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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的时代，过度的赏赐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用金而不是铜……（因此）随之而起的是对花费黄金更为奢侈的热情，金子被认为是更珍贵的物质……这意味着，富人的宅子里堆满了（黄金），而它们的光彩越发加深对穷人的损害——那些家境贫寒的人在（官方的）暴力之下趋于破产。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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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位作者指出的，古人所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没有金钱的乌托邦——变成了一个崭新的、骇人的“黄金的时代”，其标志是暴力，以及就算以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差异。罗马政权最低等的公务人员如今发现，他们能够用金币收费，获得薪水。市政议员尽其所能地从纳税人那里压榨金钱，如无法实现，就把从乡下征到的食物储存起来，然后换成黄金。在社会顶层，皇帝和元老们开始以整个儿的百磅的纯金锭为单位来表达他们的收入。[44] 所有富人和准富人都努力把一个原始的税收和市场体系推到极限，为的是年复一年地施展一项魔术，即自然产品——一个压倒性的农业社会的资源——作为税收到达他们手里，却是以金币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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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并非巧合的是，基督教对“天上财富”的传道，在当时的地中海诸城和基督徒地主的地产上，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反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以金币的形态，那么多的财富向人们展示——带着一种只有珍贵的钱币方能承载的、对无限可能的暗示：因为［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惊悚小说《扎伊尔》（The Zahir ）里的话说］“任何钱币……都包含……多个可能的未来……钱就是将来时”[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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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追踪一下黄金在4世纪罗马社会顶层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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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罗马社会，和在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段一样，财富需要被看见才能被相信。在社会的顶层——尤其但并不只是在罗马——财富以一种近乎不可置信的方式被期待。哥特于410年攻陷罗马整整十年后，一个名叫奥林匹罗多斯的希腊外交家访问罗马。在他的著作《历史》（History ）中，他描绘了一个浸淫在对新近荣光记忆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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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罗马的大宅子都包含了……一个中等城市能够拥有的一切东西……很多罗马家庭每年在产业上就有4000磅黄金的收入，还不包括谷物、葡萄酒和其他产出。这些产物如果都售卖的话，能值黄金收入的三分之一。第二等的罗马家庭的收入是1000磅或1500磅黄金。（423～425年）当奥利布里乌斯的儿子普罗布斯庆祝他出任大区官时，他花费了1200磅金子（用于和这个场合相关的华丽的公共赛会）。在（410年）罗马城失陷之前，演说家西玛库斯（一个多神教徒元老，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多次遇见他）花费了2000磅用于庆贺他的儿子出任大法官。一位有钱人，马克西穆斯，在他的儿子出任大法官时，花了4000磅。大法官们的庆贺竞技（仅仅！）持续七天。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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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对这组数字表示感激，它们是我们从晚期罗马世界里能够获得的少数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必须小心，就像其他所有的古代统计数字一样，这些庞大数额的可信度并不高。[47] 假定奥林匹罗多斯给出的这些数目既不是被严重地夸张了，也没有被后来的流传版本所篡改，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被克里斯·威克姆恰当描述为“古往今来最有钱的地主”的一批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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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林匹罗多斯和他的读者来说，关键问题是个别元老在竞技上令人难忘的花费。竞技活动展示了每个家庭的财富。因而，像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这样的元老花出去的总额达到了14.4万金币，这个数额，比东部帝国的任何元老预期花费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活动的费用高出30倍之多。罗马元老的收入来自地租和地产的出售。奥林匹罗多斯对他们收入的记录可能没有对竞技花费记录得准确。在庞大的宅邸和肆意的表演中，透过花销可以略窥其收入。每年28.8万金币——重要的罗马元老们的收入——足以匹敌一整个行省的税收，或者是为罗马城补给一整年粮食的花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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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了解这笔财富的光辉，但并不了解其来源。当事人想告诉我们的是光辉。毫不奇怪，当基督徒罗马贵族阶级开始放弃家业时，他们的传记作者提供了统计数据，它们和奥林匹罗多斯所提供的一样令人惊愕。比如，年轻的女继承人小梅兰尼娅，在405年前后，享有12万金币（约合1660磅黄金）的年收入。[50] 三十年之后，已经暮年的梅兰尼娅在圣地主持一座女修道院。她告诉她的传记作者一个诡异的故事。她曾在她宅邸的内堂以金币和金锭的形态储放了她的部分财富，在分发给穷人之前，这些金子闪烁着一种怪异的光亮，一个来自魔鬼的念头在那一刻掠过她的头脑：怎么会有任何王国——甚至就算是天上的王国——能够匹敌这笔财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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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财富和权力的关系，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权力伴随着财富，并大口大口地把更多的财富汲取到自己身边。在390年前后，最后一位杰出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从刚刚过去的时代里抓住了一个卓然超群的人物，塞克图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在388年前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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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368年），普罗布斯被召到罗马出任大区长官。在整个罗马世界，他都因显赫的家室、政治影响力、巨大的财富而闻名。他所拥有的地产散布在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些地产究竟是不是通过正道取得的，“非吾辈所能言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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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对晚期西罗马帝国的有钱人的描述，指向的都是巨富。奥林匹罗多斯出于直率的敬仰，给出了一些元老的收入和花费的惊人数目。他很高兴地看到，那么多旧世界的荣耀在410年哥特人的攻陷之后依旧在罗马幸存了下来。[5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普罗布斯的贪婪的描述则是一种批判。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本人是个多神教徒，而普罗布斯则是个基督徒元老领袖。[54] 但社会史学者向来倾向于综合这两段论述，从而塑造了关于腐败要人的令人难忘的经典印象。用多梅尼科·韦拉的话说，普罗布斯（确切地说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笔下的普罗布斯，而非我们从其他材料里了解的普罗布斯）成为“一个神话人物，同时也是整个阶级的理想类型”[55]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沿着社会阶梯下行，去见一见行省里的有钱人，在那里，我们会认识财富不及罗马巨富的人，但他们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有活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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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斯过得好，图里撒就兴旺”：行省中的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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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着眼古代晚期罗马社会最顶端的倾向造就了一种极其顽固的典型印象，它妨碍我们对西部地区的晚期罗马社会形成一种整体性理解。我们一直以来满足于假定4世纪的社会毫无例外地被大地主阶级所统治，就如我们想象中的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样子。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M.罗斯托夫采夫带着他特有的活泼和自信，在他1926年出版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最后一章里，就是这样描绘这个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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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出租、庇护……借此元老阶层成为最出众的大地主阶级，拥有散布于各个行省的、类似小公国的大型地产。这个阶层中鲜有人居住在都城或城市里，他们大部分住在乡下建造的巨大而美观的设防庄园中。那里还有他们的族人、奴隶、由武装门客组成的名副其实的扈从，以及上千的乡村农奴和依附者。因为奥索尼乌斯、佩拉的保利努斯（以及其他作者）的描述……他们庄园的遗迹，以及庄园的地板上描绘城堡美景的镶嵌画……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模式非常熟悉。因此，社会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分裂成了两个阶级：一部分人越来越贫穷匮乏，另一部分人则瓜分残破的帝国、铸就自己的繁荣——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寄生虫，以其他阶级的血汗和劳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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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佐证他的论断，罗斯托夫采夫在下一页配上了一幅来自北非的晚期罗马镶嵌画的插图。这幅画展示了一位身着“蛮族”狩猎服（飘扬的斗篷和刺绣束腰外套）的地主正从一座庄园骑马而出。庄园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一座被围墙围着的堡垒。[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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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再稍做停留。因为通过矫正罗斯托夫采夫对西部地区大地主的看法，我们能够衡量自他的时代以来，晚期罗马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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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多地区的考古发现有效地推翻了“大地产的黑色神话”[57] 。极少有实质性的证据能证明“类似小王国的”大地产的存在，即使是最大的庄园所在的地区也点缀着小地产。[58] 多梅尼科·韦拉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很多地区，有钱人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数不清的小农场，小地产而非大地产，才是晚期罗马乡村最显著的特征。[59] 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在4世纪的这一百年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贫穷匮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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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罗斯托夫采夫谈到庄园的劳动力时，把他们描述成“乡村农奴”。他心里想的是中古农奴，或是他的故乡俄国的现代农奴。但这并不必然符合4世纪的情况。在4世纪，佃农并没有被与大地主勾结的罗马政府束缚在土地上，就像17、18世纪的东欧农民那样。让-米歇尔·卡里耶的研究严重质疑了此种有关晚期罗马农民的观点，他论证说，所谓“晚期罗马帝国隶农制”并非如同我们曾经设想的那样分布广泛且具有强制性，也没有把农民变成农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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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卡里耶对隶农制开创性的研究以降，对于是否真的存在强制依附于土地的制度，以及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制度是不是全国性的，学者们意见不一。分歧的要害并非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在何种程度上晚期帝国的农业生产基于强制劳动，以及如果确实如此，又是何种类型的强制劳动。地主是否通过国家强制来确保稳定的劳动力？或者，他们是否自行使用粗暴的方法来确保他们的佃户留下来，以使得每年的收获时节总有足够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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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采用的是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自由合同这种法律形式，似乎也有某种强制性因素笼罩着它。暴力的威胁（既包括肉体上的暴力和收债带来的暴力效果）常常被加诸农民阶层。因此，晚期帝国的地产都很脆弱。一支军队在内战中被消灭，或是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可能就意味着对乡下控制力的失去。这些事件可能会成为农民大规模迁徙的信号，他们将在别处找寻自由和更好的生存条件。农民阶层并没有被法律禁止迁移，然而，对他们的潜在迁徙的恐惧，以及地主们希望束缚他们的意愿，在当时人心中颇为普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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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很多地区，地主和他们的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地主所面对的佃户不能够被随便当成“乡村农奴”来对待。然而，这些佃户也并不是自足的小农，只用向远在天边的地主付地租。4世纪的“黄金热”使农业人口遭受的残酷压迫，比起古代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用安德烈娅·贾尔迪纳的话来说——在立场上，她激烈地捍卫把罗马隶农制看作一种强制制度的传统观点——“丰产和苦难很可能是结伴而来的”[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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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的危机给这个残酷的体系带来了考验。帝国西部地区的地主，无论大小，发现他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觉得农民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再也无法依靠一个被削弱了的罗马政府来强行实现他们的需要。因此，面对暴力的升级以及内战和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地主们不得不更使劲儿，以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从有防御工事的避难所，到在地产上建造教堂，地主们采用的众多招数展示了一种新的用心，目的是加强农民和地主间的上下联系。这种用心在4世纪“黄金时代”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并不存在。那些实实在在地巩固了与农民之间联系的地主更容易幸存下来；与此同时，对于人不住在乡下的巨富（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来说，他们分散的地产很容易就败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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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罗斯托夫采夫（以及他之后的很多学者）坚定地认为，晚期帝国的地主都住在乡下。他们认定，3世纪的危机已经不可挽回地造成了罗马帝国城市的衰竭。晚期罗马帝国的贵族被认为成批成批地往乡下迁移。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被“乡村化”了。他们在土地上施行的权力，预演了后世封建领主的权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令人兴奋的学术推进之一是，意识到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从没有抛弃过城市。从不列颠到迦太基，他们的庄园通常坐落在距离城镇不远和距离通向城镇的道路不远的地方。他们在城镇里的宅邸和他们在乡下的庄园几乎一样壮丽。[64] 就算是罗斯托夫采夫选择的那幅镶嵌画——用来展现晚期帝国设防庄园那种类似于城堡的隔离感——也已经令人信服地被重新解读为富有截然相反的信息。画中背景的围墙是罗马城墙。这幅镶嵌画宣传的是地主对城市的自豪感，它并不是用来庆祝从城市撤到乡野深处的要塞居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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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罗斯托夫采夫描绘的经典印象，让我们把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地主都想象成与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和梅兰尼娅属于同一层次，但他们还到不了那种级别，大部分地主是富裕的市议员，但并非巨富。在任何地区，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无可争议的乡村主人。每个地主都会发现自己需要和人竞争，对手通常是行省社会中的同侪。在绝大多数地区，和像普罗布斯与梅兰尼娅那样不住在该地的大地主相比，行省地主也过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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