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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368年），普罗布斯被召到罗马出任大区长官。在整个罗马世界，他都因显赫的家室、政治影响力、巨大的财富而闻名。他所拥有的地产散布在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些地产究竟是不是通过正道取得的，“非吾辈所能言之”。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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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奇怪，对晚期西罗马帝国的有钱人的描述，指向的都是巨富。奥林匹罗多斯出于直率的敬仰，给出了一些元老的收入和花费的惊人数目。他很高兴地看到，那么多旧世界的荣耀在410年哥特人的攻陷之后依旧在罗马幸存了下来。[53]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普罗布斯的贪婪的描述则是一种批判。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本人是个多神教徒，而普罗布斯则是个基督徒元老领袖。[54] 但社会史学者向来倾向于综合这两段论述，从而塑造了关于腐败要人的令人难忘的经典印象。用多梅尼科·韦拉的话说，普罗布斯（确切地说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笔下的普罗布斯，而非我们从其他材料里了解的普罗布斯）成为“一个神话人物，同时也是整个阶级的理想类型”[55]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沿着社会阶梯下行，去见一见行省里的有钱人，在那里，我们会认识财富不及罗马巨富的人，但他们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有活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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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斯过得好，图里撒就兴旺”：行省中的有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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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着眼古代晚期罗马社会最顶端的倾向造就了一种极其顽固的典型印象，它妨碍我们对西部地区的晚期罗马社会形成一种整体性理解。我们一直以来满足于假定4世纪的社会毫无例外地被大地主阶级所统治，就如我们想象中的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样子。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M.罗斯托夫采夫带着他特有的活泼和自信，在他1926年出版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最后一章里，就是这样描绘这个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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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出租、庇护……借此元老阶层成为最出众的大地主阶级，拥有散布于各个行省的、类似小公国的大型地产。这个阶层中鲜有人居住在都城或城市里，他们大部分住在乡下建造的巨大而美观的设防庄园中。那里还有他们的族人、奴隶、由武装门客组成的名副其实的扈从，以及上千的乡村农奴和依附者。因为奥索尼乌斯、佩拉的保利努斯（以及其他作者）的描述……他们庄园的遗迹，以及庄园的地板上描绘城堡美景的镶嵌画……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模式非常熟悉。因此，社会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分裂成了两个阶级：一部分人越来越贫穷匮乏，另一部分人则瓜分残破的帝国、铸就自己的繁荣——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寄生虫，以其他阶级的血汗和劳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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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佐证他的论断，罗斯托夫采夫在下一页配上了一幅来自北非的晚期罗马镶嵌画的插图。这幅画展示了一位身着“蛮族”狩猎服（飘扬的斗篷和刺绣束腰外套）的地主正从一座庄园骑马而出。庄园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一座被围墙围着的堡垒。[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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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必要再稍做停留。因为通过矫正罗斯托夫采夫对西部地区大地主的看法，我们能够衡量自他的时代以来，晚期罗马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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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多地区的考古发现有效地推翻了“大地产的黑色神话”[57] 。极少有实质性的证据能证明“类似小王国的”大地产的存在，即使是最大的庄园所在的地区也点缀着小地产。[58] 多梅尼科·韦拉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很多地区，有钱人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数不清的小农场，小地产而非大地产，才是晚期罗马乡村最显著的特征。[59] 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在4世纪的这一百年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贫穷匮乏”。[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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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罗斯托夫采夫谈到庄园的劳动力时，把他们描述成“乡村农奴”。他心里想的是中古农奴，或是他的故乡俄国的现代农奴。但这并不必然符合4世纪的情况。在4世纪，佃农并没有被与大地主勾结的罗马政府束缚在土地上，就像17、18世纪的东欧农民那样。让-米歇尔·卡里耶的研究严重质疑了此种有关晚期罗马农民的观点，他论证说，所谓“晚期罗马帝国隶农制”并非如同我们曾经设想的那样分布广泛且具有强制性，也没有把农民变成农奴。[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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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卡里耶对隶农制开创性的研究以降，对于是否真的存在强制依附于土地的制度，以及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制度是不是全国性的，学者们意见不一。分歧的要害并非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在何种程度上晚期帝国的农业生产基于强制劳动，以及如果确实如此，又是何种类型的强制劳动。地主是否通过国家强制来确保稳定的劳动力？或者，他们是否自行使用粗暴的方法来确保他们的佃户留下来，以使得每年的收获时节总有足够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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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采用的是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自由合同这种法律形式，似乎也有某种强制性因素笼罩着它。暴力的威胁（既包括肉体上的暴力和收债带来的暴力效果）常常被加诸农民阶层。因此，晚期帝国的地产都很脆弱。一支军队在内战中被消灭，或是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可能就意味着对乡下控制力的失去。这些事件可能会成为农民大规模迁徙的信号，他们将在别处找寻自由和更好的生存条件。农民阶层并没有被法律禁止迁移，然而，对他们的潜在迁徙的恐惧，以及地主们希望束缚他们的意愿，在当时人心中颇为普遍。[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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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很多地区，地主和他们的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地主所面对的佃户不能够被随便当成“乡村农奴”来对待。然而，这些佃户也并不是自足的小农，只用向远在天边的地主付地租。4世纪的“黄金热”使农业人口遭受的残酷压迫，比起古代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用安德烈娅·贾尔迪纳的话来说——在立场上，她激烈地捍卫把罗马隶农制看作一种强制制度的传统观点——“丰产和苦难很可能是结伴而来的”[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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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世纪的危机给这个残酷的体系带来了考验。帝国西部地区的地主，无论大小，发现他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觉得农民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再也无法依靠一个被削弱了的罗马政府来强行实现他们的需要。因此，面对暴力的升级以及内战和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地主们不得不更使劲儿，以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从有防御工事的避难所，到在地产上建造教堂，地主们采用的众多招数展示了一种新的用心，目的是加强农民和地主间的上下联系。这种用心在4世纪“黄金时代”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并不存在。那些实实在在地巩固了与农民之间联系的地主更容易幸存下来；与此同时，对于人不住在乡下的巨富（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来说，他们分散的地产很容易就败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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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罗斯托夫采夫（以及他之后的很多学者）坚定地认为，晚期帝国的地主都住在乡下。他们认定，3世纪的危机已经不可挽回地造成了罗马帝国城市的衰竭。晚期罗马帝国的贵族被认为成批成批地往乡下迁移。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被“乡村化”了。他们在土地上施行的权力，预演了后世封建领主的权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令人兴奋的学术推进之一是，意识到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从没有抛弃过城市。从不列颠到迦太基，他们的庄园通常坐落在距离城镇不远和距离通向城镇的道路不远的地方。他们在城镇里的宅邸和他们在乡下的庄园几乎一样壮丽。[64] 就算是罗斯托夫采夫选择的那幅镶嵌画——用来展现晚期帝国设防庄园那种类似于城堡的隔离感——也已经令人信服地被重新解读为富有截然相反的信息。画中背景的围墙是罗马城墙。这幅镶嵌画宣传的是地主对城市的自豪感，它并不是用来庆祝从城市撤到乡野深处的要塞居所。[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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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罗斯托夫采夫描绘的经典印象，让我们把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地主都想象成与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和梅兰尼娅属于同一层次，但他们还到不了那种级别，大部分地主是富裕的市议员，但并非巨富。在任何地区，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无可争议的乡村主人。每个地主都会发现自己需要和人竞争，对手通常是行省社会中的同侪。在绝大多数地区，和像普罗布斯与梅兰尼娅那样不住在该地的大地主相比，行省地主也过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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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晚期西罗马帝国庄园的考古能够印证这一点。一些4世纪的庄园规模巨大，例如位于西西里的皮亚扎阿尔梅里纳或位于西班牙的卡兰克。它们好比庄园建筑领域的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就像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因他的财富和贪腐而臭名昭著，这些庄园因它们无与伦比的宏伟而闻名于世。[66] 但并非全部的庄园都像它们一样。在不列颠、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已经有多得多的庄园被发掘。它们的规模更小，常常扎堆出现，彼此距离不远。它们并不像孤零零的城堡那样突出，没有像中古封建领地的中心那样去统治一片地区。事实上，它们被设计成具有吸引眼球的效果；它们做工华丽且精巧，很适合用作彪炳成功人生的纪念物；它们散发着一种高级的品位，以及在祥和的土地上享受到的奢华；它们并非原封建领主的作品，而是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地方城市贵族阶层的产物，这个阶层的人怀有强烈的野心，但他们的视野常被限制在本城或是本省的范围之内。[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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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多这种地主真的获得了成功。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地中海沿岸，一幅晚期罗马帝国的庄园镶嵌画展示了一顶城墙形状的桂冠。通常情况下，这种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好运之神的象征。然而，在这个案例中，它代表了这片土地的好运之神，也带着土地拥有者的好运。铭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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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斯过得好，图里撒就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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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塔利斯应灵了。地主们的细心关照使图里撒繁荣。该城直到今天还存在，现在叫作滨海托萨（位于西班牙的赫罗纳）。[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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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段轻快铭文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图里撒的维塔利斯并非巨富。据我们所知，他也不是大地产的拥有者，尽管罗斯托夫采夫斩钉截铁的描述，长期以来鼓励我们把他想象成那样。图里撒庄园的拥有者是个“小号的大人物”，一个行省地主，可能出身于某个地中海沿岸城市（比如巴塞罗那）的城市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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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黄金时代”的新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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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撒的维塔利斯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在晚期帝国，就像在古代历史的其他时段一样，大地主尽管光芒四射，但并不会单独存在。他们并不是他们所在世界的唯一主人。沃尔特·沙伊德尔对很多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有着很中肯的批评。他指出，我们被一种“二元管状视野”误导了。这种视野把罗马社会粗暴地分割成很富的和很穷的，没有中间人群。沙伊德尔正确地坚持认为：“存在相当的可能性，用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来调和一个拥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精英阶层的统治。”[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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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暂且把视线从大人物身上往下移，朝向沙伊德尔所谓的“庞大的中间阶层”。我们会发现，在帝国西部地区的各个行省，充满了有活力、有韧性的人物。在4世纪西部帝国的社会中，未来并不属于普罗布斯这样的大人物，而是属于像图里撒的维塔利斯这样的行省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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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源于西部地区上层阶级的一次大洗牌。君士坦丁的多年统治（306～337年）被证明是很关键的。就像罗马共和国内战之后奥古斯都的“罗马革命”时期一样，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皇帝转向了比之前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来为新帝国寻找支持力量。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向一个分布广泛的“政治民族”示好，其代表就是行省里的市议会精英。很多被君士坦丁招募和封爵的人，不只是他们各自城市的领袖人物，财富和联姻把他们变成了整个行省社会的领袖。他们远非暴发户，他们中很多人出身于根基深厚的家庭；他们的收入能够达到数千金币；他们不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那种巨富——普罗布斯的地产跨越意大利南部、北非和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就好像现代“跨国”公司。从君士坦丁以降，皇帝把权力天平向行省精英倾斜，向他们开放元老院的成员资格。[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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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省贵族一样得到提升的，还有为帝国统治提供服务的群体，包括廷臣、官僚和军事人员。结果是，一个由新人构成的、遍布全帝国的阶级使传统的罗马元老阶层相形失色。这个新阶级的成员被授予元老级别的头衔——“名士”，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相应被授予了“名媛”的头衔。至少有2000人带着元老等级的特权回到地方上定居。因此，那些老派遗老虽然和元老院有源远流长的联系，却不得不与由相继的几位“新拿破仑”——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所创设的“帝国男爵”一起竞争品位、权力和财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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