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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考古学，一种实证方式的追忆[6]——一次“考古游”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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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里，说穿越空间，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平常事。2003年国庆期间我们从北京到安阳殷墟，再到偃师二里头的“考古游”，就是一次穿越“八百里路云和月”的旅行。但是，我们这次旅行实质上更是一次穿越三千多年历史的时间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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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常识里，时间不会像空间那样总留在某个地方，可以从头穿越，相反，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好像不可能再回头抓住它或穿越它。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不仅总在跨越空间，而且每天都在穿越时间。我们不仅可以不远千里地回到老家看看房前的流水，屋后的老树，更可以在异国他乡的窗前追忆童年的梦想与朴拙，在摇曳不安的灯光下回味昨日与亲友别离的惆怅与伤感。空间距离的宏大，往事的久远，都不会成为人类追忆历史、穿越时间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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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与“穿越空间”一样，“穿越时间”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存在方式。尽管穿越的时段有长有短，但是，只要人们存在着，他就一定是有所追忆地存在着。这是人类自我理解、自我确立的前提。在自我理解并确立自我身份这种活动中，与占据空间位置相比，穿越时间具有更根本的地位。而正是自我理解与自我确立这种活动构成了人类生活与个体存在的基础与核心。不管是个体，还是类存在（比如，作为一个民族存在），都是在追忆历史与源头中完成自我理解与自我认同，从而确认自己的身份。一个“中国人”要确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最重要的不是确认自己在法律上的国籍归属，而是确认自己的种族归属与文化归属。但是，不管是确认自己的种族归属还是文化归属，都只有通过追忆自己的历史与源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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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自己的身份也就是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成为我呢？这个问题不仅激励着所有的哲学家，也困扰着每个人。人们可以不满意哲学给出的任何回答，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如果不能穿越时间而追忆自己的历史与源头，因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记忆，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我”成为“我”。因为如果我不能意识与确认自己的来源与经历，那么，我又如何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呢？我又如何确认自己在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中的身份呢？一个不会追本溯源的失忆症者不仅不能辨认相遇者是谁，甚至也无法确认自己是何许人。他不能追忆，也就意味着他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经历贯穿为同一个人的经历，他的存在实际上分裂为一个个没有同一性贯穿其中的时间点。因此，他的生活就如浮萍雨滴，只能消失在随波逐流中。同样，作为类存在，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追本溯源的能力，那么，它不仅中断了过去，也关闭了未来：它没有未来，因为它必定被完全同化而消逝在其他具有强大追忆能力的民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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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必须通过追本溯源这种穿越时间的活动才能获得并维持自己的同一性身份。人们拥有各种追本溯源的方式。就个体而言，回忆是人们最常使用的追本溯源的方式；而作为类存在，宗教、哲学和历史—考古学则是人类进行追本溯源的基本方式。每一个本原性的伟大民族都具有强大的追本溯源的意志与能力。因此，它们或者拥有发达的宗教，或者具有成熟的哲学、历史学，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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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宗教是以信仰活动进行追本溯源，那么哲学和历史学则是以思想—学术的活动追溯本源。人们穿越时间，追本溯源，在获得和确认自己的同一性身份的同时，也获得了生存的信心与力量。只有与历史中的先人、特别是与那绝对的本原（比如绝对的上帝或“道”）保持活生生的关系，人们才能真正生活得踏实，生活得心安理得，生活得有力量。绝对的本源实际上就是历史中的那个“绝对的他者”，人们或者如犹太人那样称之为唯一的上帝，或如古希腊人那样称之为Logos，抑或如中国古人那样称之为“道”；而历史中的先人则是与那个“绝对的他者”息息相关的一个个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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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对于我们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以确实可靠的方式让我们得以与历史中的一个个他者建立起关系，进而与那个“绝对的本原”即“绝对的他者”保持一种或明或暗的关系。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历史学从他者、从源头获取生存力量与信心。而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实际上是以可靠的文物为依据追本溯源，或者说，它是以一种实证的方式来保证“回忆过去”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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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实际上是以更实证的方式，帮助人们确立起与历史中的源头和他人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在获得更坚实、更确定的同一性身份的同时，获得信心与力量。这也就是考古学为什么会像哲学那样让人欲罢不能，也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出色的考古学家如此钟情考古事业：不仅把青春献给了它，而且把一生的虔诚与寄托献给了它。因此，当我们的朋友、中国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博士，在向我们讲解他在二里头的发掘工作以及他的学术见解时总是充满激情与虔诚，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他的考古学视界里，考古工作并不只是挖掘文物，更重要的是解读挖掘出来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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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我们正是通过解读文物而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体会古人的成败兴衰、荣辱尊卑，从而穿越千年时空，与古人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古人已逝，但他们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生活理念，却被保存在他们遗留下来的器物上。一个实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件文物，它必定进入过古人的生活世界，传达着“那个世界”的某种信息。必须解读出这种信息，才能与古人也即历史中的他者取得联系。出色的考古学者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文物本身，而是保存在文物中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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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偃师市辖区内的二里头村一带，被一些学者确认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这里发掘出来的陶器、青铜器以及宫殿遗址与安阳一带发掘的商朝器物遗址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迄今尚没有足以证明夏王朝存在的文字材料被发现。因此，在二里头一带发掘出来的文物在学术上并不被称为“夏朝文物”，而是被称为“二里头时期文物”，其中还分二里头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我们从二里头和殷墟发掘的文物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情形经常出现：有些后期器物的技艺水平反而不如前期的。这与时代的精神状态和政权的兴衰强弱直接相关。所以，器物的考古分期的根据是器物所处的地层，而不是器物体现出来的技术水平。而在生产技术能力决定一切的片面史观下，人们容易误以为更晚的器物技术一定要高于更早的。实际上，生产技术并不能决定一切，相反，技术倒受政治制度与生活理念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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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人仍很重视修筑阴宅，不过，阴宅一定远离阳宅。但是，在殷墟和二里头发掘的宫殿遗址却有一个会让今人惊讶的现象，那就是墓葬区就在宫殿附近，甚至坟墓就建在宫殿里，比如，武丁时期的妇好墓就是如此。这表明当时人们对阴阳两个世界的区分还不是很明确，对生死的理解与今人也迥然有别。在这里，正如“豪华的”宫殿紧挨着沉寂的坟墓一样，生与死、辉煌与退让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距离，因此，也许人们还并不溺生而忘死、因生而怕死。墓地与生活区的分隔，据说到战国才变得明确。这种分隔表明，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阴阳两个世界的区分得到了更明确的自觉。这种自觉拉开了生与死、辉煌与退让的距离。正如人们在宫殿里再也看不到坟墓一样，人们似乎也更容易只看到宫殿的辉煌，而看不到坟墓的退让，以至于因生而忘死。但是，如果一种生活是建立在忘却死亡之上的生活，那么这种生活一定不可能是真实的生活。今天，我们是否也会因我们的“宫殿”里没有“坟墓”而忘却坟墓的存在呢？这也许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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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历史学中的疑古学派，使中国人确信了几千年的夏商两个王朝的存在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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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考古学角度看，文字是最有力的内证材料。因此，为了确认夏王朝的存在，发现夏朝文字也就成了二里头考古活动的一个关键性目标。从商王朝使用的、被今人称为“甲骨文”的文字可以推断，一定存在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因为甲骨文已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但是，这种更早的文字能否被称为夏朝文字呢？这只有在发现了这种文字，并且这种文字本身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之后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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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寻找和发掘这种古文字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确证夏王朝的存在乃至澄清夏朝诸王的谱系，更重要的是，这种更早的文字的发现将帮助我们更准确、可靠地理解四千年前的他者的生活世界，让我们与源头更接近了一步。而对先人的生活世界的理解与接近，可以使后人明白自己的生活是如何从历史的源头开出的，从而帮助后人确认自己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的历史合法性，借此使后人获得生活的信心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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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朝一日发现了夏文字，那么，这无疑将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件划时代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件在成就了一批雄心勃勃的考古学家抱负的同时，也把中国考古学带进了一个新的、也许是更困难的目标，即发现与接近“五帝时期”的生活世界。我相信，这个目标虽然困难，但对“五帝”也一定会有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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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发现了“五帝”之后呢？正如“之前”还有之前一样，“之后”也还有之后。考古学不会终止于任何划时代的发现。作为一门以遗存物为依据追本溯源的科学，考古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实证式的追忆活动，它通过发现与解读遗存物来穿越时间，接近源头和他者。但是，正如一切实证科学不可能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一样，考古学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发现或达到那个绝对的源头。因此，我们说，考古学是我们穿越时间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人们对考古或考古游有兴趣，就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追忆源头的实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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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十月于北京三里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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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何处是我邦？[7]——从京剧《文姬归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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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出由李海燕主演的《文姬归汉》。我于京剧完全是外行，只停留于直接的感受与欣赏，至于唱腔、表演好在哪里，则不知所以，无以置评。剧目的情节则几乎是众所周知，也无须介绍。不过，这出戏倒是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在抉择归身何处时都会面临的，那就是：何处是我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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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文姬归汉究竟是被迫的（正如她被掳向北漠时是被迫的一样），还是她自愿的，事实上也许并不能十分确定。不过，这里我们只从这个剧目本身的演绎来讨论问题。当曹操派使者周近出使南匈奴去迎接文姬归汉时，文姬已在北漠生活了十二载，并与左贤王一起育有一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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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接受曹操之请，同意送文姬归汉，无疑是出于政治考虑，他也只需从现实出发权衡得失来决断这件事；左贤王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显然不愿文姬离开自己，因为不管是从自己对文姬的感情讲，还是从两个年幼的孩子看，都难以割舍；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考虑单于的旨意，同时如果按剧情的演绎，他还得考虑文姬的意愿。但是，在选择离开还是留下这个问题上，内心最复杂而最难抉择的则是文姬本人。离开之难有种种，而难中之难则是骨肉亲情，一个母亲要抛却一对幼小儿女，其情何堪！其次是养育之情，生我者尊，养我者大，漠北穹庐虽非生育之境，却是劫后十又二载的养育之地，即便对此异域还不十分习惯，毕竟受惠良多于此间天地，一旦诀别在即，不免难舍难分。其三则是恩宠之情，文姬是在乱军中被掳到匈奴的，但是庆幸的是她得到了左贤王的爱情，列身王妃之位，虽然她并不一定爱左贤王，但是左贤王对她却是恩宠有加，这些是她在汉地未曾有、回到汉地也不会有的，所以，一旦离开也就意味着恩宠尊荣一并离去，这于任何人而言都不是一件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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