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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在小城，公民体也不等同于城中的所有居民。总是存在外乡人和非公民的穷人（通常是来自乡下的移民），但公民们的社会位置很边缘。去一座位于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城市剧院，意味着接受教育，以便了解自己在传统城市秩序中的位置，这个秩序在数个世纪中未曾改变过。公民们坐在一起。在一些城市，他们被分成不同的职业协会，每个协会坐在属于他们的标记的长凳上。没有权利的穷人和外乡人没有被排斥，但他们挤在后排，而“民众”则坐在下面，靠近演出，挨着市议员们的座席以及当日的恩主的位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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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这座巨型城市中，我们能最清晰地看到公民资格的严酷逻辑是如何运作的。在罗马，罗马公民大概不到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在全城50万人口中，公民大约有20万人。[71] 这些罗马公民的特权地位想来是很惹眼的。这是因为在罗马，很要紧的一项特权是能够获得由著名的公民食品配给制提供的食物——专为罗马公民保留的谷物和其他食物救济。[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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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收获不稳定且对饥荒的恐惧横行的世界，是否有公民特权事关生死。很多罗马居民穷得可怜。对大型坟场的发掘表明，他们遭受着疾病和营养不良的蹂躏。只有属于罗马公民的成员才有资格享受免费的谷物，并以折扣价购买其他食物。罗马的公民食品配给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度过全年，但能够让他们挺过饥荒。[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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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公民非常穷，但就算是罗马人民中最贫困的人，也是作为公民——而非乞丐——领受食物。毫不奇怪，罗马公民对他们的特权有强烈的认同感。在饥荒年月，人民全心全意地配合元老院把外乡人驱逐出城，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罗马是他们的城市，而非其他任何人的。[74] 他们去食物发放站点时，会随身携带一个铅制或是铜质的瓦块（相当于身份证或护照），来证明他们是“有资格领取谷物的公民”。[75] 能够位列城市食品配给的接受者名册，是一种值得被骄傲地写上墓碑的殊荣。这是因为在罗马以及其他很多晚期帝国的城市中（尽管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规模上），接受食物救济不会让人成为乞丐，而是会让人成为公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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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民众并不等于穷人，也不希望被当作穷人对待。对一个城市的恩主来说，越过“民众”，向成千上万的乞丐或游荡在城市边缘的移民显大方，并不是一种慈善的行径。这是对公民体的冷落，只有最倨傲的人才会威胁要这么做。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记录了这样一位令人厌恶的疯子——元老兰帕迪乌斯（365年时是城市法官）以罗马贵族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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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虚妄到达了如此这般地步，以至于如果不赞美他吐痰的姿势里有一种特别的机敏，他就会感到不快。在他以财务官的身份（也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大概330年）支持了一场华丽演出的举办，并以一种极其慷慨的规模分配赠予物时，他不能忍受民众要求他向不够格的红人（明星演员）赠送礼物。因此，为了展示他的慷慨和他对人民的蔑视，他从梵蒂冈召集来乞丐，赠予他们厚礼。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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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梵蒂冈还没和基督教著名的圣彼得圣地发生关联。那里是一个无人地带，是一片墓区，只有乞丐在那里生活。但兰帕迪乌斯乖戾的举动表明，在没有任何基督教含义的情况下，在罗马，民众和穷人被看作截然不同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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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记住，在很多地区，这种对共同体的古老观念在整个4世纪甚至之后都依旧很有活力。即使在有了基督教会后，这种观念还是保持不变。以“后见之明”回顾，呼吁把慈善广泛地扩展向穷人的基督教布道，似乎表征了新的人道情感的涌现。但它也有阴暗面。它模糊了传统的界限，把贫穷作为要求富人慷慨的唯一诉求。这种新观念贬低了成千上万个人的地位，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公民，其次才是穷人。和乞丐、无家可归者以及挤进每座城市的移民一样，他们被视为与之同属困苦泥潭的一个部分。一个如此宽泛、不加区分的视野破坏了体制化的群体——恩主、市议员和人民——之间微妙的平衡。数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城市的生命力正依赖这种平衡的维持。在这种仅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二分的、灰白的、普世的全球视野，在欧洲范围内替代由公民团体的蜂巢构成的古典社会观念之前，这个世界上一定得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转变（就像那些世纪里确实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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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生活在370年前后的人来说（不单单是对有钱人），这个前景令人恐惧。本书通篇都能看到，从一种社会模式向另一种社会模式的转变，是从古典城市的时代转变为近年常说的“后罗马时代的古代晚期”。在后一个时代中，古典城市的模式最终丧失了它对社会想象的控制。[78] 让我们转向下一章，来看看这种巨大转变的开端，看它的出现如何通过以下方面获得了准备：关于穷人的基督教布道、基督教共同体为穷人提供的新角色，以及基督教对面向穷人和教会的虔诚赠予的超越此世的效用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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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gustine，Sermon 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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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Geertz，“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Basic Books，1983），73-93 at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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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M. Carrié，“Pratique et idéologie chrétiennes de l’économique （IVe -VIe siècle），” Antiquité tardive 14 （2006）：17-26 at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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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C. Mann，review of Roma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risis，A.D. 235-337 ，by R. MacMullen，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9 （197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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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ozomen，Ecclesiastical History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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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rown，Power and Persuasion ，41-61；Lendon，Empire of Honou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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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eu，Les figures du pauvre ，19. 中世纪对社会“等级”的描绘也是一样的。O. Brunner，Land and Lordship：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Medieval Austria ，trans.H. Kaminsky and J. van Horn Melt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2），3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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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ilinger，Humiliores-Honestiores ，278 正确地坚持认为，这些纵向的联系要比更广义的横向的区分［例如在有功名的人（honestiores）和没有功名的人（humiliores）之间的区分］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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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 Lüthi，The European Folktale：Form and Nature ，trans. J. D. Niles （Bloomington：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82），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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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ibanius，Oratio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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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 Ando，Imperial Ideology and Provincial Loyalty in the Roman Empi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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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 Salzman，On Roman Time：The Codex-Calendar of 354 and the Rhythms of Urban Life in Late Antiquit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figur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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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Osborne，“Introduction：Roman Poverty in Context，”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1-20 at p. 13；E. Gabba，Del buon uso della ricchezza：Saggi di storia economica e sociale delmondo antico （Milan：Guerini，1988），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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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 31.5.14，Rolfe，3：416，Hamilton，p.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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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arnes，Ammianus Marcellinus ，1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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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endon，Empire of Honour . 一项很有启示性的比较研究，参见M. E. Lewis，“Gift Circulation and Charity in the Han and Roman Empires，” in Rome and China：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 ，ed. Walter Scheidel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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