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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当然不应反对由外部汲取有益成分以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问题、新的概念体系等。但是，在积极引进外部成分的同时，相关学科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就可能造成本学科的消亡。SSK的一个极端性立场，即是认为在科学与其他的文化形式之间不存在任何重要的区别，这样，科学的特殊性就被完全取消了，这事实上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任何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研究的意义，当然也包括SSK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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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了促进一门学科的发展，我们必须作好由“外推”向“内生”的转化，这也就是指：就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而言，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外部的促进，而必须在学科内部找出相关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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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尽管科学哲学的早期发展曾明显地表现出数学哲学的影响，但是，科学哲学又始终坚持了自身相对于数学哲学的特殊性，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本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另外，如果说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区分出各个不同的阶段或时期，那么研究问题的转移就正是区分不同阶段或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多种不同观点的存在甚至剧烈的争论与冲突，更可看成科学哲学兴旺发达的标志；与此相反，研究问题的枯竭，包括观点的高度一致，则就意味着发展的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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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SSK研究的一个严重弊病。我们甚至可以说，缺乏相对独立的研究问题，以及基本立场的高度一致，决定了SSK的研究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更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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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无论就SSK或是其他各个以科学作为直接对象的专门性研究而言，都应当认真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是自身的研究对于实际科学活动究竟有什么作用，也即自身该如何定位。SSK（乃至“后SSK”以及所谓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研究）的又一明显不足之处，就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盲目性，从而未能对实际科学活动产生任何较为重要的影响，并因此丧失了最为重要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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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文关于科学知识性质的具体分析我们即可更为清楚地认识SSK的错误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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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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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分析了SSK的研究工作局限性，但这并不是否认它的贡献和价值；恰恰相反，它为我们更为深入、全面地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例如，如果说后实证的科学哲学研究在总体上从各个不同角度清楚地揭示了科学活动的辩证性质，特别是，在观察与理论、证实与证伪、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规范与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等对立环节之间所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二部分），那么，SSK的一个重要贡献，即是清楚地体现了以下三对范畴对于科学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性：反映（表征）与建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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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是这方面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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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活动能否被看成一种纯客观的研究，即一种纯粹的发现活动？我们又应如何去认识主体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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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科学理性的真正含义？科学活动是否不应容忍任何非理性的成分？或者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去看待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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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权力和利益等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科学与社会之间究竟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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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是否应当将观察、实验与归纳等看成是科学发现的唯一合理程序？在科学中又是否存在这样的方法，按照它我们即可有效地作出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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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观规律是否应当被等同于机械确定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是否应当被完全排除出科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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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学知识究竟是情境相关的还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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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科学知识能否被看成完全可靠的？直接经验又能否被看成为科学的认识活动提供了最终的可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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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科学的进步是否可以被理解成无可怀疑的真理在数量上的简单积累？或是对于真理的逐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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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科学是否具有特殊的认识论地位？什么是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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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也就可以看到SSK最为重要的一个贡献，即是促进了人们对于科学观念的自觉反思。正如赵万里先生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大的感染力，就是吁请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所有生活在科学时代的普通人，对已经习以为常的科学观进行再思考。”（《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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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点是SSK给予我们的一些直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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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应当充分肯定主体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即应当提倡“主体意识的觉醒”：“科学认识的进步要求把观察者包含在他的观察活动之中。把认识者包含在他的认识活动之上。总之，主体以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方式把自己重新纳入他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之中。”（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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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这不仅为“认识的能动性”这一习惯提法提供了具体解释，也可以看成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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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科学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各个对立环节的相互渗透与斗争更是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必然包含一定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不是纯粹消极的因素；相反，它保证了科学活动的创造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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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学的发现与证实不应被绝对地割裂开来；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将科学活动与作为活动最终成果的科学知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特别是，应当通过对科学活动的具体考察去把握科学知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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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强调的是，在笔者看来，这三点可以说为科学哲学的深入发展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它们构成了“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的直接基础与基本立场，对此我们将在第十讲中作具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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