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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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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益现象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得如此广泛，其表现是如此有活力——事实上，是如此绵绵不绝——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在考察它在4世纪的持续表现时丧失分寸感。让我们更清楚地分析这里面到底涉及哪些东西。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从有钱人到城市的、无差别的、单向的财富流动，而是一个在城市和有钱人之间经过刻意形成的二重奏，其形式就是敬意的交换。阿奎利乌斯·聂斯托里的家族通过把城市装点得炫目，来向帕埃斯图姆城表达敬意。帕埃斯图姆市议会和公民用司铎身份和“城市庇护人”的荣耀地位作为反馈性荣誉来回报这种敬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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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重唱十分强调双方的全情投入。阿奎利乌斯家族向帕埃斯图姆城显示了“特别的情感”。正是期望着这种情感能够在下一代中延续，城市才用同样自然的热情授予他荣誉。赠予关乎一种十分特殊的爱——对城市和公民的爱。展示出这种爱的有钱人被称颂为“热爱故乡的人”。这是一个有钱人所能展示的最高贵的爱。[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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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的爱”被书写在各个地方，遍布庙宇、广场、公共建筑、拱桥、柱廊，以及公共娱乐的巨大场所——包括剧院、圆形剧场和像运动场一样的马戏场。在西欧和北非的几乎所有罗马遗址上，这依然让游客惊叹。在有钱人看来，罗马的城市全靠这种最受欢迎的热情：一个公民领袖对自己家乡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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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城镇的广场上和庙宇前的塑像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塑像非常逼真，很多都经过漆刷，并会在纪念之时被小心地冲洗。它们相当于给一个慷慨的死者立的蜡像。一家家、一代代，这些雕像的密集队列把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变成了一个“对城市的爱”的露天陈列馆。[50] 塑像的底座上刻有容易辨读的铭文，我们今天的学者从这些铭文中获得了有关古典和晚期罗马城市公益的充足证据。例如，在卡拉马（今阿尔及利亚的盖勒马，坐落在罗马努米底亚高原边缘的塞布斯河的上游河岸），安妮娅·A.瑞斯提图塔获得的个人塑像多达五个，外加一个她父亲的塑像，它们被用来“感谢她在给自己的家乡增添威严时所表现出的对同城公民无与伦比的慷慨”[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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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慈善全盛期的大量证据出自2世纪和3世纪早期，但此现象并不局限在这个时段。关于古代晚期罗马帝国的重大学术进展之一就是，我们如今认识到了，在何种程度上，对城市的爱的古老驱动力从帝国全盛时期的蓬勃发展一直延续到4世纪和5世纪。针对罗马非洲的研究尤其成果显著，包括克劳德·利佩里对晚期罗马帝国非洲城市的开创性巨著，[52] 以及克里斯托弗·胡戈尼约特针对（在晚期罗马非洲的）这些城市中依然受到赞助的表演活动的新近研究。[53] 学者们（例如乔万尼·切孔尼）的细致研究也揭示了这种对城市的慈善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广泛程度。[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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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延续所发生的那个世界里，其他很多方面都已经改变了，世道和以前不同了。学者们发现，描绘一幅城市公益在4世纪西部帝国的黯淡画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们强调与先前的时代相比，4世纪的城市公益无论在规模还是在辐射范围上都是缩了水的。他们指出，城市公益的式微不完全源自经济的衰退。在非洲，经济衰退没有发生，但即使在那里，市政建筑也凋零了。就像我们在第1章里看到的，这是因为城市生活本身发生了改变。行省社会核心集团的成员如今感到，他们不再需要通过展示他们对城市的爱来崭露头角。对他们来说，在遥远的宫廷中获得的皇帝的爱比家乡的同城公民的欢呼更值得被看重。[55] 就算他们还在装点城市，其动机也是自上而下的——作为帝国的总督，他们用帝国的资金来修补他们的城市。[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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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城市的爱被持续表达的地区，缩水到了若干特定区域，不出地中海的核心地区。[57] 非洲成了古代公民价值的堡垒。在4世纪，传统的对城市的爱在非洲维持了活力，其中表现出的了不起的韧性，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非洲作为西部帝国经济重心的地位。但就算是在非洲，建筑工程的节奏也严重地放缓了。很明显，2世纪和3世纪早期展现出的城市公益的高峰已过。[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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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帝国最惊人的特征，恰恰就是这种城市公益传统的坚韧。在西部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富人们在表达和他们所在城市的关系时，完全沿用了表达对城市的爱的语言。作为慷慨之举的模范形态，城市公益的样板可能在尺寸上缩小了，但它独特的形状并没有改变。尽管是在更小的规模上实践，但对城市的爱远非明日黄花，它保持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能力，即浓缩一个特定社会秩序的独有特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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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就是这样！”：民众与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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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能低估在晚期罗马城市中的历史遗留物。在如非洲这样的行省中，公共建筑的兴旺发生得相对较晚，是在3世纪上半叶。市民——例如奥古斯丁，不管是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还是在他成了希波主教之后——厕身其间的纪念性建筑并不只是对与当下遥遥相望的遥远的黄金时代的浪漫提示。对古代晚期的人来说，很多这种建筑并不比欧洲兴建于19世纪的大剧院、银行和华丽的地铁站在我们今人眼中更古老。它们是古老的，但它们未被宣判为历史遗迹。事实上，就像米兰歌剧院、圣潘克鲁斯车站和大英博物馆一样，这些建筑标志着“现代”的开端——在4世纪的人看来，这个“现代”毫无断裂地一直延续至当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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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布道者，比如奥古斯丁，希望这些宏伟的建筑群沦为过去。奥古斯丁甚至很欣然地暗示说，它们正在崩塌。[60] 但事实上，它们没有。它们不曾崩塌，而且很多依然在被修复——负责修复的通常是那些在一个多世纪前最初建造它们的人的族人。它们还在被持续整修。[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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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还在被整修的原因是，民众在城市里也颇有势力。我们很难全面估量民众——公民体——在晚期罗马城市中扮演的角色。相比他们的恩主们活跃的自我展示，这些公民们更少被全面记录。但他们一直都在那里。民众是每一个城市政体结构的内在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西部帝国的罗马城市是一个个“共和国”。每座城市都是一座微型的罗马城；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统治层”，即那些在市政大厅的“庙堂”中集会的市议员和显要所构成的法律意义上的阶级；每个统治层都面对其永恒的对立面——民众。[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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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会在剧院、圆形剧场和竞技场中聚集。[63] 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宏伟的建筑起初都是娱乐场所，但对罗马人来说，它们充满了政治意涵。赛会是开心的场合，但并不止于此。共同分享愉悦，是公民体的特权。就像之前在广场上一样，那些坐在剧场里或竞技场周围的人同样是公民伙伴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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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场和竞技场里，公民体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有资格在城市事务中发声。在晚期帝国，民众绝不是被动的，他们很善于使用剧场和竞技场来施展手段，给居于他们之上的人施压。在这个时期的帝国各处，群众在剧场里咏唱式的欢呼都可见于记载。欢呼的形式是咏唱的口号。对这种口号有节奏的咏唱，让呼喊者得以保持匿名的身份。此外，这种咏唱赋予了民众意愿某种惊人的集体力量。有节奏的欢呼似乎古怪地负载着带有某种神启色彩的众志成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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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一种完全暴露于民众目光的环境下，城市的显要们学会了慷慨的艺术。在表演和竞技中，我们能最清楚地看到他们所接受的关于给予的教育。这包括任何能够攫取民众注意的东西，从相对廉价的产品，例如戏剧、歌节、哑剧、脱衣舞表演和拳击秀，到昂贵且无比残忍的演出，例如战车竞赛和斗兽。关键是，它们是一个有钱人给民众——公民体——的礼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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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和竞技的上演赋予了对城市的爱一种明显的个人化色彩，它们也因此在4、5世纪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就算是在帝国全盛之时，建造公共建筑也异常昂贵。建造工程往往得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实现，在其中，个人的赠予得靠整个市议会的市政基金加以补充。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晚期罗马，从自己的口袋掏钱来修筑公共建筑一向是一种极端慷慨的姿态。对私人恩主来说，在整个公共建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有可能实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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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大型演出的花费尚在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它们能够由一个人单独提供，并且产生直接和生动的影响和效果。此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晚期帝国的有钱人总体上趋向令人炫目的个人化展示。大型演出在4世纪很能契合这种大趋势。[67] 正是在赛会中，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有钱人的内心明白无误地伴着“对城市的爱”的共鸣，而正是民众使它们发出这种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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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3世纪中叶的镶嵌画铭文揭示了这一点。马格里乌斯，一位哈德鲁门图（今突尼斯苏塞）西南部小城的显要，送给他的同城公民们一场赛会。这并非什么大事。一个由斗兽师——相当于罗马时期的“斗牛士”——组成的专业团队的成员们击杀了豹子，不过总共也只有四头。但马格里乌斯特地庆祝了这个事件，甚至专门在一幅镶嵌画上展示自己的慷慨。这幅镶嵌画是在斯米拉德村被发现的，它被用来装饰马格里乌斯在城里的居所的会客大厅，其画面捕捉了斗兽师以脚尖作支撑，正把他们的长矛刺进体态轻盈的野兽的动态场景。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马格里乌斯还在镶嵌画上记录了民众的欢呼。望着苏塞博物馆里的这幅镶嵌画，我们几乎可以听见民众用鲜有文字留存的拉丁口语发出的大声吼叫，他们正在与马格里乌斯就慷慨进行对话。斗兽师先是向聚集的民众要求一份足够慷慨的奖励，在提出这个请求时，传令官称呼民众为“我的主人”，作为演出的“主人”，民众接着要求马格里乌斯赐给斗兽师足量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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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所有后来者效法你的范例！让你的所有前辈们如是听！是你赐予了这场配得上罗马财务官（元老身份的超级富裕的成员）的经济表演。你用自己的财富支持了这场表演。多美妙的一天！都拜马格里乌斯所赐！有钱就是这样！钱就该这么花！就该如此！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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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穷人：公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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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地概括了城市公益在晚期西罗马帝国最富裕、最平安地区的持续重要意义。它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当主教们劝导富人向穷人捐赠时，他们并非仅仅打破富人的惰性，让他们投身一项值得投身的新事业。一种历史悠久并且受到高度尊敬的赠予习惯已经比基督教慈善的鼓吹者占了先。这种赠予习惯宣称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爱。很多前去聆听主教讲道的有钱基督徒，都已经非常乐意成为给予者——通过数代的家族传统，这种认同几乎像是嵌在基因里的。但他们同样只乐意以一种方式给予。正是通过这些人，“对城市的爱”的肾上腺素依旧在起作用。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等主教们的急切训导，就是为了驯服这些人的赠予欲望，并将之重新定向。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常常不能如愿。为何会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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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些主教们遭遇的困难，我们需要进行一次社会想象力的大跳跃。我们需要进入一个世界，在其中，穷人自身缺乏他们后来获得的那种鲜明的社会形象。社会的首要区分并非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而是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城市中恩主们的赠予对象是他们的“公民伙伴”，而非穷人。这些公民中可能有一些很贫穷，但穷困本身并不能让他们获得任何资格。他们接受娱乐活动、公共性的享乐（例如大型浴场），以及（在很多城市里）规模可观的食物救济，但他们并不是因为需求才接受这些。他们接受这些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特权群体的成员，他们是城市的公民或平民，这是城市共同体强有力的想象的核心。爱一座城市也就意味着怀着一种“独特的情感”爱它的公民——而不爱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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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公民核心特权的持久的资格意识，是古典时代留给晚期帝国城市的一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遗产。它的基础并非一种对“拥有”的模糊情感，而是一种受人妒忌地存留下来的对居民权利的感受。每当一次大规模的慈善（例如一次谷物救济）被给予一座城市时，居民们都需要出来证明自己是长期居民，并且是公民的后代，这样才能够从赠礼中分得一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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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变革的时代，这个公民核心体拼命维持他们的公民认同资格。作为罗马帝国的公民还不够，他们还想要被认作他们的家乡——微型罗马——的公民。有这种特权支撑，他们拒绝被归为寂寂无闻的一般穷人。他们希望从城市中灰暗的赤贫人群中，从周边庞大、面目模糊的乡下世界中超脱出来，哪怕只是超脱出一点点。接受食物和娱乐活动不只让他们感到舒服，还让他们感到与众不同。热爱城市的人关心他们，且只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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