和情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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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所希望的并非对于这一问题的简单肯定和否定的回答，而是希望以这一问题为切入点，较好地去理解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具体分析时所应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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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当注意个别命题与整体性理论的区别：就现代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而言，主要是以整体性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且，这种研究又主要集中于具有较高抽象程度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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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应当注意由个体向群体的转移。这不仅是指在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时我们应以科学共同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且是指由较小的共同体向更大共同体的扩散，特别是，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一种规范化的过程，尽管这在很多情况下又只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也即主要表现为传统或规训的约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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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除去上述的横向扩展以外，我们又应十分重视科学活动的时间维度：科学知识的形成往往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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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我们应当将知识的产生过程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我们又不应将这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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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塞蒂娜关于科学论文写作过程的分析也可以说为我们应当如何去从事科学知识性质的分析提供了直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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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按照塞蒂娜的观点，我们应对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在此主要是指实验室研究）与相关的科学论文（报告）作出清楚的区分。例如，两者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实验室工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相应的论文或报告中，一切似乎都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的，从而也就是完全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再则，论文的表述往往只涉及可以作什么，而完全没有涉及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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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塞蒂娜指出，论文的写作既是一种去情境化，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与境：“事实上，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与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又，“论文生产的文学方式造就了论文的发表，而这种生产的文学方式提供了重新与境化。……这种重新与境化并不是使人回想起实验室工作的与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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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塞蒂娜看来，各种社会因素在论文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者们不得不与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类似成果的先行者们结成联盟，但同时，他们又必须使自己的工作与前人的工作区别开来，以便将他们的研究确立为一种相关的新体系。”“改写初稿的过程，好比是作者与评论家们之间的谈判过程。……论文……必须被看成是作者们与批评者们商谈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方面的批评和社会支配性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88，233，224，193—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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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塞蒂娜所提到的这样几点对于科学知识的形成也同样适用，两者的区别则在于：如果说论文的写作主要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觉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那么，科学知识的形成就主要是一个集体性的行为，并就主要是在专业规范与传统的指导或影响下“自动地”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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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我们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同意SSK的分析，即是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各个科学结论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社会的因素在其中很可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言辞的说服，利益的考虑，权力的渗透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科学知识是纯粹主观的产物，是情境相关的，并必然地具有一定的价值负载。恰恰相反，由于科学知识的形成必然有一个横向扩展的过程，更需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可能持续数十乃至数百年），包括反复的检验与不断的修正，而这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去情境和去个性的过程，因此，总体而言，我们就仍然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表征性（真理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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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而言，也就是，各种谬误或骗局或许可以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蒙骗所有人；谬误或骗局又或许可以蒙骗一时，但也不可能蒙骗一世。另外，如果采取弗勒的说法，这也就是指，真理、合理性和客观性等概念构成了科学活动多元性的“实际收敛点”。（“观望镜下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超越科学大战》，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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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的以下论述：“不过，特定的社会影响对知识主体所产生的效应，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当科学家们共享某种研究传统时，任何他们使之不知不觉进入他们工作的次要社会目的，将会发生变化，尤其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补充一个传统中的合理目标将会导致前后一致的文化变迁，而那些不合理的特有目标则会消失，或者互相妨碍。经历了很长时间之后，特定的不合理因素所产生的效应将日益减小。”（《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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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在此也许可以明确提出这样一个论断：没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哲学是不真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误导的。也正因此，我们既应肯定SSK的贡献，又应注意批判其理论观点与基本立场的片面性与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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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科玄论战”：SSK的一个中国案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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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考虑一般性学术争论与科学争论之间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科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即可看成SSK的一个案例。因为，第一，从论战双方的基本立场看，“玄学派”的主要论点应当说有很多合理成分，更反映了关于科学社会功能的深入反思，与此相对照，“科学派”的主要论点则明显表现出了唯科学主义的色彩，而且，尽管普遍认为科学派在这一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将科学置于意识形态的地位，从而事实上就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中已存在的唯科学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就可断言，决定“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的正确性。第二，论战策略也在这一论战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科学派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地对论战的重点进行了转移，包括将人生观等同于玄学，将论战意识形态化，乃至用谩骂与人生攻击取代了严肃的学术争论；另外，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改革愿望，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极度反感，也为科学派取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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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当强调的是，“科玄论战”又不能完全看成SSK的一个案例，我们在此更应明确反对各种简单化的观点，即如对于“知识就是权力”这样一种观点的简单套用；毋宁说，这一案例也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对各种相关观点，特别是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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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应指出的是，除去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局限性等论题，“科玄论战”还涉及到了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与人生观等其他问题；但是，鉴于本章的直接主题，下面我们将主要集中于前面所提到的一些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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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立场的正确性与“科玄论战”的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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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一次超大规模的文化论战。这一论战的直接起因是张君劢1923年2月在清华大学所作的关于人生观的一次演讲，其内容随后发表于第272期的《清华周刊》。文中提出：科学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特别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劢的这一演讲引起了地质学家丁文江（在君）的强烈反感，后者于4月12日在《努力周报》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氏提出批评，于是“科玄论战”正式爆发：那些信奉科学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丁文江为中心，以《努力周报》为媒介，聚成一个共同体，宣传自己的思想与主张；其对立面玄学派则以张君劢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孙伏园所在的北京《晨报》为媒介，以梁启超、张君劢为中心，发动对科学派的反击。这是“一场差不多延持了一个足年的长期论战。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参与其事”（《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第5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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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科玄论战”的最终结果而言，普遍认为科学派取得了胜利：“这场论战明显地是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53页）然而，从现今的角度看，这一论战又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更为深入地去分析与思考。例如，不妨从中国社会与世界（特别是欧洲社会）这样两个角度来看看这一论战的直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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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中国文人恰在此时由于各种原因对深受战争灾难的欧洲进行了访问。如梁启超和张君劢就曾于1918年底起对欧洲进行了近一年的访问。由于他们亲眼目睹了欧洲战后的破败悲惨景象，并通过直接接触感受到了部分西方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反思（包括对于东方文化的向往与期望），这就促使他们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新的思考。如梁启超就曾依据这次访问的体会写成了《欧游心影录》一书。他在相关的演讲中曾这样讲道：“此次游欧，……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唯有一件可使精神大受影响者，即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在中国公学之演说”，载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391页）另外，尽管梁启超过去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他在中国学界的名声也主要由于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但此次欧洲之行后的梁启超已焕发了重新挖掘中国文化新价值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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