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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的正当身份与神圣使命。作为自身存在，人并非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存在者，他从与他人、他物的日常（经验）关联中退回来，但他仍会与他者相遇，也即他与他人、他物仍会有一种无关联的“关系”。在这种无关联的关系中，他人不是作为关联角色而是作为他自身来相遇，而来相遇的他物也不是作为关联物而是作为物自身出现。这意味着，当人承担起死亡而作为自身存在，他也必定是让他物作为自身存在，让他者作为其自身来相遇而真正地共在。自身与自身的相遇才是“真身”的共在，真理的共在，因而才是最真实可靠的共在。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人在维护自己的自身存在时，同时也就是维护他者（他人他物）作为自身存在。换句话也可以说，维护自己的自身存在，同时也是维护他人的自由和他物的自在，维护他者作为自身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的使命就在于维护他者的自身（自由）存在，人的正当身份不是来相遇的他者的主人或主体，而是他者的自身存在的维护者。人与人的关系首先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相互认识、互为对象的关系，而是一个自由的自身与另一个自由的自身神圣相遇、共同在场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首先也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首先不是万物的主体，而是一物之为此物的维护者，也即事物的自身存在的维护者。人首先是万物存在的维护者。人的绝对尊严、绝对价值（意义）就来自他作为自由与自身存在的维护者这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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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的维护者身份是我们理解人的生命或生活之意义的基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生都有自己的意义和追求。但是，人们践行自己的意义与追求必须以其神圣的维护者身份为基础，否则其所践行的生活就失去真理性根基而陷入虚幻。所谓“人生如梦”就在于此人生忘却了人之本性——人生（在）天地之间的真实身份与神圣使命。人们常以为，名位、货利、声色，乃人生之最快慰事，齐此三者，我愿足矣！然而，即使齐此三者而心满意足，也终归不免有梦幻之虞。因为这三者并不能使人永恒，倒往往使人忘却永恒。这并不是说，真实的生活不该有名位之争，实际上，名位之争、货利之欲、声色之娱，永远构成真实生活的一面，但是，它们要构成真实生活的一面，必须不能使人因它们而放弃或忘却了自己正当的真实身份，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人的其他一切行动与追求才能构成其真实生活的一面。这意味着，真实生活使人不能为所欲为；想过真实生活的人必须履行人的使命。真实的生活之所以不是梦幻般的故事，就在于它建立在人的真实身份基础上，因而是建立在履行人的使命与职责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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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真实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生活（生命）的真相（理）。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对死亡的觉悟，把死亡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意识中承担起来，对于我们理解生活的真相，对于我们过一种真实的、应该过的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只有在意识中觉悟死亡而承担起死亡，我们才能理解生活的真相，才能按“应该”的方式去生活。因为我们往往只是在死亡觉悟中才不致完全陷于关联世界而承担起自身存在，承担起这种自身存在的神圣职责——维护他者的自由（自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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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真相（真理）总是要大白于天下。这一方面是说，人们不可能远离真理，也不可能久离真理；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真理并不是始终明如白昼，相反，它倒可能常常被掩盖。死亡对于生活的真理，对于真实的生活虽然具有根本性意义，但是，人们并不总是觉悟着死亡而承担起死亡，人们也常常忘却死亡而掩盖死亡。人既能揭示真理，也能掩盖真理，他既能觉悟死亡而承担起死亡，也能忘却死亡而掩盖死亡。这是人的两种先天的可能命运。因此，这种掩盖与觉悟都需要从哲学上加以思考，但是，从哲学上思考和揭示这两种可能命运，并不是也不可能取消其中的一种，只能表明，要维护真理必须反对掩盖行为，要过真实的生活必须觉悟和承担起死亡这种可能性。我们之所以把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作为这里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在于托尔斯泰在这篇中篇小说里以极其哲学的方式揭示了“常人”对死亡的掩盖，以及死亡对于洞见和理解真实生活的根本性意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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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对死亡的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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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凡·伊里奇之死》里，托尔斯泰不仅淋漓尽致地描述了常人对死亡的掩盖与逃避，而且是把这种掩盖理解为人的一种命运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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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的生前知交彼奥特·伊凡诺维奇在吊唁死者时，心里既悲伤，又惶恐，而死者遗孀关于伊凡·伊里奇死前遭受三天三夜痛苦的折磨的诉说，更让他胆战心惊：死亡和痛苦的折磨也许随时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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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上就有个念头援助他，令他想到这是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身上，而且这种事没有理由发生在他身上，因此，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不过，这种念头怎么会产生，怎么会突如其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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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能不与他人、他物发生实际性的各种经验关联，而当他把这种关联世界当做唯一的世界时，他也就不可避免地把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可能性存在当做未来事件悬搁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于是，死亡似乎与他现在的生活毫无关系，也不会有关系，它只是某种在外悬浮不定的遥远的事件。因其遥远而不确定，对于每个“常人”来说，死亡甚至成了某种几率事件或平均寿命事件。因此，即便有亲友死了，“常人”——日常关联中的“角色”在感到悲伤之际，同时也很“自然”地感到庆幸：死的是他而不是我。既然死亡是某种几率事件，那么现在既然有人不幸撞上了，就没有理由再让“我”碰上；现在他既然那么年纪轻轻就死了，（按平均寿命）“我”就没有理由会发生那样的意外事件。所以，虽然亲友的死会引起“常人”的悲伤和惊恐，但是，由于所害怕的是几率事件或平均化事件，人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排除这种惊恐。他人之死在常人心中唤起的死亡问题，转瞬之间又变成暧昧的几率事件。所以彼奥特在惊恐之余很快就平静下来，并且带着一种轻松而好奇的心情向死者遗孀询问伊凡·伊里奇的详细病情，好像死亡只是意外而奇怪地发生在伊凡·伊里奇一个人身上，而绝对碰不到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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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众常人掩盖死亡的分析性刻画中，伊凡·伊里奇对死亡的掩盖无疑是最生动、最具代表性的。因为正是他最典型地沉迷于日常角色。当他升任省检察官之后，他更是把生活的兴趣都集中在公务上。按托尔斯泰的分析，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为了逃避他那爱吵架的妻子，她总是把一切不如意的事情归咎于他，使他无法在家庭生活上保持他作为一个检察官和丈夫的体面与尊严；另一个原因是“他意识到他具有想毁灭谁就能够毁灭谁的权力；他来到法庭或见到下属时所显露出他地位如何重要，尤其是他办事本领如何高强——这个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凡此种种，都令他高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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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原因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原因，这就是追求与维护作为一个关联角色（如检察官或丈夫）而高于他人的“尊严”与“体面”。对于伊凡·伊里奇这种典型的常人来说，重要和有趣的就是充当重要的角色，它构成了其生活中最“真实”、最核心的内容，甚至除此之外，生活似乎就再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就功能而言，任何关联角色都是公共性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角色。但是，角色带来的“尊严”与“意义”却完全是“私人的”（privat）。也即说，角色的“尊严”总是一种为充当者所独占的“私人尊严”，因而它是一种高于其他一些常人而又低于另一些常人的“尊严”，是一种“比较级”里的尊严。常人对角色的兴趣与追求，首先不是为了发挥角色的功能，而是以获得那种比较级里的“私人尊严”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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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忘却死亡而沉沦关联世界是人的一种可能命运，那么也就意味着追求与维护虚假的“私人尊严”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私人尊严”的虚假性不在于它的虚无性或无效性，相反，它倒具有十足的现实性、实效性（Wirklichkeit）。谁能否认检察官与被告这两个角色的“私人尊严”（不是“个人尊严”！）之间那实实在在的差别呢？而当你由一个学者摇身一变为一个手握实权的官僚时，那倍增了的“私人尊严”足足会让你回味无穷。“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在于它的“比较性”和临时性，也即在于它的相对性。它完全是由后天的经验关联决定的，与人的自身存在即自由无关，也即说“私人尊严”只存在于关联中，也只对关联中的常人来说才是有效的。一个人一旦卸下“角色”而退出相应关联，他原来拥有的“私人尊严”也便烟消云散；而在一个维护着自由的人心目中，即便威如高山的“私人尊严”也被视若无物。此即不卑不亢之谓。简单地说，“私人尊严”的虚假性就虚假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种关联性的存在，只是关联中的一种意义，而与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与人的真实生活无关。每个人的绝对尊严来自他作为人的正当的真实身份，这种个人的绝对尊严对他人来说，意味永恒的共在和绝对的平等；而“私人尊严”则永远意味着与他人的暂时共在和对他人的临时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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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有“赤子之心”而爱真理，却又常常以假当真；人人生有神性而求永恒，却又往往沉湎于临时角色。当一个人越专注于其充任的角色，越醉心于追求“私人尊严”，也就意味着他越以假当真，越以临时世界为永恒生活，而在根本上则意味着，他越严重地忘却和掩盖死亡。因为正是忘却和掩盖了自己的死亡，他才会心安理得地热衷于他的角色生活，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角色当做他最重要、最真实，甚至是唯一的身份，以致认为他天生就是为了充当这一角色，因而可以永远当下去。人一旦忘却了自己的死亡，他也就很自然地把他所充当的任何角色视作是不死的。而角色带来的“私人尊严”理所当然也成了他心目中最重要、最真实的生存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恰恰要反过来说，一个人把自己的死亡掩盖得越深，他必定越生活在虚假当中，因为他必定越以自己的角色生活为自己的全部生活，越以“私人尊严”为自己的唯一尊严。托尔斯泰对伊凡·伊里奇热衷于其角色（检察官）生活与追求“私人尊严”的刻画，正是要表明他如何固执地忘却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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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对死亡的掩盖是如此之深，以致虽然疾病已在他体内引起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他始终不能正视死亡的存在，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处之泰然，他既莫名其妙，也无法理解这怎么可能。他总想撇开“自己快要死了”的念头，努力想把它当做假的、不公平的、不健康的，力图召唤别的念头来代替它。他现在“大部分时间消磨在试图恢复能把死置之脑后的感觉上，有时候他对自己说：我将再去办公室，那一定能使我活下去”（第六章）。于是，他真的办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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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人生太容易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把死亡掩盖得严严实实的生活世界里，那最令人操心的不就是充当什么角色的问题吗？还有什么比维护和巩固自己的角色地位更重要的？还有什么比在这种角色位置上体会到的那美好的“私人尊严”更真实的？相对于角色生活来说，一切生活问题都只是生活琐事，它们都将围绕着角色生活的展开来解决。在这个生活世界里，死亡甚至作为字眼都很少在人们心中闪现、停留。因此，当它通过病痛而显示它的现实存在时，伊凡·伊里奇感到莫名其妙：在这个如此有“意思”、如此重要的生活世界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个陌生的绊脚石？这肯定是搞错了。于是，死亡这一生命中最本己、最真实的可能性存在反而成了假的，成了不健康的幻觉，它至少像其他生活问题一样，可以通过“办公”来消除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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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这种掩盖构成伊凡·伊里奇生活中的一个“弥天大谎”。这个谎不仅侵蚀了他一生的生活，而且使他在临死前精神备受折磨。不治之症实际上已把伊凡从他长期扮演的角色（检察官、同事、丈夫等等）生活中揪出来，中断了他的角色活动，迫使他退出关联世界而进入一个无角色的境地，这也是一个需要独自承担起自己向死亡存在的境地。但是，长期生活于角色中的伊凡显然无法适应和接受这种境地。因此，当同事来探访他时，他一方面渴望同情，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自我欺骗，把自己设想为仍是那关联世界里的角色。所以，在来访的同事面前，他竭力摆出一副严肃、庄重的面孔，并打起全副精神对同事大讲自己对一项裁决的意见，以显示他仍是关联里的一个重要角色。结果，他当然得不到任何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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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死亡前三天三夜里，最让伊凡·伊里奇痛苦的似乎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他感到“他被推进黑袋，可是又下不去，令他下不去的原因是他一直认为他的一生过得很好，这个要活下去的理由纠缠住他，不让他朝袋里钻，因此，最使他难过”（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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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黑袋”就是死亡的象征，“下不去”意味着在心里拒斥死亡，仍把死亡当做一件外在事件来排斥。而拒绝死亡的理由，则是不愿承认自己的一生没有按“应当的方式”去生活，他仍固执地认为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滋有味：我一生官运不错，所任角色都至关重要，我也都恪尽职守，而由此带来的一切也都令我舒心畅快。既然这种角色生活如此美好、真实，就不应该突然结束，而应该永远继续下去，至少不应该这样匆匆了结。的确，对于完全陷于角色生活的常人来说，这个生活世界不应是有终结的，它将永远进行下去。因为终结性或死亡已被这种角色生活完全忘却和掩盖，即使有人死了，那也只是这个世界的偶发事件，只有不幸的人才会碰上，而生活不应因偶发事件而中断。而我伊凡·伊里奇历来都是很幸运的，现在又处在既令自己高兴也令许多人羡慕的位置上，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而且还会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将随之陆续到来，因此，我没有理由结束现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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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亡的掩盖使伊凡在心理上无法从角色生活中退却出来，因而他无法在心理上接受和理解自己的有终结性，可是，疾病却无情地把他逐渐逼向生命的尽头——这一点他心里又十分清楚。这种既无法理解自己的死而死又作为事件在逼近的处境，使伊凡在彻底进入“黑袋”之前痛苦不堪。这是虚假生活带给每个常人的“报应”，是“弥天大谎”留给生活于谎言中者的最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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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不仅如彼奥特·伊凡诺维奇和伊凡·伊里奇那样掩盖自己的死亡，而且还掩盖他人的死亡。常人从来不会也不愿把他人的生活与死亡联系起来。伊凡·伊里奇病倒之后，状况迅速恶化，可是他发现，他身边的人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对他们来说，世界一切如常。即使是与他朝夕相处、平时最亲近、最可靠的妻女对他恶化的病情、恶化的感觉也丝毫不了解，她们甚至正是在这个时候在社交方面搞得最热火朝天，因此，还因他的疾病给家庭带来的不愉快而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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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什么都令伊凡·伊里奇难受。”（第四章）这倒不是因为妻女寡情，而是她们与他一样，是一群“不知有死的常人”。她们不仅从来封闭着自己的死亡，而且也封闭着他人之死。因此，在她们心目中，疾病从来就与死亡没有关系，至少是很少有关系，它不过是日常（角色）生活中一件不愉快、使人不方便的事情，只要当事人稍微注意自己的行为就可以克服，无须大惊小怪。你感觉不好？那说明你还不够注意，没有完全按“应当的程序”行事。总之，她们（常人）看来疾病是一个人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因此，要由当事人自己去克服，就如养家糊口要由丈夫或父亲这一角色去担当一样；她们无须也从不去操心、过问或了解他养家糊口的本领，同样也无须去了解他“自己不小心”造成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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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自己和他人有死的常人之间，首先是一种角色性或功能性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个人与个人之间那种作为人本身之间的关系被角色性关系所掩盖。伊凡·伊里奇与其妻女首先就是陷于一种角色性关系，即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女儿之间的关系。他的疾病使他丧失了他作为角色的诸功能，而对她们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某个角色的缺席，就如工厂里某部机器暂时失灵一样。如果需要，这种缺席完全可由另外的常人来填补。因此，他与她们之间就如一切常人之间一样，实际上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合作”，随时都可能散伙。常人之间没有真正可靠的共在，不可能有能“设身处地”理解和维护他人作为自身存在的那种团结。因为常人只是角色性或关联性的存在，而没有自身的存在，或者更确切说，常人的关联性存在完全掩盖了人的独立自主的自身存在。因此，当伊凡·伊里奇从“常人共在”中退出来时，他发现，他处在十分孤独无援的境地，原来与他关系十分密切的亲友，实际上离他非常遥远，对他一点都不理解，丝毫也不能设身处地爱他、同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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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的疾病与死亡的这种无动于衷，典型地体现了常人对他人之死的掩盖与漠视。掩盖他人之死实际上也是在贬低他人之死。对人来说，死亡不仅仅是丧命事件，而首先是在意识中承担起死亡而接受终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之死”。而人正是在承担起死亡的意识中“顶天立地”而“开天辟地”——独立自主地存在而让他者自由—自在地存在。于是，才有源头和历史。我们可以说，死亡是人之（自由）存在的标志。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死亡来标志自己的存在——我有死，因而我曾承担这个世界的真理：自由与自身。因此，死亡是人生最庄严、最严肃的事情。但是，在“你没事，你不会死，只要按医生嘱咐行事就能治好”这类像是好心的安慰、实则为自欺欺人的陈词滥调中，不仅不能给他人以临终的真正关怀与支援，实际上还把他人之死亡贬低为像衣服破了可以补、机器坏了可以修之类的日常事件，没有必要倾心、认真对待。伊凡·伊里奇在患病过程中深感痛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发现，他的亲友人人都在向他撒谎，人人都在掩盖他的死亡。他们从来没有也不愿意倾心理解他此时孤立无援的存在境况，那渴望有人以其“设身处地”的爱来向他证（显）明，永远有人与他同在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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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事，你不会死”这类被重复无数遍的谎言，表面上是要消解病人对死的忧虑，以便让他尽可能在无忧无虑中走完生命的历程。这是常人的好意，它甚至还有医学心理学的依据。但是，人要真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死亡恰恰不能不忧死——理解和觉悟自己的死。只有理解自己的死，才能带着觉悟的坦然、觉悟的轻松接受自己的终结。实际上，在临死者听来，“你没事，你不会死”不仅不是安慰的话语，相反，它表达的甚至是常人的一种“优越”——它无异于说：你要退出我们的生活世界了，这很不幸，不过，没关系，生活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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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掩盖他人之死，不让他人正视其死的常人行为，实际上是以抛弃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死亡，他人之死完全被视为一个角色的出局或退场。因此，掩盖死亡不仅使人无法获得生的绝对价值，而且使人难以获得死的绝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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