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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此种种离别之难，文姬最终却选择了离开，选择了归汉。这意味着她割舍了骨肉亲情，也舍弃了数身的恩宠与一身的尊荣！所以，为何选择归汉，也才成为一个沉甸甸的问题拷问过文姬，也拷问着每个人。文姬选择归汉，显然不可能只是出于汉地是父母之邦，因为汉地虽为父母之邦，但是，漠北却是子孙之邦，况且其父蔡邕早已在汉地的政治斗争中惨死狱中，家人流徙，已是存亡不知，故园破败，已是断垣残壁。两相权衡，孰轻孰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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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出于汉地是文姬的生养之地吗？其实更不可能，因为虽然文姬生于斯长于斯，却没能安于斯，倒是漠北的十二载给她提供了最安宁与尊荣的生活。剩下的一种可能就是归汉继承父志，续修汉史；据说，这也是曹操迎文姬归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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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目的显得有些抽象。它如何能够在文姬抉择中发挥如此决然的作用，以致让她抛舍一切？单就父志而言，父志有那么重要吗？难道母子之情、丈夫之尊也抵不过父志之重吗？这里或许真正该问的是，续修汉史为什么在文姬心目中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如果这只是一份史学工作，那么它还不如文姬留下来，利用尊贵身份之便替匈奴修一部匈奴史，更具有独特价值，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更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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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中国古人心目中，修史并非只是一份史学工作，而是承祖绍脉，成就大统的事业。不过，这里所要承绍的并非亲亲之祖、血缘之脉，而是超越于血缘亲情的“太祖与天命”，所以，所要成就的“统”并非血统，而首先是“道统”。修史的最终意义在于述道统以引政统，明道统以正政统。在中国古代，经、史之义皆在于此。实际上，这隐含着一个基本信念：在华夏大地展开的历史是行进在天道运行的道统之中，因而，这里的历史是有“正义”与“神圣性”的，简单说，有来自天道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意味着，汉地展开的历史，既有由天道开启的绝对源头，也有由天道担保的可靠未来。这一信念构成了华夏文化的内核之一，它实际上把历史引入了人类自我理解的世界图景当中，使历史成了人类自我理解、自我定位的一个基本维度。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因此而能够通过对历史的叙述与理解来获得存在的伟大力量。华夏文化的这一历史信念正如犹太—基督教文化的历史信念一样，都包含着对人类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的深刻觉悟。这种觉悟是这两种本源性文化对人的深度存在的一种共同的深切洞见。正是对人性深度的这种洞见与觉悟，使华夏文化与犹太—基督教文化能够深入人心而为人类提供安身立命之所，能够对人类本身具有巨大的教化与提升力量，从而开辟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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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曹操不惜重金迎回文姬，续修汉史，以图文治，并非只是一种政治策略或政治谋划；而文姬割舍人间亲情，抛下一切，决然归汉，也绝非出于汉地为父母之邦，或汉地为自己的生养之地。不管是对曹操来说，还是对文姬而言，续史以达文治，首先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都是在践行华夏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通过这种践行，达成在天道史观下的某种自我理解、自我认同，从而获取某种永恒的力量。所以，文姬在面临“身归何处？”时所抉择的回归之地，并非空间意义上的汉地，而是文化上的汉地。也就是说，促使文姬放下一切，毅然回归的国度，不是生养之邦，而是信仰之邦、文化之邦，也就是代表着文明与希望的未来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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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每个人在抉择“身归何处”时，最后确定的回归之地，往往首先是“心”可皈依之地。身归何处的问题，实际上首先是归心何处的问题。真正的故乡，真正的家园，在文化之中，在信仰之中，而不在地理上的某个确定之地。如果说空间上的某个地理位置成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回归之地，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文化（特别是信仰）中的圣地。唯有文化与信仰，能给每个漂泊者以家园，能把每个在路上的行人引向故乡。当人们在心中发问“何处是我邦？”时，那么，真正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邦”在文化之中，在信仰的深处。哪里没有文化，那里就不会成为“我邦”；哪里没有信仰，那里就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家园；哪里没有信仰，也没有文化，那里永远只会是人们的客居之地，或逃离之所，而永远成不了安宁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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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所有文化与所有的信仰都能成为普遍“家园”，成为更多人的“我邦”。在文姬时代，匈奴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化与宗教。文姬当然既熟悉汉文化，也熟悉匈奴文化，但她最终选择归汉。这意味着汉文化信仰才成为她的家园，才成为她心灵深处的向往之邦。面对多种其他文化传统，一种文化与信仰能够成为熟悉多种文化的人们皈依的家园，它也才能成为更多人的向往之邦，成为更普遍的家园。而一种文化信仰在众多其他文化传统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普遍皈依的家园，不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国力或权力的支持，而必定首先是因为它对人类自身与世界的洞见达到了其他文化所没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并因此更能深入人心而安顿人心，更能把人类教化、提升到更高的文明，从而开启着未来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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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的东亚世界，华夏文化在广度与深度上，在对绝对性事物的系统把握上，都是其他文化所不及的。正因为如此，不仅文姬归了汉，所有原本异于汉地的民族，包括所有那些在地理空间上征服了汉地的民族，都归了汉。整个东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归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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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化与信仰的力量。武力与经济实力本身永远只是一种“现在”的力量，一种当下的力量，它可以征服地理空间，但是征服不了有深度的文化与信仰，征服不了历史与未来。相反，任何一个只有强大武力的权力实体最终都必定被深度的文化信仰所归化与征服。基督教信仰产生于罗马帝国一个弱小的犹太人群当中，但是，它的普遍主义精神使它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坚定而缓慢地传播开来。面对罗马帝国的强大武功，基督教徒可谓赤手空拳，柔弱至极。在帝国三百多年的各种迫害乃至屠杀过程中，基督徒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但是，罗马帝国这个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强权实体不仅没有消灭掉基督教，反而被基督教所征服，最终成为一个基督教世界。不仅成千上万的普通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而且连罗马帝国皇帝也成了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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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教科书以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胜利，是统治者利用基督教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倒因为果。罗马统治者为什么要利用基督教？如果基督徒只是寥寥无几的少数人，那么统治者如何利用它？统治者之所以利用基督教，是因为帝国境内在种种残酷迫害之下竟然仍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基督徒，以致如果不停止迫害基督徒，如果不承认基督徒，最后，如果不支持基督徒，就无法有效地统治下去。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基督教信仰为什么能够在穿越强权给它带来的漫长黑夜的同时，召唤了如此众多的信众？这里，人们无法不承认基督教信仰本身的伟大力量。它的教义系统所蕴含的普遍主义精神，特别是关于突破种族、突破亲情的普遍之爱，关于人类历史有绝对正义与可靠未来的历史信念，以及关于每个个体都具有位格绝对性的平等观念与尊严意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深入帝国大地上所有阶层的心灵，不仅穿过了奴隶们的胸怀，也涤荡了奴隶主们的灵魂，更给予每个接受召唤的帝国公民以坚定的力量，使他们不仅能够承担起不幸与苦难的重压，而且能够为了心中的正义抗拒沉沦的诱惑。这才是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真正原因，也才是统治者不得不利用基督教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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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文姬归汉，还是边陲民族的最终归汉，都与罗马帝国归化于基督教一样，在根本上都是文化信仰的力量使然。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事件都是一种文化信仰的皈依行为，都是寻求家园、走向“我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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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个时代，每个个人，都带着寻求家园的乡愁，都面临着皈依的抉择，面临着何处是“我邦”的茫然与犹豫。特别是在众多文化相互碰撞，多元价值相互交会的今天，更是如此。而中国人从近代以来，直至今天，一直更为直接地处身于这样的境地之中，也一直对此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今天，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仍然不断有人“用脚投票”，奔向异国他乡，移民加国、美国、澳国不成，移居香港也求之不得。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香港回归前，有过那么多的港人不愿“归汉”，至少对回归忧心忡忡。他们与内地的血缘之情显然要亲于他们与英人之情。可是，他们却反认他乡是故乡！那些已移居海外与梦想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其实一样也是反认他乡是故乡。如果有人以为这些中国人不爱国，或者以为他们崇洋媚外，甚至以为他们是汉奸，那么这即使不是无知、褊狭，至少也是严重失之偏颇。他们之归向异国，与文姬之重归于汉，看似相反，实则一也。所以，今日之香港现象、台湾现象，以及众多国人不分贫富都梦想移民的现象，倒是让我们应当认真深思一下，在我们的国度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信仰，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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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问题近代以来就一直盘旋在中国人心中，但今日却显得尤其紧迫。因为，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以价值多元性为借口继续拒斥诸如自由、民主、权利、尊严等等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价值，如果我们一再以文化多样性为理由，继续拒绝接受乃至拒绝承认其他文化系统在对人类自身与世界的认识上拥有我们所没达到的深度与广度，那么，历史还会给予我们多少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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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文化是多样的，价值是多元的。但是，价值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各种价值之间没有高低之分。在所有价值之中，自由理当是最高的价值，因为它是一切价值之基础，是价值多元性的前提。如果有一种价值是反自由的，那么它一定是反多元的。所以，如果要真正维护价值的多元性，必定首先要维护自由本身。同样，因为人类是自由的，所以，文化一定是多样的。但是，文化的多样性也并不意味着文化之间没有高低、深浅之别。凡是不能突破自己而容纳其他文化精神的文化，一定有高于它的其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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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的自由本质，人类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个道德等级上，也永远不会停留于某个认识层次上；在道德改善与认识深化上，人类永远处在不断突破自身、超越自身的历程之中。所以，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认识，文化信仰系统永远处在开放当中，处在不断深化与拓展当中。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信仰系统都不可能包揽对人类自身与世界的认识，不可能独自承担起对人类的教化与启蒙。因为任何一个文化信仰系统，不管它曾经多么辉煌伟大，它都是有限的，它对绝对性事物与人类自身的深度存在的洞见和觉悟，都永远是未完成的，所以，它永远需要谦逊地面对其他文化信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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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即便是像中国文化这种本原性的文化信仰系统，也必须在人类的自由历史中不断敞开自己，在与其他伟大文化的交往、对接中不断深化自己、突破自己，以此会通天下普遍之学，维护和发扬华夏文化原本拥有的普遍主义精神与天下主义情怀。真正拥有深度与广度的文化信仰系统没有敌人，因为它超越了国族之利益。然而，正因为它没有敌人，正因为它超越了国族之私利，它才能给国族、给人类带来最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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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华夏文化信仰系统，才真正会是我们的皈依之邦，或许也才会成为人类的梦想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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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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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拒绝基督再临的理由[8]——论自由与幸福的虚假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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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大法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唱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章，属于整部小说的第二部之第二卷中的第五章。相对于整部小说来说，它的篇幅很小。但是，它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却要远远大于它在小说中所占的比例，它受到的关注与研究甚至要超过人们对整部小说的兴趣与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这里暂不理会；至于这一部分在整部小说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与其他部分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问题，也不是我们这里要追问的——那是文学研究与评论的工作。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宗教大法官”这个人物所提出的一个哲学—神学主题：拒绝基督重新临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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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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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制度最可怕的15世纪。在西班牙一个叫塞维尔的地方，耶稣基督带着不变的慈爱，仍以十五个世纪前第一次在人间走动时的形象，突然降临在人们面前。也像在十五个世纪前那样，他的双手、他的衣服，都充满治疗的力量。他伸手让盲人看见阳光，甚至也像当时让会堂主管的女儿从病死中重又康复一样，也让一个名人的小女儿从棺材里复活过来。然而，就在众人为此欢呼雷动时，亲眼见证了这一奇迹的老红衣主教，也就是宗教大法官，却下令手下的卫队抓住耶稣，把他当犯人投进了宗教法庭的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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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是宗教大法官没认出耶稣基督，而倒是把他当邪教异端？不是！他也与众人一样，认定这个十五个世纪前装扮的人就是耶稣基督。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夜晚一降临就独自挑灯，来到监狱里向犯人做独白式的长谈。那么，宗教大法官为什么竟然把基督当囚犯抓起来呢？他甚至还威胁要在第二天烧死他。自从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就日复一日地等待着他许诺下的再次来临。在人们怀着不变的信仰与依旧的感动等待了十五个世纪之后，好不容易等到了他的再次降临，宗教大法官却毫不犹豫地把他当犯人投进了监狱。这到底是为什么？宗教大法官为什么要反对基督？为什么要拒绝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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