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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中殿的上端，一组位于圆环内的镶嵌画上的铭文总结了提奥多卢斯作为阿奎利亚主教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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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有福的提奥多卢斯，在万能的上帝和上天托付给你的会众的帮助下，你有神庇佑，完成了这一切，并光荣地将它们尽数奉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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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殿中部的镶嵌画清楚地解释了这组铭文的意思。财富流向了教会。八角形的砖板上画着身着晚期罗马服饰的体形丰满的仆人，他们在收获地上的果实。他们忙碌的身影让人不禁想起同时代庄园的镶嵌画上，很多场景展示了带着田园气息的纯真和丰饶。在正中央，一个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头戴桂冠，手持棕榈，身下是两个盛得满满的篮子，它们是平信徒献给教堂的“初熟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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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殿的下部，8个半人高的镶嵌画肖像说明了会众成员的可能的组成。画上是三代男女，他们的衣着显示了元老院议员的身份，或至少是试图模仿这种身份。对“上天托付（给提奥多卢斯）的会众”的慷慨和相对尊贵地位的称颂，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白的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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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板（以及很可能整个建筑）是由世俗捐赠人协助主教筹资建造的。单单铺就地板上的镶嵌画就得至少花费400金币。和元老院议员的巨额财富相比，这只算是小花费，但这并不是个小数目，这笔钱相当于80个贫困家庭的年收入，或是10位拉丁语法教师一年的收入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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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基督教帝国的初期，在阿奎利亚这样的重要港口城市（4世纪的“亚德里亚海的皇后”）里，教会已经有钱得让人吃惊了。阿奎利亚的经济状况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么多财富，但它不能解释这些财富被获得和使用的方式。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来源广泛的财富。很显然，它分别属于主教和地方平信徒精英，这些平信徒中的一些人比神职人员和普通会众的社会地位要突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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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信徒来说，以这种方式向教会赠予是一种虔诚的行为。在和提奥多卢斯的方形教堂毗邻的地方有另一处镶嵌画铭文，它很可能是在同一时间铺上去的。它说明了一个名叫亚努阿里乌斯的人进行了一笔可观的捐赠：880英尺长的镶嵌画（816平方英尺，花费在50金币左右）。他用的是“来自上帝的礼物”[38] 。这个简练的短语回应的是大卫王为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奉献时的郑重誓言：“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只是把从你那里得来的献给你。”（《历代志上》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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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使用这种奉献的程式。它也出现在犹太会堂，比如在卡里亚的阿芙洛迪西亚（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39] 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在撒尔迪斯。[40] 和在犹太会堂里一样，富裕的基督教捐赠人宣称，通过向教会奉献，他们将上帝给予他们的大量财富中的一小部分回献给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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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成员是有钱人，阿奎利亚教会依旧是一个低调得惊人的基督教社团的中心。在最近一项对罗马帝国晚期的阿奎利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研究中，克莱尔·索提奈尔指出，一个显著的不一致存在于提奥多卢斯主教有些超前的富裕的方形教堂——位于河岸之上，把港口尽收眼底——与阿奎利亚城“羞怯的基督教会”之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富裕的基督教社团，但这个教会并不准备占据阿奎利亚社会的高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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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有基督徒在富裕的同时还保持了骨子里的低调。在4世纪以及之后，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犹太会堂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兴旺发达。[42] 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都为拥有中等财富的人提供了一个空间，使他们能够通过虔诚的捐赠表现自我。在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的地板铭文上，我们低头就能看到那些由真正的富人提供给整个家乡的惊人花费（我们将在第3章进行描述）。与此不同，我们遇到了一种更为谦逊的捐赠方式，捐赠者所属的阶层常常处在一种几乎隐形的社会状态。在类似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的宗教建筑里，捐赠者奉献的对象是他们的社区。但当他们奉献时，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同时也是在向上帝奉献——事实上，这层意义是首要的。244～245年，杜拉欧罗普斯（位于今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河边）的犹太社区领袖，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不久前绘上壁画的巨大会堂的天花板的一排瓦片上。这片天花板高出地面20多英尺，上面的名字几乎无法被会众读到。其实，这些铭文是专门为上帝的眼睛准备的。教堂的修建者在上面宣称，他们已经做完了自己的工作，“用他们的钱……出自他们内心的渴盼”。用这个表达，他们响应了先知以赛亚：“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43] （《以赛亚书》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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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里，由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的男女们奉献的镶嵌画镶板和铭文是热门的新慈善形式，被自豪地展示在神圣建筑的围墙之内。阿奎利亚的提奥多卢斯的教堂是这种捐赠形式的一个先例，后来被广泛传播。在400年前后，当教会能够掌控更多的财富时，这种“来源广泛”的捐赠习惯依旧盛行。从布雷西亚到卢布尔雅那，从阿奎利亚到佛罗伦萨，由捐赠者个人或是他们的家庭奉献的、由镶板构成的镶嵌画地板成为教堂的寻常特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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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堂整体的花费相比（可能高达2000索里达），地板上的镶嵌画镶板只能算是小物件。[45] 事实上，因为铺就的地板通常是唯一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无法知道教堂的其余部分是通过个人的奉献支付的，还是主教用教会的资金来偿付的，或者是依靠了某一位或一群有钱的庇护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镶嵌画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社团的个体成员——无论是平信徒还是神职人员——是作为地方教堂的热心捐赠人被记录下来的，这么做，他们感到“荣耀和喜悦”[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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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马贵族挥洒在他们的宅邸和演出中的巨款相比，所有这些都是零头。但信徒奉献礼物很频繁，而且虔诚捐赠习惯的传播之广泛令人惊异。在小城杜罗布里维（位于英格兰东部沼泽地带的边缘），基督教社团的繁荣可能和附近的铁矿有关。那里的教会因一盏令人印象深刻的银质圣餐杯而颇为得意，这只圣餐杯来自一位虔诚的捐赠人——“依靠你，我敬拜你的圣坛”。这个教会还拥有一套薄银片，每一个都印着象征耶稣基督的“XP”。这些银片很像不列颠的多神教庙宇里用来还愿的奉献品。即使是在君士坦丁皈依之后的过渡年代里，即使是一个像罗布里维这样远在拉丁西方世界的边陲小城，这样一种虔诚捐赠的稳定模式也已经开始巩固教会，并为其提供一抹荣华。[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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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基督教捐赠与圣餐之间的关联。在那个时候，圣餐礼最实在地浓缩了此种奉献的理念：献给上帝的奉献会受到他的保佑，进而重新分还给信徒。圣餐的范式确保了教会中不同形式的捐赠被视为同等重要。给教会提供镶嵌画镶板是一种神圣的行为；镶板是给上帝的礼物，因此这一行为和施舍穷人没有分别。作为现代人，我们可能会觉得，基督徒对穷人的慈善活动和他们对地方教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不是一回事。4世纪的基督徒们很少做这种区分，所有虔诚的礼物都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所有给上帝的奉献都来自他给予人类的美好事物；所有赠予都被认为来自唯一一种奉献的范式——首先是给上帝，其次才是给同伴。圣餐的庄重献祭就是对这种奉献范式的概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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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舍”：教会中的捐赠，从居留良到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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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嵌画地板展示了基督徒捐赠者给地方教会的切实支持，却无法展示基督教捐献的另一面——在教堂里、教堂门口或信徒家中，接受施舍的穷人聚集着。然而，布施同样是基督教实践中的必要成分。早在君士坦丁皈依前，基督教对穷人的照顾就已经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49] 在迦太基的居留良主教（248～258年在位）的作品中，“施舍”——向各种各样的处在困顿中的人的布施——是一个关键词。对居留良来说，施舍是教会“活力”的秘诀所在，它展示了，上帝的精神在社区中发挥着作用。[50] 虔诚的赠予从来不是同情心的随意表达，教会的领袖们小心地把它导向一个清晰的目的。虔诚赠予被调用来帮助教会挺过大迫害时期——用来支持那些被当局投入监狱的人，以及为来自其他城市的逃难者提供庇护。在其他人放弃信仰时，社团里一些较穷的成员依旧立场坚定。对他们的奖励就是把他们遴选出来，接受从信徒中募得的救济。[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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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居留良这样的主教同样会意识到，布施有助于弥合基督教社团内部的社会裂缝。除了罗马，迦太基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富裕的城市。自3世纪早期德尔图良的时代以来，迦太基的基督教社团就容纳了一些有钱有势的人。[52] 作为一个具有毫不掩饰的“集权”性格的主教，居留良致力于像管理牧区中的其他成员一样行之有效地管理那些有钱的成员。[53] 为做到这一点，他坚持要求富人完完全全地把钱花在他领导的教会上。他督促有钱的贞女只需要让穷人“感受到她们的财富的分量”，而不应当把钱用在他的教会之外，她们更不能花钱资助个别的神职人员，这是为了防止在教会内部赞助居留良的竞争对手。[54] 他还坚持要求那些在迫害时期放弃信仰的人在他的教会里忏悔，这意味着，在实际行动中，他们应该通过慷慨的施舍来赎罪，方法是只向居留良的穷人布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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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良对施舍的看法是极端内向型的。基督徒理应帮助基督徒，而不应或应极少向外延伸，去帮助非基督徒穷人。而恰恰是因为对内部团结的激烈强调，居留良才有能力调动很大一笔钱。有一次，他通过信徒的捐献聚到了10万塞斯特斯（sesterce），用来从柏柏尔人那里赎回被俘虏的基督徒弟兄。[56] 这笔钱款相当于3000名劳力一个月的薪水（或是一位帝国书记员半年的薪水）。他的书信总是提及这种筹款运动，这些书信提供了“实际的证据，证明教会构成了一个社会中的社会”[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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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居留良并非特例。罗马是拉丁西方世界中最富裕的教会。251年之前，罗马主教宣称有能力支持1500名寡妇和穷人——这个数量相当于罗马城中最大的工匠行会成员的数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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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钱人必须承担他们在尘世的责任”：君士坦丁之后穷人的特权和对穷人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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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群全能上帝的崇拜者，更是一个由虔诚地向穷人提供施舍的人构成的社群。正是基督教会的这一特征，使他和他的继任们在赋予教会特权时还添加了一条很重要的交换条件。帝国法律清楚地表明，主教和神职人员接受特权不单单是因为他们为帝国祈祷，也因为他们要照顾穷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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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皇帝赐予这一特权时的傲慢语气。主教和神职人员们接受特权，正是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有钱人，也不应当通过招募市议员阶级的成员来抬高自身。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把富裕的市民吸纳为神职人员。相反，他们的任务是眼光向下，面对穷人。就像君士坦丁在329年颁布的一道敕令中解释的：“有钱人必须承担他们在尘世的责任，而教会的财富应当用来帮助穷人为生。”诚如《法典》的注释者丽塔·L.特斯塔所言：“神职人员如同穷人，也主要关怀穷人。”[60] 帝国西部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应该会同意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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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观点很快就过时了。在4世纪末（390年前后），多神教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我们就是从他那里获得了对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不义之财的令人难忘的描绘）在回顾某些基督教主教新兴的荣华时，刻意表达了异议。一个世代前，达马苏斯于366年成为罗马主教的那场选举颇有争议，阿米阿努斯对此有一幅令人难忘的速写。选举伴随着骚乱：“仅在一天之内，就找到了137具被害者的尸体。”对阿米阿努斯和他的读者来说（无论是基督徒与否），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神职人员已经变得自高自大了。这意味着，甚至在4世纪末，神职人员在社会中的理想形象依旧是君士坦丁的法令所设下的——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就像阿米阿努斯声称的，很多神职人员依旧是这种理念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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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苏斯和他的对头本应效仿一些外省主教立下的榜样。这些主教们极端节俭的饮食、朴素的穿着和低垂的双眼，为他们在永恒的神祇和他真正的崇拜者那里赢得了赞誉，被看作“纯粹的和本分得体的”人。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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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值得特别注意。我们并不常有机会看到由处在局外的非基督徒对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描述。阿米阿努斯在用词上特别斟酌。对罗马人来说，“本分得体”是一个有着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它提纲挈领地涵盖了“有自知之明”这样一种罗马的德行。“本分得体”是一种讲究细微得体的德行。像学校教师、文法家和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在面对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时，被认为应当展示出“本分得体”的品性。尽管他们为庇护人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能，但与那些真正的社会领袖相比，他们依然“在社会地位上是穷人”，他们不应该汲汲营营。在阿米阿努斯看来，基督教主教们也应当如此。最适合教士阶层的，就是这种“本分得体”，而不是其他更积极主动的德行。[62] 神职人员在罗马社会中有一个自己的社会位置，他们就该待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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