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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bin nur Da！ Aber ich bin nicht Seinde！ Ich bin Nichts！ Ist es k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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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教授怎么脱险，已不得而知，因为这个无法被归类的陌生者的话把我吵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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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显而易见，这个不可被归类者的话，对王路教授在Sein问题上的观点的确是一个问题，一个无法轻易应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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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我要求王路教授解这个梦时，他觉得这太容易了，所以脱口就回应说：“我只是在这里！但我不是是者！我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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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个回应很完满，完全能贯彻他对Sein的理解。实际上，这个表面上的完满却掩盖了深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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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单从语言层面上看，按王路教授的主张，第一句话严格上只能译为“我只是这里”而无法解读为“我只是在这里”。因为，bin按王路教授的观点首先应当理解为“是”，而Da并没有“在”的意思，那么，“在”又从何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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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第二句里，是与是者区别在哪里？或者问，如何区分是与是者？如果说这两者只有语言学上的区分（比如说，“是”是系词，而“是者”是谓词），那么，这句话有何意义？也就是说，陌生者这句话究竟说出了什么？他说他不是是者，那么，他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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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句里，如果非得把sein首先理解为连接主宾结构的系词“是”，那么这句话的准确解读，应当译为“我是无”。那么我们要问：“我是无”什么意思？“无”作为谓词，是什么意思？它表达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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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王路上面的回应并没有真正解我的梦。按他这个说法，bin还是作为一个系词，表示S ist P，这也就是说，凡能被给予的东西一定是且首先是在主—宾结构当中给予我们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个东西要进入主—宾结构当中，它首先必须是什么呢？“Existenz”！也就是说，一个东西在作为“是什么”给予我们之前，它必须首先“存在着”（existiert），也就是作为什么也不是的自身给予我们。S ist P，已经包含三个基本前提：一，S ist（S existiert）；二，S ist s；三，P ist p。否则，S不可能作为P给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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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按我的理解，海德格尔对Sein问题有一个重要推进就在于，他通过引入Existenz把作为存在动词的sein和作为系动词的sein明确区分开来，用Existenz承担起希腊语einai表达的“存在”的功能。这样的明确区分，才能进一步区分Sein与Seinde，从而把sein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了。王路现在倒回去，把Sein都说成“是”，不是清楚了，反倒重新变得不清楚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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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实际上王路在这本著作里蕴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强调要从哲学层面上来理解being，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把being理解为系词“是”。他非常彻底，我很佩服这点，坚持了十几年，可能还要坚持下去。问题是作为系词being，只不过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哲学概念。如果说“是”作为系词也是一个哲学概念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澄清，作为一个哲学意义的系词和作为语言学的系词有何不同。我觉得这是他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它们有没有区别？如果说有两种系词，有语言学的系词和哲学的系词，那么它们有没有区别？如果说没有区别，那只是语言学的系词；那把它翻译成“是”就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不是哲学问题。但是他又强调我们要把它作为哲学层面来理解，我不知道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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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三月于清华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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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性的本原民族[9]——从什么是哲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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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物理学？什么是法学？或者什么是政治学？这些问题可以有很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些学科的对象和界限很明确。但如果问“什么是哲学？”，那么答案就不那么简单。在不同哲学家那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在中国，通行的说法是“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问题是，几乎所有科学都是一种世界观，至少是构成世界观的一部分。谁能否认物理学也是一种世界观？如果说哲学是一种世界观，那么，它恰恰是一种最可有可无的世界观。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完全依赖于其他学科。所以，把哲学视为一种世界观，不仅无法使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而且将使哲学丧失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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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里，“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是从西文里的Philosophie（philosophy）直接翻译过来的。不过，用“哲学”来译这个西文词，是日本学者的工作。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学术概念都是直接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翻译。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幸的曲折经历。因为日语里用的汉语语词大多并不具有承担本原问题与原创性思想经验的功能，而西学里的核心概念都是古希腊人在回答本原问题时提供的，因而都承担着原创性思想经验与事物的原初意义。就Philosophie这个西语词来说，都是来自古希腊语philosophia，原初意思就是“热爱、追求智慧”。作为一种活动言，Philosophie就是一种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而使人变得有智慧的精神活动；作为学科言，Philosophie就是一门通过追问智慧的问题来使人能够智慧地生活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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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是智慧的问题？就古希腊人来说，智慧的首要问题就是追问世界的“始基”问题或“本原”问题。而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也就是追问变动世界中可靠的绝对根基的问题。在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里，我们在什么地方才能立定脚跟呢？寻得心灵上立定脚跟的问题，也就是寻找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或生活担当起来的可靠支撑的问题。因它可靠，我们可以生活得安然和踏实；因它可靠，我们可以坚定地打开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因而可以生活得有信心、有力量。简单说，因它可靠，我们的生活既能经受起苦难的重压，也能经受住幸福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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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希腊人与其他古代民族一样，都生活在神话世界或原始宗教里，人与他人、他物都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梦幻般的关系中。也就是说，人的生活与存在是不确定的，处在隐身与现身、转化与变换之中。在神话或原始宗教里，不仅个人，甚至作为类存在的人，都是没有自我同一性的身份，也没有对自我同一性身份的意识与要求——人与神甚至与动、植物没有明确的界限。世界的本原问题的提出，就像一道光芒从人类的心灵世界划过，照亮了人与他物的明确界限，从而召唤人类对自身身份的意识与追问——人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处在什么位置上？人在什么地方能立定自身？从根本上说，本原问题的提出意味着人类试图透过变幻不定的现象事物，去寻找可以立定自身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也就是说，在本原问题里，一方面表明人类对纷繁变幻的现象事物持不信任、不满足的态度；另一方面表明，人类相信透过这些现象事物可以找到使自身能够立定其上的确定性与可靠性。追问世界的本原，也就是要在这个世界寻找确定、可靠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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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世界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也就是绝对性。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绝对的一或绝对的存在者，才能够是可靠的和确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也就是探究绝对性的问题，本原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开始了对绝对的意识与觉悟。因此，追问世界本原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追问绝对的问题。而人类对本原的追问，实际上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觉悟与确认。因为人类之所以会去追问世界的本原问题，在根本上是为了人本身的生活与存在寻找可以立身其上的可靠支点，以免人类在变幻不定的宇宙面前茫然失措或惶惶不可终日。不管是作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利士把世界的本原归为“水”，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把“理念”当做世界的原型，都既是为世界寻找确定性的本原，也是为人自身的存在与生活寻找绝对性的根据。实际上，对本原的追问，不管是以思想的方式追问，还是以宗教的方式追问，都同时隐含着对人自身的身份的追问。回到本原而与本原共在，也就是人回到自身，即回到自己本来在的位置上。因而，回到自身在根本上也就是回到自在的自由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本原的追问都或强或弱地召唤着对人的自由的觉悟。对本原的守护在根底上也是对自由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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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本原，从而对绝对的追问和觉悟，在人类史上是一件最伟大的事件。因为它在根本上意味着人类开始了依靠自己自觉的精神力量寻求自立与自由的漫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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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根本上说，世界的本原问题，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Philosophie作为一门学科，其任务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任务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是由什么来担当的呢？近来，在中国学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再次成了被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首先变换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有没有一部分相对独立又自成系统的内容，担当起西方Philosophie担当的任务，提出并回答了Philosophie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如果有，那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不成其为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就有陷入虚构或捏造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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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特别是本原性民族或所谓“轴心民族”，都不可能没有Philosophie。因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本原性民族，就在于它的宗教和思想达到了对本原问题与绝对原则的觉悟和洞见。因此，这个民族的宗教或思想不仅能够使本民族保持自己的同一性与长时段的延续性，而且具有教化与提升其他民族的普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不仅开辟本民族的历史，也开辟了其他民族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本原性民族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古老民族。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宗教与思想之所以具有开辟长时段历史的力量，就在于这个民族的宗教与思想包含着对本原问题的深切觉悟，从而包含着对绝对性原则的追问与思考。这意味着，本原性民族的文化一定包含着对大根大本的问题觉悟和沉思，从而担当着“立心—立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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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事实看，中华民族无疑是一个本原性民族，它的古典文化里理应有承担起“立心—立命”任务的基本内容；而从学理上分析言，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儒、道思想里，都隐含着对本原问题的追问与对绝对原则的觉悟和坚持。这里我们且以儒家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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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经典中，《大学》具有基础性地位，它是一切“小学”的基础与前提。所以，在伟大的宋儒那里，《大学》被置于首要地位。那么，《大学》究竟要做什么呢？《大学》篇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意思是说，《大学》要完成的使命就是为人类寻找足以“止定”而安身之所。《大学》通过使人心明天地人间之大德而安身于绝对原则，立定于至善理念。因守护于绝对之原则，立止于至善之理念，我们才能给出真正公平、正义的普遍法则，并且才能以不“灵活”的绝对精神来贯彻这些普遍的正义法则，以之确立、处理、衡量一切人间关系[10]，从而齐家、平天下，即让天下人安于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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