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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掌握在诸神手中。好收成是自然景观中上帝或诸神的微笑。在311年，最后的多神教皇帝之一（东部帝国的皇帝马克西敏·达亚）告知推罗的公民，他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让诸神感到高兴。天气本身变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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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看看，那些挺立的作物在广阔的田野上摇摆着脑袋欣欣向荣；多亏了充沛的雨水、温和气候的回归，以及柔和的空气，那些牧场上的植物和花儿正闪闪发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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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们也没有心存侥幸。他们也诉诸超自然的手段来保护和培育他们的土地，其程度和非基督徒不相上下。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召唤在这方面享有成功声誉的仪式专家。在4世纪早期，一次在西班牙南部召开的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徒地主招来犹太人为土地祈福，“免得他们使我们（基督徒）对这片受自上帝的土地上所结果实的祈福失效”[27] 。有法术咒语的例子被保存下来了，在突尼斯的瓦德西雷恩，俯视田地的山丘上放着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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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莱奥贝扎格拉（Oreobezagra）、阿布拉克萨斯（Abraxas）、摩克塔尔（Mokhtar）……上帝、各位上主和诸神，让冰雹、霉变、暴风的怒气和蝗虫群远离这片地产和上面生长的果实，远离葡萄树、橄榄树以及播种了的田地，不让任何瘟疫袭击这片地产和上面的果实。只要这铭刻了神圣名号的石头依然在这片土地周围，就保护它们，永远健康无损。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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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月开始，人们持续一整年都在仔细搜寻下一个收获的预兆。岁首节以相同的方式凝聚了多神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想象，因为很清楚，它就是一个关于当下财富和未来财富的节日。[29] 在岁首的这一天，普罗旺斯的居民会在他们的桌上堆满好东西。通过这种在阴冷的深冬对丰腴的古怪展示，他们期望下一个收获时节能有丰盛的奇迹。[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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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拉比们知道对地中海周围及以外地区来说什么是最紧要的。他们指出，犹太教新年的大祷告是为了雨露，“最终为的是，上帝的子民不至于像奴隶一样互相依靠”[31] 。在当时的人看来，社会分层的主要原因是，富人和穷人在面对收获震荡的危险时，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富人能够抵御这种冲击，贫穷农民的全部资源都危险地处于天气的控制之下。这些收获震荡打破了平衡，给农村人口带来悲惨、债务和依附，因为他们不得不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支付租金和赋税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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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人来说，收获都是一个终结的时刻。集中在打谷场的一堆堆谷物就是这个结局的全部意味。那些谷堆里，只有一小部分会留在农民手里。因为早在一月，远方的皇帝就决定了一年的税赋预算，申明各个行省赋税义务的文件复本会在那时下传给行省内的每一个城市。每个市议会的成员负责从他们城市的辖域内征收给定的数额的税，身负帝国的权威，市议员来到他们城市辖内的村庄和农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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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们会再次前往，并非以收税人的身份，而是以收租地主的身份。总的来说，收税人和地主（两者常常是同一个人）离开后，留给农民的已经不多了。一种通常的算法是，除去地租和税收，农民只剩下低于三分之一的收获产品来应对来年。农民家庭能够靠这些余粮为生，但由于整个地中海地区收获震荡的盛行，如果来年的气候没有足够温和的话，农民们面对风险几乎没有缓冲的余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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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的是，复杂的收租系统使很多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像皇帝一样，他们是远方的人物，极少或者完全没有体验过农民阶层的生活。领主是土地的最终拥有者，在地方上其被一个小“领主”阶层代表，后者是野心勃勃的大土地承租者和地产管理人。是他们而非遥远的地主，构成了地方上的小统治者。[34] 在这个意义上，地产管理人与以皇帝的名义欺压农民的市议员不无相似。管理人为他们的主人屏蔽了土地上的暴力和征敛的直接经验。在希波城外（今阿尔及利亚的波尼/安纳巴），一位低等地区行政官曾强暴了一个去地产上购买羊毛的修女。作为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对这次暴行无计可施。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是因奥古斯丁写给地主的一封信，而这位地主不住在此地。对地主来说，这种事儿一定看起来好似月球背面那般遥远。[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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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物地租方式的坚持，不应当被看作罗马世界退回到一种原始经济的征候，好像经济被简化成了食物的物物交易（20世纪早期的学者一度这样认为）。[36] 事实刚好相反：用食品支付的要求预设了一个食品的市场，农民们能够把他们的出产带进最近的城镇里。但富人的特权让他们能够进入更广、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只有他们能够战胜距离，他们能够长距离地移动他们的货物，从而为大城市和饥饿的军队提供补给。同样，只有富人能够战胜时间。他们把丰盛的收获储存起来，待价格最高时出手。即使是在丰年，在下次收获来临之前的几个月里存货不足时，谷物的价格会缓慢上升到原价的两倍。那些有能力通过存粮来储存收获剩余的人，每年都能从这种价格的上扬中受益。进一步的收获震荡可能会把寻常的谷物售卖变成一场短缺时节的“杀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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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粮仓和古代世界的经济恶棍是一起出现的。就好像现代的工厂向大气喷吐有毒废气的景象，大粮仓也非常近似地构成了一种注定会在晚期罗马人的心里触发焦虑感的景象。通过建在结实的粮仓之上并配有沉重的上锁的大门，罗马的庄园炫耀着其主人的财富。[38] 在葡萄牙南部，圣古古法特地区4世纪大庄园粮仓的废墟依旧矗立在10英尺的高处，俯视着阿连特茹平原，毗邻粮仓的是一些巨大的圆柱体重物，它们是庄园榨油机的残留。[39] 当然，最大的粮仓是属于皇帝的。每一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都会领导一场朝向城外巨大皇家粮仓的庄重游行，目的是观看第一批征收自埃及的谷物入仓，这些谷物高高地堆过了粮仓的台阶。[40]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把这个仓库直白地称作“下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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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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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赫西俄德的时代和青铜时代巨大的谷物筒仓以降，储藏和售卖食品是地中海风景的不变特征。在4世纪发生显著变化的是，罗马帝国的税收系统如何创造出了一种机遇，使有钱人能够把食物换成黄金，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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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复杂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君士坦丁以降，罗马国家在经济领域注入了大量黄金。金币索里达变成了新制度的标志。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索里达是一块结实的金子。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一磅黄金能生产72个金币。就是靠这些金币，皇帝通过令人惊叹的慷慨举动，在顶层巩固了忠诚。他向他的军队和高级官员支付这种结实的新货币。遵循此例，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都坚持尽量用黄金收税。其结果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些能够搞到金币的人，比那些财富只能由贬值的铜币或自己土地上的未售产品构成的人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银币在整个4世纪都还存在，但它逐渐被新出现的、具有权威性的金币挤在一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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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末，当时人的社会想象中已经出现了一条“贫困线”：一边是流通着大量金币的社会区域，另一边是没有金币或金币难以获得的荒凉的社会僻壤。一位匿名作者在4世纪60年代写就了一部名为《军事论》（De rebus bllicius ）的小册子。用他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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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士坦丁的时代，过度的赏赐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用金而不是铜……（因此）随之而起的是对花费黄金更为奢侈的热情，金子被认为是更珍贵的物质……这意味着，富人的宅子里堆满了（黄金），而它们的光彩越发加深对穷人的损害——那些家境贫寒的人在（官方的）暴力之下趋于破产。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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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位作者指出的，古人所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没有金钱的乌托邦——变成了一个崭新的、骇人的“黄金的时代”，其标志是暴力，以及就算以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差异。罗马政权最低等的公务人员如今发现，他们能够用金币收费，获得薪水。市政议员尽其所能地从纳税人那里压榨金钱，如无法实现，就把从乡下征到的食物储存起来，然后换成黄金。在社会顶层，皇帝和元老们开始以整个儿的百磅的纯金锭为单位来表达他们的收入。[44] 所有富人和准富人都努力把一个原始的税收和市场体系推到极限，为的是年复一年地施展一项魔术，即自然产品——一个压倒性的农业社会的资源——作为税收到达他们手里，却是以金币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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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并非巧合的是，基督教对“天上财富”的传道，在当时的地中海诸城和基督徒地主的地产上，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反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以金币的形态，那么多的财富向人们展示——带着一种只有珍贵的钱币方能承载的、对无限可能的暗示：因为［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惊悚小说《扎伊尔》（The Zahir ）里的话说］“任何钱币……都包含……多个可能的未来……钱就是将来时”[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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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时追踪一下黄金在4世纪罗马社会顶层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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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罗马社会，和在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段一样，财富需要被看见才能被相信。在社会的顶层——尤其但并不只是在罗马——财富以一种近乎不可置信的方式被期待。哥特于410年攻陷罗马整整十年后，一个名叫奥林匹罗多斯的希腊外交家访问罗马。在他的著作《历史》（History ）中，他描绘了一个浸淫在对新近荣光记忆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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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罗马的大宅子都包含了……一个中等城市能够拥有的一切东西……很多罗马家庭每年在产业上就有4000磅黄金的收入，还不包括谷物、葡萄酒和其他产出。这些产物如果都售卖的话，能值黄金收入的三分之一。第二等的罗马家庭的收入是1000磅或1500磅黄金。（423～425年）当奥利布里乌斯的儿子普罗布斯庆祝他出任大区官时，他花费了1200磅金子（用于和这个场合相关的华丽的公共赛会）。在（410年）罗马城失陷之前，演说家西玛库斯（一个多神教徒元老，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多次遇见他）花费了2000磅用于庆贺他的儿子出任大法官。一位有钱人，马克西穆斯，在他的儿子出任大法官时，花了4000磅。大法官们的庆贺竞技（仅仅！）持续七天。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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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对这组数字表示感激，它们是我们从晚期罗马世界里能够获得的少数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必须小心，就像其他所有的古代统计数字一样，这些庞大数额的可信度并不高。[47] 假定奥林匹罗多斯给出的这些数目既不是被严重地夸张了，也没有被后来的流传版本所篡改，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被克里斯·威克姆恰当描述为“古往今来最有钱的地主”的一批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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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林匹罗多斯和他的读者来说，关键问题是个别元老在竞技上令人难忘的花费。竞技活动展示了每个家庭的财富。因而，像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这样的元老花出去的总额达到了14.4万金币，这个数额，比东部帝国的任何元老预期花费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活动的费用高出30倍之多。罗马元老的收入来自地租和地产的出售。奥林匹罗多斯对他们收入的记录可能没有对竞技花费记录得准确。在庞大的宅邸和肆意的表演中，透过花销可以略窥其收入。每年28.8万金币——重要的罗马元老们的收入——足以匹敌一整个行省的税收，或者是为罗马城补给一整年粮食的花费。[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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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了解这笔财富的光辉，但并不了解其来源。当事人想告诉我们的是光辉。毫不奇怪，当基督徒罗马贵族阶级开始放弃家业时，他们的传记作者提供了统计数据，它们和奥林匹罗多斯所提供的一样令人惊愕。比如，年轻的女继承人小梅兰尼娅，在405年前后，享有12万金币（约合1660磅黄金）的年收入。[50] 三十年之后，已经暮年的梅兰尼娅在圣地主持一座女修道院。她告诉她的传记作者一个诡异的故事。她曾在她宅邸的内堂以金币和金锭的形态储放了她的部分财富，在分发给穷人之前，这些金子闪烁着一种怪异的光亮，一个来自魔鬼的念头在那一刻掠过她的头脑：怎么会有任何王国——甚至就算是天上的王国——能够匹敌这笔财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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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财富和权力的关系，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权力伴随着财富，并大口大口地把更多的财富汲取到自己身边。在390年前后，最后一位杰出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从刚刚过去的时代里抓住了一个卓然超群的人物，塞克图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在388年前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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