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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场和竞技场里，公民体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有资格在城市事务中发声。在晚期帝国，民众绝不是被动的，他们很善于使用剧场和竞技场来施展手段，给居于他们之上的人施压。在这个时期的帝国各处，群众在剧场里咏唱式的欢呼都可见于记载。欢呼的形式是咏唱的口号。对这种口号有节奏的咏唱，让呼喊者得以保持匿名的身份。此外，这种咏唱赋予了民众意愿某种惊人的集体力量。有节奏的欢呼似乎古怪地负载着带有某种神启色彩的众志成城。[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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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样一种完全暴露于民众目光的环境下，城市的显要们学会了慷慨的艺术。在表演和竞技中，我们能最清楚地看到他们所接受的关于给予的教育。这包括任何能够攫取民众注意的东西，从相对廉价的产品，例如戏剧、歌节、哑剧、脱衣舞表演和拳击秀，到昂贵且无比残忍的演出，例如战车竞赛和斗兽。关键是，它们是一个有钱人给民众——公民体——的礼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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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和竞技的上演赋予了对城市的爱一种明显的个人化色彩，它们也因此在4、5世纪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就算是在帝国全盛之时，建造公共建筑也异常昂贵。建造工程往往得通过集体的努力才能实现，在其中，个人的赠予得靠整个市议会的市政基金加以补充。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晚期罗马，从自己的口袋掏钱来修筑公共建筑一向是一种极端慷慨的姿态。对私人恩主来说，在整个公共建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有可能实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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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比，大型演出的花费尚在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它们能够由一个人单独提供，并且产生直接和生动的影响和效果。此外，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晚期帝国的有钱人总体上趋向令人炫目的个人化展示。大型演出在4世纪很能契合这种大趋势。[67] 正是在赛会中，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有钱人的内心明白无误地伴着“对城市的爱”的共鸣，而正是民众使它们发出这种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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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3世纪中叶的镶嵌画铭文揭示了这一点。马格里乌斯，一位哈德鲁门图（今突尼斯苏塞）西南部小城的显要，送给他的同城公民们一场赛会。这并非什么大事。一个由斗兽师——相当于罗马时期的“斗牛士”——组成的专业团队的成员们击杀了豹子，不过总共也只有四头。但马格里乌斯特地庆祝了这个事件，甚至专门在一幅镶嵌画上展示自己的慷慨。这幅镶嵌画是在斯米拉德村被发现的，它被用来装饰马格里乌斯在城里的居所的会客大厅，其画面捕捉了斗兽师以脚尖作支撑，正把他们的长矛刺进体态轻盈的野兽的动态场景。然而，同样重要的是，马格里乌斯还在镶嵌画上记录了民众的欢呼。望着苏塞博物馆里的这幅镶嵌画，我们几乎可以听见民众用鲜有文字留存的拉丁口语发出的大声吼叫，他们正在与马格里乌斯就慷慨进行对话。斗兽师先是向聚集的民众要求一份足够慷慨的奖励，在提出这个请求时，传令官称呼民众为“我的主人”，作为演出的“主人”，民众接着要求马格里乌斯赐给斗兽师足量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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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所有后来者效法你的范例！让你的所有前辈们如是听！是你赐予了这场配得上罗马财务官（元老身份的超级富裕的成员）的经济表演。你用自己的财富支持了这场表演。多美妙的一天！都拜马格里乌斯所赐！有钱就是这样！钱就该这么花！就该如此！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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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穷人：公民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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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简要地概括了城市公益在晚期西罗马帝国最富裕、最平安地区的持续重要意义。它清楚地说明了一件事：当主教们劝导富人向穷人捐赠时，他们并非仅仅打破富人的惰性，让他们投身一项值得投身的新事业。一种历史悠久并且受到高度尊敬的赠予习惯已经比基督教慈善的鼓吹者占了先。这种赠予习惯宣称来自一种根深蒂固的爱。很多前去聆听主教讲道的有钱基督徒，都已经非常乐意成为给予者——通过数代的家族传统，这种认同几乎像是嵌在基因里的。但他们同样只乐意以一种方式给予。正是通过这些人，“对城市的爱”的肾上腺素依旧在起作用。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等主教们的急切训导，就是为了驯服这些人的赠予欲望，并将之重新定向。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常常不能如愿。为何会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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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些主教们遭遇的困难，我们需要进行一次社会想象力的大跳跃。我们需要进入一个世界，在其中，穷人自身缺乏他们后来获得的那种鲜明的社会形象。社会的首要区分并非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而是在公民和非公民之间。城市中恩主们的赠予对象是他们的“公民伙伴”，而非穷人。这些公民中可能有一些很贫穷，但穷困本身并不能让他们获得任何资格。他们接受娱乐活动、公共性的享乐（例如大型浴场），以及（在很多城市里）规模可观的食物救济，但他们并不是因为需求才接受这些。他们接受这些是因为他们是一个特权群体的成员，他们是城市的公民或平民，这是城市共同体强有力的想象的核心。爱一座城市也就意味着怀着一种“独特的情感”爱它的公民——而不爱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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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公民核心特权的持久的资格意识，是古典时代留给晚期帝国城市的一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遗产。它的基础并非一种对“拥有”的模糊情感，而是一种受人妒忌地存留下来的对居民权利的感受。每当一次大规模的慈善（例如一次谷物救济）被给予一座城市时，居民们都需要出来证明自己是长期居民，并且是公民的后代，这样才能够从赠礼中分得一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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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变革的时代，这个公民核心体拼命维持他们的公民认同资格。作为罗马帝国的公民还不够，他们还想要被认作他们的家乡——微型罗马——的公民。有这种特权支撑，他们拒绝被归为寂寂无闻的一般穷人。他们希望从城市中灰暗的赤贫人群中，从周边庞大、面目模糊的乡下世界中超脱出来，哪怕只是超脱出一点点。接受食物和娱乐活动不只让他们感到舒服，还让他们感到与众不同。热爱城市的人关心他们，且只关心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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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在小城，公民体也不等同于城中的所有居民。总是存在外乡人和非公民的穷人（通常是来自乡下的移民），但公民们的社会位置很边缘。去一座位于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城市剧院，意味着接受教育，以便了解自己在传统城市秩序中的位置，这个秩序在数个世纪中未曾改变过。公民们坐在一起。在一些城市，他们被分成不同的职业协会，每个协会坐在属于他们的标记的长凳上。没有权利的穷人和外乡人没有被排斥，但他们挤在后排，而“民众”则坐在下面，靠近演出，挨着市议员们的座席以及当日的恩主的位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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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这座巨型城市中，我们能最清晰地看到公民资格的严酷逻辑是如何运作的。在罗马，罗马公民大概不到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在全城50万人口中，公民大约有20万人。[71] 这些罗马公民的特权地位想来是很惹眼的。这是因为在罗马，很要紧的一项特权是能够获得由著名的公民食品配给制提供的食物——专为罗马公民保留的谷物和其他食物救济。[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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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收获不稳定且对饥荒的恐惧横行的世界，是否有公民特权事关生死。很多罗马居民穷得可怜。对大型坟场的发掘表明，他们遭受着疾病和营养不良的蹂躏。只有属于罗马公民的成员才有资格享受免费的谷物，并以折扣价购买其他食物。罗马的公民食品配给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度过全年，但能够让他们挺过饥荒。[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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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公民非常穷，但就算是罗马人民中最贫困的人，也是作为公民——而非乞丐——领受食物。毫不奇怪，罗马公民对他们的特权有强烈的认同感。在饥荒年月，人民全心全意地配合元老院把外乡人驱逐出城，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罗马是他们的城市，而非其他任何人的。[74] 他们去食物发放站点时，会随身携带一个铅制或是铜质的瓦块（相当于身份证或护照），来证明他们是“有资格领取谷物的公民”。[75] 能够位列城市食品配给的接受者名册，是一种值得被骄傲地写上墓碑的殊荣。这是因为在罗马以及其他很多晚期帝国的城市中（尽管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规模上），接受食物救济不会让人成为乞丐，而是会让人成为公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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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民众并不等于穷人，也不希望被当作穷人对待。对一个城市的恩主来说，越过“民众”，向成千上万的乞丐或游荡在城市边缘的移民显大方，并不是一种慈善的行径。这是对公民体的冷落，只有最倨傲的人才会威胁要这么做。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记录了这样一位令人厌恶的疯子——元老兰帕迪乌斯（365年时是城市法官）以罗马贵族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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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虚妄到达了如此这般地步，以至于如果不赞美他吐痰的姿势里有一种特别的机敏，他就会感到不快。在他以财务官的身份（也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大概330年）支持了一场华丽演出的举办，并以一种极其慷慨的规模分配赠予物时，他不能忍受民众要求他向不够格的红人（明星演员）赠送礼物。因此，为了展示他的慷慨和他对人民的蔑视，他从梵蒂冈召集来乞丐，赠予他们厚礼。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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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梵蒂冈还没和基督教著名的圣彼得圣地发生关联。那里是一个无人地带，是一片墓区，只有乞丐在那里生活。但兰帕迪乌斯乖戾的举动表明，在没有任何基督教含义的情况下，在罗马，民众和穷人被看作截然不同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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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记住，在很多地区，这种对共同体的古老观念在整个4世纪甚至之后都依旧很有活力。即使在有了基督教会后，这种观念还是保持不变。以“后见之明”回顾，呼吁把慈善广泛地扩展向穷人的基督教布道，似乎表征了新的人道情感的涌现。但它也有阴暗面。它模糊了传统的界限，把贫穷作为要求富人慷慨的唯一诉求。这种新观念贬低了成千上万个人的地位，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公民，其次才是穷人。和乞丐、无家可归者以及挤进每座城市的移民一样，他们被视为与之同属困苦泥潭的一个部分。一个如此宽泛、不加区分的视野破坏了体制化的群体——恩主、市议员和人民——之间微妙的平衡。数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城市的生命力正依赖这种平衡的维持。在这种仅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二分的、灰白的、普世的全球视野，在欧洲范围内替代由公民团体的蜂巢构成的古典社会观念之前，这个世界上一定得发生一种翻天覆地的转变（就像那些世纪里确实发生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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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生活在370年前后的人来说（不单单是对有钱人），这个前景令人恐惧。本书通篇都能看到，从一种社会模式向另一种社会模式的转变，是从古典城市的时代转变为近年常说的“后罗马时代的古代晚期”。在后一个时代中，古典城市的模式最终丧失了它对社会想象的控制。[78] 让我们转向下一章，来看看这种巨大转变的开端，看它的出现如何通过以下方面获得了准备：关于穷人的基督教布道、基督教共同体为穷人提供的新角色，以及基督教对面向穷人和教会的虔诚赠予的超越此世的效用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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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gustine，Sermon 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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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Geertz，“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 in Local Knowledge：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Basic Books，1983），73-93 at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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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M. Carrié，“Pratique et idéologie chrétiennes de l’économique （IVe -VIe siècle），” Antiquité tardive 14 （2006）：17-26 at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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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C. Mann，review of Roman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Crisis，A.D. 235-337 ，by R. MacMullen，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69 （197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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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ozomen，Ecclesiastical History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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