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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此时面对的是一个暴力性失序后的贫穷社会。罗马世界的不同地区已经分崩离析。各个地区际遇悬殊,一些地区比另一些要好上不少。因此就有了依旧繁荣的普罗旺斯飞地所孕育的活力惊人的智识生活,这种生活催生了约翰·卡西安有关修道贫困的纲领性论述,这可以被看作对勒兰岛上诸位让人惊叹的卡里斯马式领袖的承继;马赛的萨尔维安对最后岁月里西部帝国痼疾的那令人难忘的诊断也因此产生了。在意大利,旧世界的很多东西似乎得到了延续,但这种延续掩盖了深层的变动。罗马的教宗们在5世纪末已经取代了元老院,成为罗马城中低下阶层的庇护者,罗马教会的财产第一次足以匹敌世俗贵族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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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两章里,我们将把西欧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我们会关注基督教会以何种方式管理和处置其财富。最后,我们会看到用于宗教目的的财富所造成的具体压力(既对主教们也对平信徒捐赠者们而言)如何改变了基督教自身的性质。我们也随之站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门槛上,它完全不同于我们故事开头里的那个古代世界。到600年时,教会的结构以及平信徒的期望已推动了时代的缓慢转变。终于,在漫长的三个世纪之后——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欧洲的基督徒们才开始面对西方中世纪的大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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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何以采用目前这种面貌进行说明,可能会有助于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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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地理范围。本书并非关于整个罗马世界,而是只涉及拉丁西方:从西巴尔干到不列颠,从特里尔到撒哈拉的边缘。我如此选择主要是考虑到两点:一是著名的拉丁作者们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二是本人对罗马西部世界特有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固有兴趣。不过,我如此选择同样是因为晚期罗马研究整体学科的良好发展允许我专注于一个区域,并同时相信,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会有很多别的学者有能力处理好帝国东部省份中教会、财富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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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年代跨度的问题。正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我选择专注于350年到550年这个时段。从许多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我本人其实也并未严格遵守这个时限。但我如此选择是为了提醒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提醒我的读者一个重要的事实:很多有关罗马帝国晚期的基本日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我们的叙述自君士坦丁312年的皈依而始,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正式终结或是603年教宗格雷戈里一世的去世为终点,这似乎看起来能够直截了当地与传统叙事时期一致。然而,使用这些日期会夹带一种欺骗性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会怂恿我们按下快进按钮,做出如下假定:君士坦丁的皈依几乎是作为一种先定的结论,预判了罗马帝国的消逝和教宗格雷戈里一世时代终成正果的教会在西方社会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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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避免此种简化历史的诱惑。教会财富的增长过程并非如传统叙述所暗示的那样一蹴而就。君士坦丁在312年的皈依并没有直接致使基督教会变得富有,变化是随后在4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发生的。格雷戈里一世出任教宗也并非标志着凯旋中的教会已到达了巅峰状态,并能够随时接管对后罗马时代的西方的统治。还要等上足足半个世纪,欧洲的教会才会略感意外地开始感受到其财富的沉重分量。这种重量感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主教们已经变成了大人物的合作伙伴,但还远没有成为他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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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本书面貌的第三个方面。自始至终,我所关心的都是如何平衡地处理历史进程的节奏和多样性。这些进程与多样性无法被简单地纳入政治史和教会史的传统叙事里。在很大程度上,我尝试着专注于身处其独特的历史图景中的一系列著名人物。在每一个图景中,历史都在以一种独特的节奏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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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会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遇见这些人物。(只是在基督教罗马和基督教非洲,我们需要回到一整个世纪以前,来为诸如哲罗姆和奥古斯丁这样的人物铺陈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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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对教会财富研究得越深入,就越相信罗马帝国各具特色的区域构成。每个区域里的基督教会——复数的而非单数的教会,尽管它们之间有频繁的联系,而且理论上也都属于一个统一的建制,即大写的教会(the Church)——除了具有罗马世界的其他特征之外,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地方传统的产物。一部有关拉丁基督教的真正的历史要求一种坚定的地方性意识。每个基督教地区都有属于自身的图景,在描绘它独有的特征时,越是详尽具体越好:对原址的考古、有关硬币和陶器流通的证据、题献和墓碑上的铭文的风格以及地方作家的作品——总而言之,历史学家能够找到的一切——都必须被纳入我们对一个特定图景的勾画之中。每个西部世界的地方教会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它们并不是沿着唯一的大道、朝着一个清晰的目标胜利进军。它们常常并不了解毗邻教会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教会也都对它们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我深深地觉得,只有对这些教会一一单独处理,并以代际为单位逐步分析,才能更好地表述罗马晚期西部世界基督教会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罗马社会最终崛起的不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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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选择在我自己的叙事中把每个图景与一个或一群人物建立关联。读者需要知道,专注于个体作者(西玛库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保利努斯等)实在是我不得已的选择,我只是在已逝的过去留给我们的有限材料中尽力而为。如此多的证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保存下来的证据的分布虽然反映了这些证据所体现的地区本身的重要性,但也同等程度上反映了史料留存的随机性。作为教会教父的那些作者——如安布罗斯、奥古斯丁以及哲罗姆——在后世的赫赫声名确保了他们大量而且事无巨细的作品得以流传下来,照亮了米兰、非洲和罗马的基督教世界。对于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感激都不为过,尤其是这些作者的作品照亮了晚期罗马世界的核心区域。但是,那终究是个辽阔的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其他地区(甚至在我们所依靠的主要作者所处的地区)曾有过很多别的作者——包括基督徒和多神教徒,他们的作品只是没能留存到今天罢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有很多地区至今依旧出奇地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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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设想一部别样的西罗马教会的历史要容易得多。我常常自问:这部历史会是什么模样?比方说,一个拥有希波的奥古斯丁那样的能力和丰富经历的作者,在西班牙南部或者多瑙河沿岸出现过;或是特里尔的主教们成为类似于《教宗名录》(Liber Pontificials )里的主角们;或者,如果不列颠南部的圣奥尔班(今圣奥尔班城的维鲁拉米恩)产生过一位圣徒传作者,而他充满鲜活地方性资料的奇迹编年作品又恰巧从后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幸存至今,从而能够与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相互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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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假想,这既非闲来无聊,也不必然就仅供人扼腕。甚至对于像奥古斯丁这样似乎早就被我们熟识的人物,对之前不为人知的布道词和书信的新发现,以及他一度涉身其中的摩尼教运动的新文件的问世,都告诉我们有多少材料还有待被发现。通过进一步的文本发现以及对其他形式的证据的调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整个基督教西方的图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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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所关注的这些作家在何种程度上算是具有代表性呢?人们尽可以争辩说,他们并没有什么代表性:他们的作品代表的是某个神经过敏的智识精英群体,与财富和贫困等贴近现实的问题相去甚远。这种论证无法说服我。就宗教而论——尤其是在对重要的宗教运动(如基督教会的形成)的研究中——“精英”这个词可能会构成误导。它诱使我们假定,居于领导地位的思想与围绕着这些思想的、更为广泛的意见和信众之间缺乏联系。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我倾向于接受路易·热尔内的判断。他在论及希腊古典宗教时说:“精英群体并不发明什么,他们只是将其他很多人的想法明确地表达出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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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关注基督教会的财富这一主题也有鉴于此。财富作为一个主题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是有分量的。仿佛一条辫状河流过,有关财富的问题涉及诸多教会和整个罗马社会。财富不只关于预算和租金簿,这条巨大而多变的河流分出的溪流拍打了很多河岸,而当我们想到罗马帝国的经济时,我们并不是立刻就想到了所有这些河岸。仅举几例:每年一度的丰收奇迹触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帝抑或诸神和自然的丰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相较而言没那么受欢迎的一项“奇迹”,则是把帝国的征税者和收租人带到遍及整个罗马世界的商铺和村舍的行政措施。这就涉及财富自身的合法性以及榨取财富的帝国的合法性问题。每至岁末,几乎没有哪个与财富相关的议题——无论是社会的还是个人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不被人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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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富问题在基督教会中受到关注是件很自然的事。部分原因比较明显。对晚期帝国的基督教共同体而言,《新约》提到了耶稣对年轻的富人的挑战,以及他对于那位年轻人没能成功应战而给出的同样令人不安的评论:“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一旦真正的有钱人在四五世纪之交进入教会,这些话就骤然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我忍不住把这个时期称作“骆驼的时代”。具有苦行气质的基督徒们满怀期待地观望着,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是哪些庞大的骆驼准备通过摒弃自己的财富来穿过针眼。那些真的这么做了的骆驼立刻就得到了喝彩,并旋即欣然被人研究学习。与这些摒弃财富的男女英雄相比,选择保留财富的基督徒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寂寂无闻。我们向来倾向于假定,他们对于自己没能做到“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19:21)而心安理得。但是这些后进分子有待我们研究。我们接下来会用一种多少有些反讽的语气,描述那些很有世俗智慧的主教如何为有钱的普通基督徒提供一系列妥协方案,包括施舍、教堂建设和遗赠。对那些没能通过“穿过针眼”的基本测试的人来说,有那么多安慰奖存在。我们大概还会进一步指出,恰恰就是这些对“世界”——也就是罗马的社会规范——的不光彩的妥协,催生了教会财富异常成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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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作本书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对这种解释问题的方式不甚满意。把财富的摒弃者们看作有“真正”基督教精神的英雄,而把其他形式的宗教赠予都或多或少地视为对基督教运动激进本质的背叛,这种思路不过是苦行运动的高尚话语在现代的回响罢了。很多当代学者讨论教会财富增长的问题时,用的都是哲罗姆用过的语调。对哲罗姆这位苦修出世的坚定推崇者来说,基督教会的历史是一部衰落的历史,从最初属于使徒们的英雄时代降格为“属于我们的余渣般的时代”,教会“增长了权力和财富,却在精神力量上萎缩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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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这样一种不满的态度,意味着对一个重要事实的忽略。在我们面对的那个社会里,无论对于多神教徒、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来说,宗教赠予都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交易。对财富的摒弃并非唯一被上帝护佑的行为。向穷人的施舍、给教会的捐赠、每周的奉献、为实现誓言的奉献——这其中每一项都连接了天堂和尘世。正是因为这些关联方式更深地嵌在基督教信徒的意识中,它们反而没有被透彻地分析。对于基督教信众来说,这样一种戏剧性不足的虔敬赠予所实现的财富,从地上达至天堂,和偶尔在少数人之中发生的财富摒弃行为一样重要。那些规避或者没有严格遵守耶稣对年轻的富人的训诫的基督徒并不只是后进分子。实际上,不同于激进的“摒弃财富”的鼓吹者,他们赋予财富的使用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职责。这种职责赋予他们日常的善举和慷慨以权利。正是在这片肥沃的、对富人和穷人一样适用的思想土壤上,教会的财富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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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构宗教赠予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财富从尘世到天堂的转移)与关注财富在尘世的流通(通过确定由摒弃的壮举、捐赠和教会里每日的奉献,而募集到的财富各自的相对价值),对我来说有同等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我会求教于做犹太研究的朋友们。因为他们也在研究中关注一种低调但持久的赠予习俗,这一赠予习俗贯穿整个罗马时代,赠予的焦点从以希腊风格的巨型庙宇(即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转向散布整个罗马世界的会堂和犹太社区。这一宗教赠予上的变故对应着一种颇为可观的认识转变。基督教会的财富增长的方式与犹太教的这种认识的转变似乎正好相反。对基督教而言,开始时宗教赠予只有很小的规模——就像我们将在4世纪的阿奎利亚和几代人之后的意大利北部的教堂地面上所看到的。最终,我们会在6世纪的高卢和意大利看到围绕圣所进行的庙宇式的宏大建设工程。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二者而言,一部有关宗教赠予的认知背景的历史依然有待被书写。当前的这本书能够提供这部认知史的一部分,限于宏大而绵延的基督教“星云”中的一个特定的时期和一个特定区域。这片“星云”从不列颠直到中亚,而且几乎在每个区域里都有犹太社区在旁伴随。某种同源的、和前者之间具有比较性的想象模式推动了后者的宗教赠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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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笼统说来,财富问题触及罗马帝国及其之后的西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财富问题可被用作一种诊断工具。如此看待财富有助于我们深入罗马社会内部,去研究4世纪时财富的创造与分配,去追述——在多神教和基督教两方面的史料中——财富积累在4世纪和5世纪的罗马晚期社会中造成的焦虑和争端,去感受一度凝聚统治阶级——由多神教徒和基督徒共同构成——的财富神话,去探索5世纪和6世纪蛮族入侵、内战以及区域性政治权力的建设过程中财富的消散与重构:从事以上工作不只是为了再写一部晚期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史,而是像医生使用听诊器那样使用财富这个主题。通过关注财富问题,我们能够窃听到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以及帝国消失后的第一个世纪里的整个西欧的声音,这么做就仿佛是在听一艘被困在外海风暴里的大船发出的吱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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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这本书是我所完成的作品中最为困难的一部。因为只有通过搜集这段时间内的多神教和基督教文献中有关财富的丰富话语,配以对罗马和后罗马社会中财富现实的感知,我才能够把财富问题用作一种诊断工具,来测量我称之为“基督教在西罗马帝国的形成”这一历史过程的脉动。我明确地拒绝把晚期帝国的宗教和文化史与其社会史相分离。对这一时期社会和经济的研究正处在一个井喷阶段;对罗马世界具体情境的研究正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晚期罗马社会整体的认知,以及对基督教在这个社会中所发挥作用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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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与之前不同了。让我使用一系列“如果”和“那么”,来稍加总结其中的一些突破如何直接影响了拉丁基督教的历史。如果君士坦丁的改宗并没有最终赋予基督教会在罗马社会中的优势地位,那么我们必须在别处,即4世纪末,探寻这个进程的发生。并且只有在4世纪末,基督教才敢于自我定位成一种潜在的主流宗教,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得到了富人们的支持。如果能证明晚期西罗马世界的城市中产阶层的活力和多样性曾被严重低估了,那么基督教社区在这些城市的历史就需要大幅重写,其中包括有关这些城市的主教和神职人员的招募和他们的社会视野的历史。如果西罗马社会并不只是被少数大地主稳稳地把持,在帝国灭亡前后,基督教在拉丁社会中的角色就需要被大规模地修正。首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圣安布罗斯反对意大利北部地主的激烈布道的现实内涵。这些地主可能并非像他暗示的那样残忍和无所不能。我们需要发掘小人物扮演的角色,例如罗马或行省的小贵族,而不是只关注少数处于顶层的富有的元老。前者在捐助、教堂建设,以及庇护基督教神职人员和教师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元老贵族阶层并没有像很多学者认定的那样彻底而迅速地占据了意大利和高卢教会的上流阶层,那么有关教会财富积累和主教地位在5世纪和6世纪上升的整个议题,都会变得更为复杂、更为矛盾,而且(感谢上帝!)更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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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为数不多但十分关键的主题在过去的十年里改变了我的认识。在指出它们之后,我相信读者将通过注释紧跟我的思路。我希望在那些晦涩的书目背后,你们能够体会到这些著作曾在我的脑中激起的兴奋。其中的每一部都曾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未曾预想到的东西——一幅晚期罗马社会的图景。很多一度统治晚期罗马研究图景的通俗地标要么退出了这幅图景,要么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鉴于古代晚期研究的爆炸,对当下的研究文献和新发现保持更新并非易事。在这本书里,我尝试把这种更新截至2010年末。举个著名的例子,布伦特·肖对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非洲的大师级研究——《神圣的暴力:奥古斯丁时代的非洲基督徒与宗派仇恨》[Sacred Violence:African Christians and Sectarian Hatred in the Age of Augustin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他曾好心地把初稿给我看,这本书不久前才出版。它描写了一幅奥古斯丁时代非洲的肖像,无与伦比地丰富、生动并且颇具原创性,我在此将它推荐给读者。我同样需要提及一本更为晚近的著作:凯尔·哈珀的《晚期罗马世界的奴隶制》。这本书为我们对4世纪罗马社会的看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充分意识到(事实上我对前景满怀期待),现如今通过欧洲和英语世界的出版社而遍地开花的新作品——其中的一些是被我忽视的——会挑战读者去进一步修订对于在这一充满激烈争论的时期中,基督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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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历史图景的变化是个艰难的成就,其中很多是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再阐释而实现的,但新风向来自晚期罗马考古这个领域。我相信我已经在注释里很清楚地表明了我对这个领域的借重。就本书而言,相较于新材料,考古发现带来的新启发更多在于解读这些材料的新路径。很多年轻考古学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把考古材料作为对已知事件的进一步佐证,他们开始探索不为人知的历史图景。他们业已发现的图景常常震慑人心地不同于我们对晚期罗马社会和晚期罗马基督教的通常理解,仿佛由空间探测器发回地球的、某个遥远星球表面的第一批图像。对于研究基督教会的历史学家来说,这种震慑在于曾经熟悉的图景——例如最为他们熟知的罗马地下墓穴——被赋予了令人不安的陌生性。对考古材料娴熟的再阐释所带来的对基督教基本实践行为的再阐释——例如基督教对死者的关照、基督教还愿虔敬的性质、基督徒的纪念铭文以及基督教仪礼场所的创制——揭开了教士话语的面纱。时至今日,我们对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了解还是以文本为基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靠教士阶层的话语。考古学家的阐释技艺提供了一个陌生化的世界,通过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与本书中那些被埋没的“男女英雄”之间的距离被极大地拉近了,我们得以和那些男女平信徒面对面,而正是他们的赠予习俗为基督教会提供了根基。与教会教父们的文字相比,是他们的坟墓以及他们在教堂地面和圣徒墓穴上的涂鸦,让我们更清楚地聆听他们的虔敬实践和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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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试图把宗教研究和如今常被(以要求确定无疑地为之正名的语气)称为“物质文化”的研究相结合。保持这种学科的结合正渐渐变得困难。晚期罗马研究惊人的扩张带来了一种过度专门化的危险。专门化在很多层面的意义上都是受欢迎的,但过度专门化给综合性的探索以及全方位研究社会的尝试(即同等地对待社会的宗教、文化与物质基础)带来了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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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努力维持这种统一的视野。不同学科间的泾渭分明毫无益处可言,这种区分和古代晚期领域的实际研究经验关系不大。我们很快就能意识到,晚期帝国历史的每个方面都很难讨论。从看起来最缥缈的神学文本到看起来最具体的考古调查,每一项证据都在不同的意义上搭建了一座通向过去的脆弱桥梁。没有哪项证据能够提供毫不含混的结果。即使是付出全部的努力,我们也只是停留在深渊的边缘,眺望深渊下不可想象的遥远世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一种内在于我们职业的思想晕眩。我听说,当法国的登山者们一起到达一个特定的海拔高度时,他们把正式的称呼语“您”换成更为亲密的“你”。这是一种可敬的行为。在一个高处求生的团队中——这一点和我们不无相似——它营造出一种正确的团结精神。因为高处总会有震慑感。无论我们通过何种路径迫近晚期罗马时代——通过教父文本、史书、法律文件、铭文、考古发掘、绘制陶器的分布图所揭示的贸易模式——我们都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艰巨无比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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