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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把经验观察看作是以一种自然所能理解的语言向自然提出的问题，而是将认真思考所有涉及科学的‘构成性’作用的情况，并且把科学的研究看作一种生产过程。……我们不考察在科学与科学所描述的自然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将思考科学事业中那些我们认为是建构性的内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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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接受是重新建构知识的过程中的暂时的稳定化，而这种对知识的重新建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的过程。……正是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定位中，人们可以把科学事实看做是被选择地重构和重新建构出来的。”（《制造知识》，第4—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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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我们显然也就应当用所谓的“主体间性”去完全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也就是，“科学客观性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品质，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实践中的文化规范”。（齐曼，“后学术科学——以系统和规范建构的知识”，载舍格斯特尔主编，《超越科学大战》，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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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与情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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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科学知识社会建构性质的分析，我们显然也就应当明确肯定科学知识的情境（相关）性和历史性，从而也就与传统的关于科学知识“普遍（适）性”的认识构成了直接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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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对于事实的理论负载的清楚揭示正是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那么，在SSK学者看来，科学事实就不仅受到了理论的“污染”，而且也受到了文化传统的很大影响，亦即是“社会可变的”。就如马尔凯（M. Mulkay）所指出的：“我们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可以拒绝标准观点的两个基本假定，即我们得出科学的事实陈述既不是独立于理论，也不是在意义上永恒不变的。……不但科学的事实‘基础’是理论依赖性和意义可变性的，而且它们似乎还是社会可变性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东方出版社，2001，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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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按照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应当向“科学的唯一性”提出直接挑战。正如维拉和腾布尔所指出的：“所有的知识系统都是地域性的。西方当代的科学技术，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知识标准，其理性或客观性应该看作是知识系统的一个变量……并且与其他地域性知识比较而言，具有相同的地位。”（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科学、修饰与权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76—277页）按照这样的观点，提倡“种族科学”（ethnoscience）也就十分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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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学知识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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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学知识的建构性质，更由于相应的科学活动必然地会受到相应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环境的很大影响，因此，在一些SSK学者看来，由此所产生的科学知识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价值负载，从而也就与科学知识在价值上的中立性这一传统认识构成了直接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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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塞蒂娜看来，我们就应从这一角度去看待科学方法在科学活动中的实际作用：“有关规则的要点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规则似乎是作为不同用途的商谈手段或武器在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各个行动者都恪守的行动准则而发挥作用。在商谈的过程中，规则被灵敏地加以摆布，这意味着这些规则可能受到支持、加强、改变、延伸、扭曲、忽视或干脆置之脑后。规则的作用是变化的，并且一项现行的规则能否被引证来支持一个人的权利，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境况。”（《制造知识》，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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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SK学者看来，利益的考虑正是决定规则使用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且是科学知识“价值负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如塞蒂娜所指出的：“把实验室选择和研究的超科学结构联系起来的转化是由科学家实现的。正是在这些转化中，在超科学领域中商谈的允诺和利益得到援用和考虑，并且与资源关系网的要求的一致性成为科学成果的一部分。”（同前，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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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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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主义观点在一些SSK学者那里可以说被推到了极致：科学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文化形式，并无任何的真理性可言，与其他文化形式相比也不具有任何优越性或特殊性。此外，由于认定利益与权力等社会学因素在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些SSK学者看来，科学活动也就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例如，巴恩斯就曾这样写道，“知识是继承下来的，从一代到另一代，它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那些在几乎所有社会语境中被称为知识的东西被理解成‘习惯上接受的信念’。”它被一致与权威所维持，就像习惯被维持一样。它由集体发展与改变，就像习惯被发展与改变一样。（蔡仲，《后现代相对主义与反科学思潮》，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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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K关于科学知识的相对主义观点的一个集中表现，即是将一些直接源自科学哲学现代研究的思想极尽夸张，从而形成了四个教条：（1）除非被社会接受，否则不会存在什么真理；（2）理性和实在不会限制任何信念系统，没有任何信念系统具有特权；（3）对真与假，社会与自然界的解释应该是对称的；（4）荣誉必须赋予“行动者”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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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与科学理性就被彻底地否定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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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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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SSK的批判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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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SSK学者的主张具有明显的片面性与绝对化倾向，因此必定会招致广泛的批评。在此我们首先可提及库恩等人对于SSK的批评。尽管库恩常常被看成SSK的直接先驱，甚至更被说成相对主义科学观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但他本人对此却表示明确的异义：他不仅明确声称自己“是一个科学进步的真正信仰者”；也体现了对于“强纲领”的直接反对：“强纲领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权力与利益是所有的一切。自然自身，无论是什么样，在发展人们信念的过程中仿佛没有任何意义。对证据的谈论，对证据推理的理性，与这些推理有关的真理或可能性，现在已经被看成是胜利团体掩盖其权力的修辞手法。科学的知识现在被看作只不过是胜利者的信念。我是属于那些已经发现‘强纲领’观点是荒谬的人之一，在他们那里，解构已经走向疯狂。……但他们继续几乎都保持着对自然的这种角色的无知。”（“The Trouble with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hilosophical Essays，1970—1993，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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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费耶阿本德常常被形容为SSK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同行者，但他本人同样明确地声称：自己既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也是一个实在论者，同时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译者序”，第5页）。从而相对于纯粹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言也就表现出了更强的辩证色彩。这事实上也正是对SSK诸多批评意见的一个共同之处：与绝对化与片面性相对照，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对立面的辩证整合，特别是，我们既不应像SSK那样唯一地去强调社会因素（也称为“人类力量”）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以致完全否认了客观世界（自然力量或物质力量）的作用；也不应片面地强调科学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共同点，以致完全否认了科学的特殊性，特别是，科学活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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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们显然就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拉图尔对于SSK所谓的“对称性原则”的批评。拉图尔指出，SSK所追求的事实上只能说是“第一层次的对称性”：“第一对称性原则要求使用同样的术语来考察错误与真实，这就颠覆了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在过去，知识社会学仅仅是通过收集大量的社会因素，来解释那些背离了那条勇往直前却又狭窄不堪的理性小道的事件。错误、信念可以进行社会解释，但是真理却是自我解释的。”他进而指出：“然而，布鲁尔所界定的对称性原则很快就陷入了死胡同，如果对其自身的解释也进行严格考察的话，这一对称性原则本身也是不对称的。认识论者和知识社会学家通过与自然实在之间的一致性来解释真理，又通过社会范畴、知识或者利益来限定错误。他们是不对称的。布鲁尔的对称性试图使用同样的范畴、同样的知识、同样的利益来解释真理和错误。但是它选择了什么术语呢？就是有关社会的科学所提供给社会科学家的术语。因此，它是不对称的。……因为它搁置了自然从而使得‘社会’极承担起了所有的解释重任。”（《我们从未现代过》，第105，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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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正是通过对于自身立场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不少SSK学者也逐步认识到了原先立场的错误性或局限性，转而强调对立面的辩证整合，并力图通过对于“人类力量”与“自然力量”的适当整合实现新的超越，从而就由SSK转向了“后S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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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因出版《建构夸克》而赢得了广泛声誉的皮克林就可视为经由反思从SSK走向后SSK的一个典范代表。尽管在当时SSK的影响仍处于不断扩大之中，皮克林却很快转向了对于自身立场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在这本著作［《建构夸克》，1984］之后，我便处于对我所关注的问题的自我挑剔状态。我进行研究的起始问题还没有最终解决：知识与人的关系我认为已经足够清楚了，但知识与我们的世界的关系却远非如此明白。”皮克林于1995年出版了一部新的著作：《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以对他在后来这些年中所形成的新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皮克林在此所采取的就是一种更为辩证的立场：“讨论物质力量通常受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置疑，……我自己现在的这本书则极大地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关注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如何在时间中相互缠绕，关注知识如何参与这种相互缠绕之中。……在这本书中，原初的知识领域被并入更广阔的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作用领域，科学活动本身也显现为被包含在周而复始地创造和破坏相交织的广阔领域。”（《实践的冲撞》，“英文版原序”，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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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SSK内部所出现的分化，也即由SSK向后SSK的转变，我们将在下一讲作具体论述，这里仅限于讨论这样一个问题：SSK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在80年代的广泛影响，甚至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也可经常听到“科学哲学的社会转向”这样的说法，真可谓红极一时，然而，它又为何会如此之快地走向衰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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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一现象是由SSK本身的性质直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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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SSK研究工作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移植”的性质，即是将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概念体系与研究方法等直接应用于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分析，尽管在初期往往会产生震撼的效果，但也容易始终停留于对现成工具的直接应用，而缺乏新的创造，因而其势头很快就会出现衰退。皮克林就曾说：“我怀疑SSK工作真的富有成效。我曾经提及过：在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科学的文化研究中，在理论和概念扩展意义上，SSK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科学的文化研究目前似乎仍然滞留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SSK的研究地带。”（同前，第23页）同时，如果坚持SSK所谓的“强纲领”，那么，无论所涉及的案例属于哪一科学分支，研究者都必须认定社会的因素是“首要的和充分的”，这就等于说最终的结论是事先已经规定好了的，这样，所有的研究就都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而无非只是在已有的“论据”之上加了一个新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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