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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是在多神教徒中，还是在基督徒中，施舍从来就不是赠予的唯一形态，地位平等者之间的礼物和恩惠的交换同样重要，“博爱的”赠予为朋友和邻人提供了一张安全网。举例来说：在一个极少存在银行机构的世界中，为同侪提供的小额个人借贷常常起到了施舍的作用。[26] 并非所有仁慈的举动都采用礼物的形式。在乡下尤其如此，地主们通过给租金打折和延长还债期限来展示慷慨，尽管他们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仁慈，不如说是通过延长佃户的债务来维持对佃户的控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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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根据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慷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有门客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保护罩”，穷人可能难以接触到非常有钱的人。[28] 但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晚期罗马的社会中存在这样的空间，其中能够容纳一个由相对富裕的人构成的广大阶层。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和周边的穷苦人生活得很近。[29] 不是所有人都铁石心肠。医生应该接待贫穷的病人。[30] 商人协会集资给乞丐（只求他们远离店铺）。[31] 孩童会被收容抚养。[32] 如果一位有钱的寡妇照顾和她一样身为寡妇但非常贫穷的妇女，她会因为这种“虔敬”行为而受到赞扬。[33] 好客之情也能够让陌生人感受到。一个贫穷的渔夫曾有一次遇到了一位海难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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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是一位拥有不凡容貌的人，他受到了同情心的触动……进而顺应自己的怜悯心，他脱下了自己破烂的小斗篷，裁下一半，分赠给了这位年轻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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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圣马丁在亚眠城门外切下一半斗篷给一位乞丐穿上的著名场景。这个场景出自一部3世纪的小说。它提醒我们，怜悯的剧情绝非仅仅属于基督徒的想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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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怕的奴隶制度也被认为应当偶尔加以软化。[36] 在帝国境内，上层阶级的社会给此种反主流文化留有空间，即奴隶和主人能够被想象成一起快乐地生活，就像一个家庭般，形成一首田园诗，这很像19世纪俄国地主和农奴间的理想关系。[37] 哲学家反对对奴隶施加暴力，[38] 但是他们的建议没能推动人道情感的传播。在对待奴隶的问题上出现的些许“人道主义化”，其背后有着一个令人战栗的原因：罗马政府很清楚地讲明，它不打算让奴隶主们分享它所垄断的残忍和不寻常的惩罚权。皇帝们规定，奴隶不应当被处以公法中规定的可怕酷刑。通过这种立法，皇帝们宣布，他们，且只有他们，打算用同等的野蛮手段压迫奴隶和“卑微的”自由民。奴隶和“卑微的”自由民构成了帝国臣民的大多数。[39] 尽管存在这些举措，奴隶主和奴隶间的暴力依然在继续。300年前后，在西班牙南部的艾尔维拉宗教会议上，基督教主教们审理了基督徒女奴隶主殴打奴隶致其死亡的案件。[40] 总的来看，奴隶制的残酷逻辑就好像一块沿边缘罩在晚期罗马社会上的巨大冰盖，保证了人道主义情感（既在基督徒中也在多神教徒中）始终处在冷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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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抛开奴隶制不谈，我们处理的这个社会在道德上并不像基督教作家们认为的那么冷漠。在很多地区，社会价值体系从多神教时代无中断地延续到了本书所处理的时段的末尾。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给它们贴上虚伪的标签而不予理会。“仁慈”“有耐心”“仁慈地对待奴隶”“可敬的善意”“充满值得称赞的人道精神”，载有这些短语的铭文被粗糙地刻在7世纪早期的罗讷河谷的墓碑上，使用的是非常朴素的拉丁语。这些赞美语言的渊源可以向前追溯若干世纪。[41] 这些语言说明，罗马社会直到终结都一直保留着待人友善的理念，这是希腊和罗马文明中传播最广、最不容忽视的方面之一。[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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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护教者们可能会将基督教的仁爱与多神教的冷酷无情对照而观。但经验丰富的基督教布道者，如奥古斯丁，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犹太人和多神教徒也有慈善行动，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慈善方面比基督徒还要热心。[43] 在一篇新近发现的、以“基督教礼物”为题的布道词中，奥古斯丁甚至表示，慷慨的人道行动在教会之外是常见的。这些行动出自“人道主义”，一种被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所共享的德行：“他们采用了人道的对待方式，这源于共享的人类本性带来的共同纽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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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多、如此大的恩惠”：向城市的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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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很少有史学家关注人格尊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将其视为理所应当，还因为人格尊严的体现往往很零碎。在罗马世界，它也遵循了所在社会的法则。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罗马社会把社会关系理解成无数个恳请者和施予者的正面相遇。施恩者做出自己的安排，以减少不幸的发生——无论遭遇不幸的是朋友、亲戚、门客、邻人，还是不具名的悲惨命运的受害者。正是由于被打碎成了无数个小小的善行，非基督教的人道实践缺乏一个明确的聚焦。广义的人道的理念广为传播，但由此理念衍生出的行动无规律地分散在整个社会之中。对穷人的施舍在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圈子里被持久地颂扬为最高级的虔诚行为，能够囊括每一个人将慷慨和人道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多神教徒的人道行动却从未凝结成类似的独特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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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当时的人在别处寻找慷慨的完美情节，他们发现这些情节触手可及。多个世纪以来，最鲜活、最至高无上的赠予形式被认为发生在这样的场合，即一位有钱人在公众激昂的欢呼声中毫不吝啬地向本城赠予，其方式是修筑新建筑、维修旧建筑，或是向市民提供炫目的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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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公益捐赠，是对所在城市做“好事”的传统。这种公益被当作一种涵盖整个城市文明的、表达慷慨的方式。个别的善行，即使是在很大范围内施行，也只是像一场轻柔的细雨。与之相比，城市公益是强力的电闪雷鸣，照亮了传统社会图景的主要特征，让小规模的赠予形态（其中很多很可能源自同情心）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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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益紧紧抓住了当时人们的注意力，也紧紧抓住了现代史学家们的注意力。他们正确地将之视为希腊罗马世界最惊人、最特殊的特征之一。[45] 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个4世纪和5世纪，它也紧紧抓住了基督教主教们的注意力。事实上，他们对这种活动直言不讳的反对（因为其中没有同情穷人的元素）多少起到了夸大当时的城市公益程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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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们这么关注城市公益是有道理的。他们看到了一个争夺有钱人财富的竞争对手。愿意听从主教们的有钱人日益增多，但这些人从小就习惯于认为针对城市的慷慨行为既是义务，也是令人愉快的事。位于沃尔西尼（今博尔塞纳，在罗马以北大约70英里）的圣克里斯汀基督教地下墓穴里，墓碑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其中一位（他在376年埋葬了他的妻子）曾是城市的财政官。另一位是马提乌斯·帕特尔努斯，他也曾做过财政官，并负责监督城市对军队的物资供给。他还用自己的钱修复过公共浴场（被称作图斯奇阿努斯浴场，以纪念一位先前的恩主）。“在所有人的认可下”，他曾接受过“城市庇护人”的称号。毫无疑问，他曾筹办过赛会和筵席。这些公职和荣誉被充满自豪地列在基督教徒的墓志铭上。铭文的结尾是“愿你和圣徒一起享有安宁”[46] 。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地位高的人属于一个给予的阶级。他们不应回避对所在城市的慷慨，就像一位中古时期的骑士不能体面地回避骑士阶级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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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意味从一个世代之前的一篇铭文中可以看得很明白。在347年，帕埃斯图姆（位于罗马以南170英里的城市，如今因耸立在僻远海岸上的恢宏的希腊庙宇而闻名）市议会的公民聚在一起，把“城市庇护人”的荣誉授予了一个地方家族中一位年轻的男性。这个称号曾属于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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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巨额、伟大而炫目的恩惠，来自正直的年轻人阿奎利乌斯·聂斯托里的家庭。这些恩惠装点了我们的城市，我们公民中的每一个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特别是当公民们环顾四周，看到这个家族建造的公共工程的时候。他们让我们城市的外观变得如此恢宏，以至于城中的人们都决意要授予这位帝国司铎这一荣誉，以回馈他带来的这种福泽城市的大工程和他的其他慷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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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这种授予他的荣誉的回馈，阿奎利乌斯·聂斯托里总是屈尊向我们公民展示特别的情感；而他的儿子阿奎利乌斯·阿佩尔一定也会向我们展示类似的情感……公民们都乐意授予他“城市庇护人”的称号。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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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君士坦丁带来的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的典型产物，基督的符号“XP”被放置在献给阿奎利乌斯·聂斯托里的饰板的顶端。我们不知道阿奎利乌斯家族是否有基督徒。重要的恰恰是，这并不重要。这份文献（在1990年被发现）揭示了，一个小城依然在深深地呼吸着和基督教无关的古老世界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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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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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益现象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得如此广泛，其表现是如此有活力——事实上，是如此绵绵不绝——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在考察它在4世纪的持续表现时丧失分寸感。让我们更清楚地分析这里面到底涉及哪些东西。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从有钱人到城市的、无差别的、单向的财富流动，而是一个在城市和有钱人之间经过刻意形成的二重奏，其形式就是敬意的交换。阿奎利乌斯·聂斯托里的家族通过把城市装点得炫目，来向帕埃斯图姆城表达敬意。帕埃斯图姆市议会和公民用司铎身份和“城市庇护人”的荣耀地位作为反馈性荣誉来回报这种敬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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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重唱十分强调双方的全情投入。阿奎利乌斯家族向帕埃斯图姆城显示了“特别的情感”。正是期望着这种情感能够在下一代中延续，城市才用同样自然的热情授予他荣誉。赠予关乎一种十分特殊的爱——对城市和公民的爱。展示出这种爱的有钱人被称颂为“热爱故乡的人”。这是一个有钱人所能展示的最高贵的爱。[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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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的爱”被书写在各个地方，遍布庙宇、广场、公共建筑、拱桥、柱廊，以及公共娱乐的巨大场所——包括剧院、圆形剧场和像运动场一样的马戏场。在西欧和北非的几乎所有罗马遗址上，这依然让游客惊叹。在有钱人看来，罗马的城市全靠这种最受欢迎的热情：一个公民领袖对自己家乡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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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城镇的广场上和庙宇前的塑像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塑像非常逼真，很多都经过漆刷，并会在纪念之时被小心地冲洗。它们相当于给一个慷慨的死者立的蜡像。一家家、一代代，这些雕像的密集队列把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变成了一个“对城市的爱”的露天陈列馆。[50] 塑像的底座上刻有容易辨读的铭文，我们今天的学者从这些铭文中获得了有关古典和晚期罗马城市公益的充足证据。例如，在卡拉马（今阿尔及利亚的盖勒马，坐落在罗马努米底亚高原边缘的塞布斯河的上游河岸），安妮娅·A.瑞斯提图塔获得的个人塑像多达五个，外加一个她父亲的塑像，它们被用来“感谢她在给自己的家乡增添威严时所表现出的对同城公民无与伦比的慷慨”[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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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慈善全盛期的大量证据出自2世纪和3世纪早期，但此现象并不局限在这个时段。关于古代晚期罗马帝国的重大学术进展之一就是，我们如今认识到了，在何种程度上，对城市的爱的古老驱动力从帝国全盛时期的蓬勃发展一直延续到4世纪和5世纪。针对罗马非洲的研究尤其成果显著，包括克劳德·利佩里对晚期罗马帝国非洲城市的开创性巨著，[52] 以及克里斯托弗·胡戈尼约特针对（在晚期罗马非洲的）这些城市中依然受到赞助的表演活动的新近研究。[53] 学者们（例如乔万尼·切孔尼）的细致研究也揭示了这种对城市的慈善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广泛程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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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延续所发生的那个世界里，其他很多方面都已经改变了，世道和以前不同了。学者们发现，描绘一幅城市公益在4世纪西部帝国的黯淡画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强调与先前的时代相比，4世纪的城市公益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辐射范围上都是缩了水的。他们指出，城市公益的式微不完全源自经济的衰退。在非洲，经济衰退没有发生，但即使在那里，市政建筑也凋零了。就像我们在第1章里看到的，这是因为城市生活本身发生了改变。行省社会核心集团的成员如今感到，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展示他们对城市的爱来崭露头角。对他们来说，在遥远的宫廷中获得的皇帝的爱比家乡的同城公民的欢呼更值得被看重。[55] 就算他们还在装点城市，其动机也是自上而下的——作为帝国的总督，他们用帝国的资金来修补他们的城市。[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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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城市的爱被持续表达的地区，缩水到了若干特定区域，不出地中海的核心地区。[57] 非洲成了古代公民价值的堡垒。在4世纪，传统的对城市的爱在非洲维持了活力，其中表现出的了不起的韧性，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非洲作为西部帝国经济重心的地位。但就算是在非洲，建筑工程的节奏也严重地放缓了。很明显，2世纪和3世纪早期展现出的城市公益的高峰已过。[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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