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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依据皮克林的《实践的冲撞》对所说的整合作出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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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说在先前人们往往特别重视在SSK与传统的科学哲学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甚至将这两者看成绝对地互相对立的，那么，皮克林就不仅清楚地认识到了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而且也从更高层面深入地揭示了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共同点：“尽管客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差异，但由于他们支持某种实体性的、持久不变的东西（非突现的）——利益、规则、世界观等最终应该对终结负责，因而两者属于同一形态。”（《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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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在皮克林看来，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都可归结成“表征主义语言描述”的范围：“表面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机遇与变化的世界之中。但在这种场景背后，近代西方人一直渴望寻求其中隐藏着的永恒秩序。这就是近代科学的方向。社会学具有同样的追求，但追求的是人类存在的永恒规则。这是一种超验的方式，它同样是一种权力，动机是发现控制着世界的隐蔽力量。”（同前，“中文版序言”，第1—2页）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性”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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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对于“表征性语言描述”（representative idiom）有这样一个概括：“表征性语言描述视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活动。”尽管这一概括主要是针对传统科学哲学而言的，但在皮克林看来，如果集中于基本的思维倾向，我们也可将SSK归入同一范围，因为，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由唯一强调物质力量转向了唯一强调人类力量，而这同样体现了“支持某种实体性的、持久不变的东西”：“SSK着力于科学活动中的人类力量而无视物质力量，SSK非常热衷于讨论作为科学知识的构成要素的物质力量，但它却始终坚持，物质力量要素同其他的科学知识构成要素一样，应该归并于人类力量的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分析。……于是，任何显示物质力量和科学的操作性的答案在一开始便被清除掉。”（同前，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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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所说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是与所谓的“操作性语言描述”（performative idiom）直接相对立的，后者的主要特征则就是明确承认科学活动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力量，以及对于科学活动操作性质的突出强调。皮克林的“目的就是要在这种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理解科学实践”，他写道：“我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他们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领域的行动者。……在这种奋力捕获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时间中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这种过程的结果就是科学文化的重构和扩展——新仪器设备的建造及相互作用式的稳定。受制约的人类操作活动及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始终伴其左右。”这就是他的全部构思的框架。（同前，第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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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大致地理解SSK与后SSK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区别。就如皮克林所指出的：新的认识“促使我们删除SSK中的K和第一个S，因为，新的科学图景的主题是实践而不是知识，因为在我看来，在理解科学实践和科学文化中无须指定社会性因素具有致因优势或声称利益肯定是明显的。”（“从作为知识的科学到作为实践的科学”，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3页）也就是说，“向操作性语言的转移，剥离了SSK中K所代表的知识的任何特权；类似地，冲撞的反学科限制的倾向强调反对第一个S所代表的学科忠诚。”由于SSK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人类主义”，因此，皮克林也就将自己所采取的新立场称为“后人类主义”：“我所寻求的对科学活动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瓦解了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进而转向后人类主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实践的冲撞》，第43，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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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克林最为重要的一项贡献，即是逐步发展起了一种新的科学观念：科学的实践观念。对此我们将在下节作具体介绍，在此则仅限于指明一点：正是科学活动的实践性质为皮克林具体实现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整合提供了必要的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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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角度看，皮克林的研究工作对于中国的科学哲学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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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六讲所提及的，中国学者在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时所经常采取的一个立场，就是立足于对立观点的分析批判与辩证整合，比如在论及西方的相关研究时，常常聚焦于对立双方（如早期的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以及近期的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等）的主要特征与局限性，并以双方的必要整合作为自身的基本主张或最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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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立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始终缺乏后继的实质性工作，甚至未能深入地去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所说的整合，那么，这种主张很可能就蜕变成空洞的教条。另外，就科学哲学本身的研究而言，我们又应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们始终停留于追踪国外的最新发展，甚至以此完全取代了对于科学哲学基本问题的直接研究，结果必然就是，貌似高明事实上却只是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指手划脚，压根不能对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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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皮克林就没有停留于空洞的论述，而是具体地建构起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真正实现了对立双方的适当整合。（第六讲论及的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也可看成这方面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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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通常的分析常常集中于对立双方的不同点，皮克林的独到之处，则在于他同时也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即是认为两者都可归属于“表征主义语言描述”（在笔者看来，与“表征主义”相比，“本质主义”可能是更为合适的一个词语）；进而，又正是这种对于共同点的分析为超越对立双方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应当由所说的“表征主义”转向“操作主义”——由于后者同时包括了“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从而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SSK与传统科学哲学的适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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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为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还可与所谓的“寻找中间道路”这一常见提法作一简单对照。在其他哲学以外的领域，我们也可经常听到“寻找中间道路”的主张，即认为与各种片面性的立场，如环境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教育领域中的“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等相对立，我们应当力求在对立面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然而，如果我们将原先的对方双方看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两个极端，那么，仅仅着眼于“寻找中间道路”就很可能使我们始终停留于与对立双方的同一水平，也即未能通过上升到新的更高水平实现真正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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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皮克林而言，“超越”就表现在由SSK向后SSK的转变，特别是，正是通过转向实践皮克林发展起了一整套的概念体系（称为“冲撞理论”），包括力量的冲撞，阻抗与适应，（瞬时）突现，开放性终结，等等。对此我们也将在下一节中作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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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辩证思想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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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指出，强调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的必要互补事实上也是诸多“科学论”研究者，包括不少原先采取SSK立场的西方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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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这也是拉图尔后来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立场，他还因此提出了自己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包括依据这一原则以对一些顽固坚持原先的极端化立场的SSK学者提出了直接的批评：“柯林斯与耶尔莱断言科学的社会研究（或他们有意识称它为SSK）……介入了一场战斗，一场两种极端立场之间的决战。一种立场，他们标为‘自然实在主义’，它以对象的存在来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在对象的认识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种立场，他们称为‘社会实在论’。相反，这种立场认为要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解释事实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时，就必须以社会基础为起点。”与此不同，按照“普遍对称性原则”，我们则应明确提倡“社会与自然的本体论混合状态”，也就是，“我们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并不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进行轮番应变交替，而是把自然与社会视为另一种活动的孪生结果，一种使我们更感兴趣的结果。我们称之为网络建筑、共同的事物、拟对象或力量的磨练。”（卡伦、拉图尔，“不要借巴斯之水泼掉婴儿：答复柯林斯与耶尔莱”，载皮克林主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第354，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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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图尔并因此发展起了自己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这样做的一种途径是扩展我们对称性原则的含义，以决定只要能够应用于人类的术语，我们同样可以用于非人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把意图性扩展到事物，或把机械功能扩展到人类，而只是我们用来描述事物的一种方式。这样做，我们就跨越了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我们希望在学术领域中克服偏向于一极，且仅偏向于一极的做法。”“我们相信应该发明对称的元语言，这会避免对两种非对称的词汇的划分所带来的荒谬。”（同前，第361—362页）由此可见，拉图尔的这一理论就是与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十分一致的，两者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思维的辩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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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例如，尽管劳斯的以下论述就表面而言应当说比拉图尔涉及到了更多的内容或方面，但其基本思想也是与皮克林十分一致的：“那些表现是如此冲突的对科学的各种解释，如实证论、历史理性主义和实在论，以及建构论传统，却共享着有关科学、科学解释及其关键问题的相同假定。这些共享的假定包括范围的普遍性，……他们还共同聚焦于科学知识，……并共同假定知识是表象的。”（《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导言”，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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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劳斯专门引入了“自反性上的不充分性”这样一个论据以对SSK提出直接的批评，但就其实质而言显然又是与拉图尔的“普遍对称性原则”十分一致的：“尽管社会建构论者明确反对哲学上赋予科学家的合理性，他们自身却毫不犹豫地赋予科学以远大的社会竞争力和机会主义合理性。”（同前，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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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去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的必要互补与适当整合以外，我们还可以在更多方面看到辩证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地倾向于通过“转向实践”以实现对立面的融合。例如，劳斯就曾明确指出：“实践不应被理解为一个人类主体性的替代品，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更大的关系综合体，其中主体和（行动者）和主体性（行动因）被构造了。”（同前，第138—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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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正是基于同一立场，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既不应将客观性与主观性绝对地对立起来，而且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相对性，或者更为恰当地说，即是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发展性（从而，我们就不应简单地把它等同于“相对主义”）。例如，皮克林指出：“我所坚持的冲撞的历史主义独树一帜，不是反对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对性，而是在其自身的意义上理解科学的客观性和相对性”；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应当被看成同时具有客观性、相对性以及真正的历史性。（《实践的冲撞》，第244，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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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皮克林认为，正是科学活动的偶然性直接决定了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历史性）：“特化科学实践的客观性内容和产物的任何一个成功的捕获、构建以及相互作用式稳定决非轻易获得，获得过程艰难而不确定。在大部分时间中，科学家们淹没于非客观性的泥潭。”另一方面，我们又应清楚地看到：正是所谓的“规训”（传统）与物质力量直接决定了科学活动并非怎么都行，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间性与真理性：“无论这种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取决于单纯的人类王国的力量。各种结果最终依赖于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经由与物质力量和各种规训力量对抗而实现的对人类力量的动机性结构的脱离，便是冲撞所展示给我们的客观性的基本内涵。”（同前，第228，217，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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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也可从同一角度去论及“科学实践”的包容（开放）性与整合性：“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它包容了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译者序”，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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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优位”与“实践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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