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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的生活方式：从死亡理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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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农民格拉辛在这篇小说里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在伊凡·伊里奇周围，只有这个农民出身的管家助手几乎不对伊凡撒谎，只有这个永远穿着干净俄罗斯服装的农村人始终恬静、欢快、干净利索地为伊凡干这干那，为了病人舒适，他甚至宁愿整夜用自己的肩扛着伊凡的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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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尔斯泰心目中，农村人的生活更具有真实性，保留着更多人本身的使命感、爱心和同情心。我们且不去管托尔斯泰的这种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值得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格拉辛为什么会对病人采取了一种与众人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正是我们人类所应当采取的？我们还是从格拉辛的两句话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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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向格拉辛表示歉意：“请你原谅，我是没办法才弄得这样。”格拉辛：“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为您服务？您是病人！”格拉辛在夜里用肩扛着病人的双腿，伊凡·伊里奇心里过意不去，打发他去睡觉。格拉辛直率地说：“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为什么不服侍你？”（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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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格拉辛的意思非常“简单”：你是病人，而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有理由为你服务，应当侍候你。这个“理由”在一般常人听来是莫名其妙的，没有“逻辑的”，甚至还以为格拉辛这个身上仍带着大地气息的农村人因不善辞令而没有正确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个人病了，我们都是要死的，与应当侍候病人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我们越过常人的“逻辑”，我们会发现，格拉辛这个普通人说出的普通话却是十分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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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意味着侵害一个人的存在，意味着在实现一个人最内在却又不可实现的可能性——死亡，疾病一旦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也就使人失去了这种可能，从而失去一切可能性而终结自己的存在。疾病迟早要实现或取走人的这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事实事件，这是人的命运。人要做的努力就是要以自己的（精神）力量来与这一命运抗争——以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和坚守死亡这种可能性，或者说，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保持为一种可能性，从而维护他作为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即维护他作为人的真正尊严。人一旦失去了足够的力量，去把死亡当做一种可能性来维持，而被迫把死当做既定的事实而屈从于疾病，那么他也就使自己的濒死存在失去了人的自身性，失去了向死亡存在的尊严。屈从于疾病，意味着提前把死亡当做现实事件来完成，提前结束自己的可能性而放弃独立自主的神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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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病人或濒死者来说，为了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从而维护向死亡存在的尊严，最需要的就是他人的真正共在：设身处地的爱与同情，在这种爱与同情的共在中，才能给病人以（精神）力量，帮助他继续把死亡维护为一种可能性，继续承担起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从而能安然地战胜疾病，或者坦然、自在地接受疾病的最终侵害。对于承担起死亡的自身存在来说，疾病与终结事件也微不足道，也不足畏惧！因而，可以泰然自若地接受它。正是从这里，显示了人向死亡存在的庄严性，显示和维护了人自始至终的绝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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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侍候病人，为病人服务，并不只是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从根本上说，首先是维护人的尊严的需要；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人有责任为病人服务。我们每个人都有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需要真正的临终关怀，以便能始终维护自己的绝对尊严。放弃病人，也就意味着可以无视他人与自己的绝对尊严。所以，格拉辛这个纯真的乡下人，依照自己的直接性领会而践行着康德的自由律令：为了使自己的行为成为普遍准则，人的行为不能自相矛盾。这也是格拉辛说话的真正“逻辑”。当他对伊凡·伊里奇说：“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我为什么不服侍你？”他的真正意思就是：你就快要死了，而我也和你一样总有一天会死的；现在我尽心服侍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老爷，不是因为你能给我丰厚的报酬，只是为了你能安心、坦然、“像个样子”地死去，并希望以后我大限将至时，也有人这样服侍我。这绝不意味着格拉辛是出于相信善有善报的私心——我现在积德行善，上天有眼，将报我以善终。不，这不是格拉辛的出发点。相反，他完全出于“公心”：人就应该那样——人人都应当获得真正的临终关怀，以便始终能维护人的绝对尊严。我们要让伊凡·伊里奇“像个样子”死去，也要让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格拉辛，“像个样子”去接受终结。这是人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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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说，请你不要过分执迷于某事某物，你一旦从这种执迷中退出来，你就会发现，此事此物并没有那么重要，比它重要的事物还多着呢。但是，我们如何能在“心灵”上退一步？人人都能知道这一成语的含义，但并非人人都能“退”，有人甚至至死也不退！要退一步，当然得有可退的“空地”或“余地”。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封闭了纯粹意识呈现的种种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会说，此人心胸狭窄。因为在他的心灵里没有“余地”可退，他不可能置身于其他可能性当中，不能从其他可能的角度去理解、看待别的事物，因而不能接受、容纳其他事物。对于封闭了其他可能性的心灵来说，除了他所执迷的事物以外，其他事物都毫无意义，至少是不重要的，犹如音乐对于封闭了其音乐感受力的乐盲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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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在心灵上保持始终有“空地”可退，就必须破执迷。执迷什么呢？执迷关联事物，也即执迷于角色生活。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要在心灵里承担起死亡而守护着独立的自身存在。这种觉悟着死亡的自身存在，是最大的精神空地，它使我们从一切可能的关联场合，从一切可能的角色生活中退出来成为可能。退此空地，任何时候都是“海阔天空”，因为立此空地，万物各归其位而为自身，于“我”并无关碍。但“无关碍”并非无意义。因为承担着死亡的自身存在绝不是一种空寂或麻木无谓的存在，相反，这是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自由存在，是使人开辟出其一切可能生活成为可能的存在。只是对于这种独立自主的自由存在，只是在这个空地上，一切事物才能最真实、最客观地显示其意义来：不仅关联事物的存在有意义——但只具有相对意义，或说，关联事物的意义是相对的——而且无关联物的存在也有意义，并且是绝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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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关联的事物也就是各归其位的事物，就是在自己位置上作为自身存在的事物。一切关联物都是功能性的存在，而非自身存在。事物的这种非功能性的自身存在，只有对于觉悟着死亡而独立存在的人来说，才存在、才有绝对的意义，而对于角色之人则没有意义。对于急行军的士兵来说，谁会去在意矗立路旁的树木？谁会去聆听淙淙流淌的小河？对于桥梁建造者来说，森林里的树木等于不存在。同样，也只有当我们能退守独立的自身，我们才能理解无关联角色的他人的存在，即他作为一个人自身的存在的意义（尊严）。对于片面地陷于角色生活的人来说，他无法避免“势利眼”，因为他总是从功能的角度去理解、看待他人存在的价值或意义；他无法理解一个人一旦退出了角色，不再有“功能价值”之后，这个人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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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辛这个普通人之所以对行将就木的伊凡·伊里奇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态度，不在于别的，恰恰就在于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他地位卑微，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位置、重要的角色等着他，他也从来没想过或不敢想有朝一日要占据什么重要位置，充当什么重要角色。因此，他也从来没有体会到那总是高于他人、优越于他人的“私人尊严”。然而，正因为如此，他首先不是生活于角色中，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角色而生活，而是作为一个人生活，他首先体会到、觉悟到的不是“私人尊严”，而是作为一个个人的尊严。因此，他不掩盖人的生活（存在）的真相：“我们都是要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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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要死的。”但是，知道人人有死，并不等于觉悟了死。当格拉辛那样说时，他并非只在概念上或经验上明白“人人有死”的道理，而是以自己的整个生命觉悟着死亡，承担着死亡，从死亡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角度，去理解自己在世间的生活（存在），从这种角度理解世间的事物。因此，他始终是作为一个非角色化的人存在，作为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所以，他始终以一种恬静、坦然的姿态面对一切，以带着忧思的欢快做着一切。对于他这种非角色化的人来说，头等重要的就是维护人的生活：使一个人的生活维护为一个人的生活。因此，当那些生活角色化了的人们因担心照顾病人会耽误“要事”而苦恼不安时，格拉辛却悉心体贴地为伊凡·伊里奇做着一切，并且认为这是“应当的”，于他并非麻烦，也不耽误他什么事情。放弃病人，无视人的绝对尊严，在他看来，才是最严重的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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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格拉辛生活的核心首先是承担起人的责任——维护人的绝对尊严。这一责任高于一切法律责任或角色责任，只有根据这一责任才能评判人的一生是否活得适当，是否按应当的方式生活。如果说，格拉辛为病人所做的一切深深感动了伊凡·伊里奇，那么，格拉辛那种以人的责任为核心的非角色化生活，他那纯真无欺、坦然自若的生活“态度”，对一生均在角色中的伊凡来说，则具有启示性意义。因此，随着对自己一生检讨的深入，伊凡·伊里奇有一天在瞧见格拉辛那张因服侍病人而显得疲惫的脸时，他突然想到：“实际上我的一生，我那有意思的一生是否会都错了呢？”（第十一章）在不久前他还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现在突然想到也许是真的——他的确没有像他应该的那样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一生、他的家庭以及社会、职位的利害关系，这些都可能是错的。他曾竭力维护这些，现在他忽然醒悟自己所维护的一切如何微不足道，根本没有什么可维护的。“这一切是可怕的弥天大谎，隐瞒着生死。”（第十一章）他还从妻子、同事、医生的言行中进一步看出了自己想法的正确性：“错了，你直到现在所过的生活，都是虚假的，是欺骗，连生死都不让你看清楚。”（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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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伊凡·伊里奇从格拉辛身上醒悟到自己生活的虚假性？为什么伊凡从他妻子的言行中进一步证明了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因为格拉辛以人的最高责任为核心的非角色化生活本身，就具有永恒性，具有绝对的价值。格拉辛这个人是会死的，但他的这种非角色化生活却是永恒的、绝对的。而伊凡·伊里奇一生的生活却一直是角色中的生活，他所做的一切，是他作为关联中的角色所做的一切，他所维护的首先不是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而是作为角色的利害关系；而他与他人——妻子、女儿、同事、医生的关系，首先也是一种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相对于格拉辛那具有绝对价值的非角色化生活来说，就如他们为他所做的一切一样，都是角色之间的一种功能交换，甚至连相互间说话的语气、神态都是一种角色对另一种角色所特有的。而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微不足道，是那样虚假。所以，他从格拉辛那里首先觉悟到自己生活的虚假性之后，又从他妻子的言行中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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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角度说，伊凡·伊里奇一生作为角色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无视死亡、忘却死亡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如此，这一切又反过来促使他更深、更固执地掩盖死亡，掩盖人真正的正当身份——独立自主的自由（身）存在，从而完全卸去了人的神圣责任：维护自由与自身。只有人的正当身份，人的神圣责任能保证生活的真理（实）性和永恒性。在这个意义上，忘却死亡的生活犹如海市蜃楼，是一个幻景，虽然可能很美丽，却只是临时的、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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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而永恒的生活只能是一种承担起死亡，从而承担起自身存在的神圣责任的生活。而所谓承担起死亡，也就是觉悟着死亡，在意识中把死亡展开而置身其中，从而从这种死亡觉悟，从死亡这种在意识中显现的可能性理解自己的存在。这也就是我在第一节里所说的“提前进入死亡”或叫“生死轮回”、“出生入死”。也就是说，真实的生活在“生—死轮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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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来的立场上 人要不死，又将如何？[28]——纪念波伏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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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而言，不管个体间的生命轨迹多么不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归宿，那就是终结。人，是会死的。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对于这个命运，没有人能够抗拒，然而，又几乎没有人没有抗拒过。克服死亡，抗拒会死，即便不是所有人的追求，也是许多人的向往。人们是如此不愿面对死亡，接受会死的命运，以至于害怕死亡，逃避死亡，厌恶死亡，成了人间的世情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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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死的抗拒，在根本上意味着对长生不死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普遍而强烈，不仅蔓延在每个人的梦想里，而且穿越千古，绵延在整个历史里；不单激发了无数寻仙觅道的故事，更是催生了种种丹道与方术。不死，被想象为如此美好的事情，以至于会死被视为人的一种厄运，是上天（帝）对人的一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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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很少认真设想一下：人要不死，又将如何？当然，简单设想是很容易的，比如说，人要不死，地球会装不下等等；但是，这个问题并非简单的是一个存在的外在条件问题，而是涉及我们的存在本身的问题：存在的方式、存在的意义以及存在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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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来讨论：所有人都不死，或者只有少数人，比如只有你一个人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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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人都不死，那么，情形会如何呢？首先我们会发现，先生与后生、前辈与后辈的差别将不再有意义。作为后辈，他不再有未来的优势：他不可能比前辈拥有更多机会经历、参与、见证未来事件和未来幸福，因为前辈与后辈一样拥有无尽的未来；他的历史视野、理论深度、知识结构也不可能比前辈更先进，因为前辈永远与后辈一起参与知识的更新、视野的拓展。只要愿意，一个千岁前辈与十几岁后辈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接受最新知识，并没什么荒谬之处。相对于后面的无限岁月，一千与十几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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