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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充分发挥社会互动的作用。对此仍可从专业发展的角度作出分析；专业发展事实上涉及到了个人与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进而，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又十分重视个体对于相应共同体的参与、交流（共享）和互动，以及个体身份的形成与变化。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专业发展即社会过程”；当然，如果将个人的维度也考虑在内，“反思”与“共享”就应被看作专业成长最为核心的两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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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为了促进自己的专业成长，科学工作者就应积极参与相应共同体的各种活动，包括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学术会议等；即使是对于自身工作或具体观点的直接批判，我们也应善于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并以此作为自身的反思性工作的直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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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此可见，对于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就不应理解成公众情绪的简单宣泄或直接反映，或是简单地等同于某些素朴的思想或信念；恰恰相反，它是指一些专门性的理论思想，不仅是基于一定的研究工作，更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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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当指出，由于过度集中于认识论的研究，科学哲学研究也容易与实际科学活动严重脱离。如劳斯所说：“可以理解的是，对于这些解释上的论辩，科学家们也许并不关心，……因为这些立场并没有为科学实践提供任何约束或建议。”恰恰相反，“合法化方案内部的这些冲突发生在远离科学实践的一个让人吃惊的高度抽象的层次上”（同前，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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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美国社会而言，我们还应特别提及社会的“民主化”在这方面的重要影响。就如列维特所指出的，美国社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倾向，假定在所有的事情上，任何一个人的观点都像其他所有人的观点一样好，所有的观点都有系统建立自己或者不受束缚地改变的权利，并且任何试图把其他人驱出场外的行为都是对我们神圣社会教条的粗暴侵犯。即使是科学，这个受到美国的浪漫精神特别钟爱的、带着进步与繁荣精神的科学，也一定要遵守这种特殊的游戏规则——大部分人都倾向于作此种思考。这样我们注定要接受一种科学多元主义，或者更悲观地说，一场终年不断的战争”（《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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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当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具体地去研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性别的科学家是否存在不同思维方法或行为方式等；但是，我们不应将科学家、科学认识活动与科学知识混淆起来，更不应因此而走向科学的“种族化”与“性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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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舍格斯特尔（U.Segerstrale）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与SSK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的“主要兴趣在于价值和意识形态”，从而就代表一种政治上的激进立场；后者则“主要关注科学的传统理性主义解释模型的不合理性”，从而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激进立场。（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0，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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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然，我们在此又应注意避免各种简单化的观点，即如认定所有的SSK学者都是这里所说的“强纲领”的坚定支持者，或是认定不同的SSK学者对于“强纲领”解释必定是高度一致的。这点由布鲁尔的以下论述就可清楚地看出：“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强纲领’之所以被称为‘强’，是因为它体现了下列主张，即知识‘纯粹’是社会性的，或者说知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隐含在‘强’这个语词之中的‘力量’所指涉的是，所有知识都包含某种社会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东方出版社，2001，“中文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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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此部分依据笔者与连冬花博士合作完成的论文（《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11年第2期）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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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除去“科学论”以外，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领域我们也可看到同样的发展趋势，所谓的“实践转向”或“实践进路”更可被看成一个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人们力图“通过或借助于或依据某些实践的概念来思考人类的生活，特别是社会生活的机构与运转”（夏兹金等，《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中文版序言”，第2页）。当然，相关研究在不同领域中又有着不同的研究内容或研究重点。我们的讨论则仅限于“科学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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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些学者因此而引入了“赛博科学”（Cyborg Science）这样一个术语，除去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以外，它还包含有更多的力量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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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另一种可能的做法，是将知识区分成“理论性知识”与“实践性知识”两类，其中，所谓的“实践性知识”就相当于这里所说的“实践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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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笔者认为书名译为“反思的实践者”较为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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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十讲：大师的智慧与启迪 结语 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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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的讨论显然体现，简单提倡“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或是认为应当用别的什么研究完全取代科学哲学，都是不恰当的；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坚持科学哲学的研究。当然，我们又不应完全无视外部的相关研究——即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严重冲击——而是应该认真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与启发因素，包括以此为背景积极地去开展新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了“科学哲学的当代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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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这方面的几点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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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力纠正传统科学哲学研究的封闭性，切实加强研究工作的开放性与反思性，是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一个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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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一讲所提及的，科学观的问题可以说是科学哲学研究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然而，如果说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已经清楚地体现由静态科学观向动态科学观、由片面性观点向辩证观念转变的必要性，那么，后现代主义与SSK等的研究工作给予我们的一个直接启示，则是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宽视野，也即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认识科学（活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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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科学的文化观念”和“科学的实践观念”无疑可以看成这方面最为重要的两项内容：这不仅意味着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也直接促进了认识的发展与深化，包括对于已有工作局限性的清楚认识。比如说，我们的分析视角不应局限于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共同体”），而应当扩展到一般民众；我们不应唯一地强调科学对于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还要注意分析与防止其可能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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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研究“开放性”的基本涵义，即是应当高度重视科学哲学与其他研究（如科学史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的相互渗透与必要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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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又如“关于科学哲学传统定位的必要反思”以及对于“理论优位”的批判所体现的，科学哲学当代重建的又一关键因素，即是应当不断增强工作的自觉性，特别是，能够通过认真的总结与深入的反思切实纠正已有工作的盲目性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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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方面而言，应特别提及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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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科学哲学家也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一员，因工作性质而与科学处于长期的“亲密接触”之中，其中更有不少人本身就是科学工作者出身，或是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从而就必然地受到了“科学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就应当不断增强自身的自觉性，自觉地去分析与克服“（唯）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哲学研究的影响。例如，尽管不同的科学哲学家曾提出过多种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如波普尔的“问题—猜想—反驳—新的问题……”，库恩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等，但所有这些工作显然又都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即对于规律性、确定性的刻意追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也就可以看成科学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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