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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帝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面临如何存继的问题。但对罗马帝国而言，2世纪异乎寻常的繁荣的光芒，容易让罗马帝国的所有之后的世纪看起来都像是衰落期。但是，相比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世纪，3世纪和4世纪更应当被视为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为的是调动一个依旧具有令人惊讶的活力的社会中的资源，以期持久地存继下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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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些吊诡的是，罗马行省社会的地区主义在3世纪的危机中拯救了帝国。帝国的辽阔疆土和多样性缓冲了罗马宫廷和边疆地区重复出现的危机。这些危机都被地方化了，在构成帝国的广大地区中，总能找到更安全、更繁荣的行省来为帝国提供资源。通过在各个城市间的运作，罗马的税收系统借用而非破坏了这种地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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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都维持得很稳，很多行省在很大程度上毫发无损地度过了3世纪的危机。我们倾向于忘记这一点，因为幸存是件缺乏魅力的事。幸存带来的是沉默，只有当事情变糟的时候，沉默才会被打破；一切持续向前时，沉默就会出现。举例来说，行省炫耀过罗马城市生活带来的好处，例如西班牙诸城的情况。如今，它们依旧牢牢地把利益抓在手里，城市依旧，但那种新生事物带来的激动心情已经褪去了，不再有人觉得有必要竖立研究2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喜爱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铭文碑刻，来铭记城里的慷慨事迹和新建公共建筑。[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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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受到的内战和大规模蛮族入侵的影响尤其少。在马克塔尔、其周边以及其他地区，贯穿3世纪和4世纪，农业聚集区的建筑鳞次栉比，好似珊瑚礁。生产精制器具的陶瓷窑厂遍布乡村。[20] 铭记公共工程和慷慨义举的铭文在非洲的城市中依旧继续。但就算是在非洲，在3世纪末，建设的步伐也放缓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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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在很多西部地区的省份，公共建筑方面的优先选择发生了显著的风向转移。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很多地区（最终甚至是在罗马城本身之中，奥勒留墙在3世纪70年代建立），城墙代替了剧院、浴场和庙宇，成为公共建筑工程的典范。我们不应该着急地把这些城墙仅视为面对蛮族的逼近而慌忙建起的防御工事。它们设计仔细，修筑规模巨大，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意图：即使是在一个与两个世纪前相比安全感更少的世界里，也要和罗马的伟业一起存继下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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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继下来的是帝国本身。皇帝和他们的仆役在这一点上超乎寻常地直言不讳。在3世纪，帝国通过了忠诚的关键考验。在很多地区，人们普遍感到，罗马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混乱。从这个考验中幸存下来是不小的成就。一个世纪之后，在405～406年的蛮族入侵和410年罗马的失陷后，西部帝国将不再能够唤起同样的忠诚度了。在一个世代的蛮族入侵和内战之后，罗马不可逆转地分崩离析了，尽管这一次的内忧外患并不比3世纪时帝国所经历的那次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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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留意帝国是在何种条件下从3世纪的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对古罗马制度进行了很多紧急状况下最为大胆的创新。经过数世纪的积累，那些制度的能量绝没有终结。比如说，税收被严厉地理性化了。它延伸到了所有省份，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被实行。[23] 但开始于罗马统治初期的城市和帝国的协作，依旧为征税提供了运行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有关4世纪西部地区社会轮廓的叙述都必须从财富的根源谈起，包括收获、税收，以及在4世纪税收、收获和市场是以何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一起改造罗马有钱人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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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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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那些与从前相比几乎没变的事情着手。财富主要来自土地上的劳作。这意味着，每一年，罗马帝国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财富是靠超过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在收获时节积累的。每年基础农作物的收获涉及整个罗马世界，从中东地区开始，绕着地中海，在不列颠和莱茵河收尾。谷物的丰收在中东地区开始于春季，直到夏季在北欧结束。整个地中海地区，葡萄和油在晚秋和早春被生产出来。只有埃及，靠着裹挟着红土的尼罗河洪水在6月和9月的涨落，奇迹般地处在季节步调之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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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时节之前，富人和穷人都一样得等着。因为不稳定的气候状况，地中海地区收获情况的差别是出了名的。精心照料的田地也免不了诸多威胁，例如摧毁性的暴雨、肆虐的冰雹、（在东部和南部海岸地区）始终存在威胁的延续干旱，以及内陆高原地带干旱的冬季（没有降雪因此没有水分的冬季）——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不曾预见的粮食减产所造成的“收获的震荡”是常态。在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地区，年收成的波动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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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掌握在诸神手中。好收成是自然景观中上帝或诸神的微笑。在311年，最后的多神教皇帝之一（东部帝国的皇帝马克西敏·达亚）告知推罗的公民，他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让诸神感到高兴。天气本身变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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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看看，那些挺立的作物在广阔的田野上摇摆着脑袋欣欣向荣；多亏了充沛的雨水、温和气候的回归，以及柔和的空气，那些牧场上的植物和花儿正闪闪发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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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们也没有心存侥幸。他们也诉诸超自然的手段来保护和培育他们的土地，其程度和非基督徒不相上下。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召唤在这方面享有成功声誉的仪式专家。在4世纪早期，一次在西班牙南部召开的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徒地主招来犹太人为土地祈福，“免得他们使我们（基督徒）对这片受自上帝的土地上所结果实的祈福失效”[27] 。有法术咒语的例子被保存下来了，在突尼斯的瓦德西雷恩，俯视田地的山丘上放着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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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莱奥贝扎格拉（Oreobezagra）、阿布拉克萨斯（Abraxas）、摩克塔尔（Mokhtar）……上帝、各位上主和诸神，让冰雹、霉变、暴风的怒气和蝗虫群远离这片地产和上面生长的果实，远离葡萄树、橄榄树以及播种了的田地，不让任何瘟疫袭击这片地产和上面的果实。只要这铭刻了神圣名号的石头依然在这片土地周围，就保护它们，永远健康无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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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月开始，人们持续一整年都在仔细搜寻下一个收获的预兆。岁首节以相同的方式凝聚了多神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想象，因为很清楚，它就是一个关于当下财富和未来财富的节日。[29] 在岁首的这一天，普罗旺斯的居民会在他们的桌上堆满好东西。通过这种在阴冷的深冬对丰腴的古怪展示，他们期望下一个收获时节能有丰盛的奇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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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拉比们知道对地中海周围及以外地区来说什么是最紧要的。他们指出，犹太教新年的大祷告是为了雨露，“最终为的是，上帝的子民不至于像奴隶一样互相依靠”[31] 。在当时的人看来，社会分层的主要原因是，富人和穷人在面对收获震荡的危险时，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富人能够抵御这种冲击，贫穷农民的全部资源都危险地处于天气的控制之下。这些收获震荡打破了平衡，给农村人口带来悲惨、债务和依附，因为他们不得不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支付租金和赋税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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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人来说，收获都是一个终结的时刻。集中在打谷场的一堆堆谷物就是这个结局的全部意味。那些谷堆里，只有一小部分会留在农民手里。因为早在一月，远方的皇帝就决定了一年的税赋预算，申明各个行省赋税义务的文件复本会在那时下传给行省内的每一个城市。每个市议会的成员负责从他们城市的辖域内征收给定的数额的税，身负帝国的权威，市议员来到他们城市辖内的村庄和农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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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会再次前往，并非以收税人的身份，而是以收租地主的身份。总的来说，收税人和地主（两者常常是同一个人）离开后，留给农民的已经不多了。一种通常的算法是，除去地租和税收，农民只剩下低于三分之一的收获产品来应对来年。农民家庭能够靠这些余粮为生，但由于整个地中海地区收获震荡的盛行，如果来年的气候没有足够温和的话，农民们面对风险几乎没有缓冲的余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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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的是，复杂的收租系统使很多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像皇帝一样，他们是远方的人物，极少或者完全没有体验过农民阶层的生活。领主是土地的最终拥有者，在地方上其被一个小“领主”阶层代表，后者是野心勃勃的大土地承租者和地产管理人。是他们而非遥远的地主，构成了地方上的小统治者。[34] 在这个意义上，地产管理人与以皇帝的名义欺压农民的市议员不无相似。管理人为他们的主人屏蔽了土地上的暴力和征敛的直接经验。在希波城外（今阿尔及利亚的波尼/安纳巴），一位低等地区行政官曾强暴了一个去地产上购买羊毛的修女。作为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对这次暴行无计可施。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是因奥古斯丁写给地主的一封信，而这位地主不住在此地。对地主来说，这种事儿一定看起来好似月球背面那般遥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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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物地租方式的坚持，不应当被看作罗马世界退回到一种原始经济的征候，好像经济被简化成了食物的物物交易（20世纪早期的学者一度这样认为）。[36] 事实刚好相反：用食品支付的要求预设了一个食品的市场，农民们能够把他们的出产带进最近的城镇里。但富人的特权让他们能够进入更广、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只有他们能够战胜距离，他们能够长距离地移动他们的货物，从而为大城市和饥饿的军队提供补给。同样，只有富人能够战胜时间。他们把丰盛的收获储存起来，待价格最高时出手。即使是在丰年，在下次收获来临之前的几个月里存货不足时，谷物的价格会缓慢上升到原价的两倍。那些有能力通过存粮来储存收获剩余的人，每年都能从这种价格的上扬中受益。进一步的收获震荡可能会把寻常的谷物售卖变成一场短缺时节的“杀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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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粮仓和古代世界的经济恶棍是一起出现的。就好像现代的工厂向大气喷吐有毒废气的景象，大粮仓也非常近似地构成了一种注定会在晚期罗马人的心里触发焦虑感的景象。通过建在结实的粮仓之上并配有沉重的上锁的大门，罗马的庄园炫耀着其主人的财富。[38] 在葡萄牙南部，圣古古法特地区4世纪大庄园粮仓的废墟依旧矗立在10英尺的高处，俯视着阿连特茹平原，毗邻粮仓的是一些巨大的圆柱体重物，它们是庄园榨油机的残留。[39] 当然，最大的粮仓是属于皇帝的。每一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都会领导一场朝向城外巨大皇家粮仓的庄重游行，目的是观看第一批征收自埃及的谷物入仓，这些谷物高高地堆过了粮仓的台阶。[40]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把这个仓库直白地称作“下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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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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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赫西俄德的时代和青铜时代巨大的谷物筒仓以降，储藏和售卖食品是地中海风景的不变特征。在4世纪发生显著变化的是，罗马帝国的税收系统如何创造出了一种机遇，使有钱人能够把食物换成黄金，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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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复杂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君士坦丁以降，罗马国家在经济领域注入了大量黄金。金币索里达变成了新制度的标志。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索里达是一块结实的金子。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一磅黄金能生产72个金币。就是靠这些金币，皇帝通过令人惊叹的慷慨举动，在顶层巩固了忠诚。他向他的军队和高级官员支付这种结实的新货币。遵循此例，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都坚持尽量用黄金收税。其结果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些能够搞到金币的人，比那些财富只能由贬值的铜币或自己土地上的未售产品构成的人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银币在整个4世纪都还存在，但它逐渐被新出现的、具有权威性的金币挤在一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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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末，当时人的社会想象中已经出现了一条“贫困线”：一边是流通着大量金币的社会区域，另一边是没有金币或金币难以获得的荒凉的社会僻壤。一位匿名作者在4世纪60年代写就了一部名为《军事论》（De rebus bllicius ）的小册子。用他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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