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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基督教作家们积极地推动了这种“制造穷人”的趋势。404年或405年前后，诗人普鲁登修斯在书写3世纪的殉道士圣劳伦斯时，借机勾画了一幅罗马穷人的形象，其怪诞程度不亚于一幅巴洛克风格的绘画。据说，作为罗马教会的助祭（负责财政事务），劳伦斯告诉迫害他的罗马大区长官，他会把传说中的基督教会的财富交给后者。他自然是这么做了：他把罗马的穷人都聚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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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跑遍全城，把残弱之人和所有讨要施舍的乞丐都聚在一起……那边是一个双眼全无的人，用一根棍子为自己不分东西的和蹒跚的脚步引路；一个膝盖破损的瘸子；一个独腿的人……这边是一个四肢都长满脓疮的人……他从所有的公共广场把这些人搜罗出来，他们之前就常被聚在一起，接受教会母亲的喂养……这个穷人团队挤在一起，构成一幅破烂不堪的景象。他们用讨要救济的叫喊向大区长官问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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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场景里，普鲁登修斯把与他同时代的主教们的主张表达得十分清晰。[23] 教会财富的存在，只是为了照顾这种悲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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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顽固的社会形象。在我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的贫穷和领导权》中，我注意到了这种有关穷人的戏剧化表征的展开方式。[24] 直截了当地说，基督教作家的“制造穷人”修辞，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至今依然纠缠着晚期罗马帝国社会史书写的“二元管状视野”[25] 。由于深受基督教布道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认为，晚期罗马社会被不可挽回地割裂成了穷富两大集团，而穷人永远生活在一种可悲的贫瘠状态之中。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晚期罗马社会结构的粗糙形象严重影响了我们对罗马世界中的中间阶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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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论断，我现在还想补充的是，基督教布道所投射的管状视野不单单有制造穷人的效果，它也“制造富人”，它倾向于把所有富人集团的成员都表现成一样的极端富有。元老院阶级内部以及城市精英内部在财富上的巨大差异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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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基督教布道的逻辑是鼓励富人对穷人施以援手，从而把社会的最顶层和最底层连接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能够被看作在横向和纵向上都无所不包。不单单是教会扩展到了社会的最边缘——在公共空间聚集的招霉运的乞丐群；通过有钱人的慈善举措，基督教被认为从恢宏的宫殿直接向下通达乞丐的茅舍。顶端和底层——巨富和赤贫——两者直接面对面，一切处在中间的社会媒介都被隐去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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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想象的巨富和想象的赤贫之间不需要中介，就使罗马社会悠久的批判传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开始染上一种更为极端的语气。如我们所见，先前的批判富人的传统一般来自富人自己监督他们的富人伙伴的行为。真正关键的区分落在“好”富人和“坏”富人之间——实际上也就是在你那样的富人和其他富人之间。区分并不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当安布罗斯在米兰布道时（374～397年，尤其是在4世纪80年代），他不只抨击了坏富人的生活方式，他是作为被压迫的穷人的代言人说话的。如果富人头一次被敦促去做他们兄弟的管理人，那他们也就可以因为成了他们兄弟的压迫者而被问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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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正义，而是呼号”：古以色列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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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4世纪末，像安布罗斯这样的布道者的介入，表明穷人不能仅仅被说成“他者”——作为基督徒应该跨越穷富理念的鸿沟对之施以援手的乞丐；他们还是“兄弟”，是能够要求正义和保护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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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去看待穷人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他们吸收了非古典社会的精神资源，而这种精神资源缓慢但稳步地成了想象世界的一部分。在希伯来《圣经》中（在西部帝国中，不同区域读到的拉丁文译本并不相同），在《诗篇》的祈祷中，在先知们的责难中，在以色列王国生动的历史事件中，富人和穷人被呈现为彼此直接面对面。然而，在《旧约》的经文中，穷人并不是作为讨要救济的乞丐来面对富人。相反，根据古代近东社会的习俗，穷人能在有权势的人面前寻求正义。他们称自己是“穷人”，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刻意抛开其社会优势，把自己呈现为一种无助的、需要正义和保护的人。他们向有权势的人发起挑战，要求有利于自己的裁判。他们是以原告而非乞丐的身份前来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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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中穷人的呼号是对正义的呼号。呼号的人是自由身份的男女，通常属于小康阶层，有些甚至家资颇丰。这是受害者的呼号。但他们并非受害于贫困，而是受害于更有权势的人家施加给他们的暴力和压迫。[28] 正是这种祈求和正义的关系，印证了希伯来语里的谐音：“呼号”（ze‘aqah）被期待由“公义”（zedaqah）来满足。“公义”通过有权势的人赐给穷人的正义行动来实现。这个词在后来才逐渐有了“富人给穷人的救济”这层意思。这个“优美的词语并置”逃不过哲罗姆的慧眼。在408～410年，他注释了先知以赛亚的经典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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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寻求正义，看见的却是杀戮；寻求公义，却只听到呼号。 [29] （《以赛亚书》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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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到6世纪，基督教共同体对希伯来《圣经》语言和历史的吸收，缓慢但稳步地给基督教有关贫穷的话语添加了一种更粗暴、更坚定的肌理。穷人不单单是他者——一类在社会边缘战栗、祈求着富人的拯救的受造物。和以色列的穷人一样，他们也是兄弟。和其他所有“上帝之民”的成员一样，面对压迫者，他们有向正义“呼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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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帮手”：从“教会的穷人”到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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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旧约》独特的基督教解读。它的重要性的凸显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然而，一在5世纪和6世纪得以确立，它即表明，基督教在晚期罗马世界里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4世纪和5世纪早期的布道者依旧为胜过竞技场而努力，然而，要确保基督教在5世纪的城市里赢得最终胜利，最重要的却是对基督教意义上的穷人（源自《旧约》）的重新界定。穷人不仅是乞丐，还是寻求正义和保护的人——对这种观点的采纳反映了一种发生在基督教共同体内部的越来越强的压力，它要求基督教投身各种形式的社会行动，发挥与面向贫困者的慈善相比更宽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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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4世纪晚期和5世纪的文本时，我们必须始终记得克里斯特尔·弗洛伊所注意到的关于穷人形象的双向运动。穷人的形象被急剧贬低，因为基督教的同情心聚焦在对“贫穷无用之人”施以援手上，它因而需要这种形象。然而，这种下行的对贫困者的关注，受到了关于穷人的观念的上行滑动的抗衡。这种上行滑动在很大程度上与《旧约》的语言有关。在古以色列，“穷人”从来不是指“贫穷无用之人”，他们反倒很像罗马的平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富人相比是脆弱的，但绝不是乞丐；他们属于社会的传统核心，而非边缘；他们是拥有权利的人，能够为权利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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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很多城市的民众就意识到，以色列的穷人更像他们自己，而非基督教布道词里凄惨的穷人。从希伯来《圣经》中借来的语言给古代晚期城市的普通居民提供了一种向有权势的人施压的新方式。这套语言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代言人，即基督教的主教和教士们。通过宣称自己是古以色列先知的现代化身，像安布罗斯这样的基督教主教能够让权贵们注意到要求正义的“穷人的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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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行的滑动（在5世纪开始愈加明显起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在本书中我们会逐代、逐地区地考察这些后果。这种现象反映了基督教群体的社会结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基督教的韧性来自它在城市中间和较低阶级中的坚固基础。贯穿4世纪和5世纪，这个中间阶级依旧是基督教会结实的主心骨。很多神职人员也来自城市社会的这个阶层。因此，教会的成功不能像基督教布道者鼓吹的那样，仅仅用教会向非常贫困的人的延伸这一点来解释，它同样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有钱的城市恩主在赠予方面的转化。最好的理解是，将其视为地位较低的市民通过自觉担当以色列穷人的角色而向教会靠拢的结果。和以色列穷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压迫和贫瘠发出呼号，并转向他们的宗教领袖寻求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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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基督教的主教们地位日隆，既非通过对极度贫穷者的育养，也非通过说服非常有钱的人把他们的慷慨行为从竞技场转向教会，而是通过赢得中间阶级。这个转变发生在公民体的成员开始把自己看成“以色列穷人”的化身之时。他们不把自己呈现为“他者”——例如乞丐，而是呈现为“兄弟”。在5世纪，他们进入基督教会时，也带进了一种犀利的资格意识。他们在要求主教的关照时，保持了之前作为城市的人民从城市恩主那里要求慷慨之举时表现出的那种恒心。这样一种主教和整个城市共同体之间关系的观念出现得很缓慢。第一个清楚表达了这种观念的，大概是安布罗斯，那是在4世纪80年代的米兰。但等到6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结果已经变得明朗了。530年前后，在坎帕尼亚地区（今阿韦利诺）一位主教的石棺上，他被赞美履行了双重职责。他是一个施舍人——“穷苦人不变的慰藉之源”，同时也是一位“公民的帮手”。[30] 一旦主教开始承担这种双重角色，城市很快就要属于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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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城市：延续还是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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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我们会在全书中不断探寻的这个长时段的演进，我们很容易觉得，即使基督教布道者提出了所有那些尖锐的对立，西部帝国的城市在4世纪和5世纪也没改变多少。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基督教的最终上位是因为教会成了公民生活的可行的替代。普遍的说法是：主教和教士替代了市议会；恩主的慷慨之举被从竞技场转向了教会；基督教仪礼和殉道者节日的戏剧替代了广场和剧院的神话；联系着公民身份的城市特权意识在主教对穷人的关照这个宽泛的标签下获得了新生。我们很容易觉得，越是改变，就越还是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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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并不完全错。“越是改变，就越还是它本身”被证明是一个合理的格言。罗马制度和罗马精英的行为方式，在4世纪到6世纪的基督教会中有多方面的延续。对这些延续的清醒的尊重，启发了一些关于拉丁基督教兴起的最为出色的现代研究。然而，有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这个格言不再被用作一种阐释工具，而是变成了一句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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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危险需要抵制，因为这样一种取向——只强调基督教会在晚期罗马社会的出现过程中具有延续性的一面——有一种隐含的目的论。这种取向的背后存在这样的预设，即从古典的过去中继承的传统和价值注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以存留，以及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化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更深层次上的世界观和社会结构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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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持保留态度的学者表示，基督教不过是给本质上延续的历史添加了一些浮于表面的变化。主教或许是上了位，但日常秩序还是照旧；神职人员只是接过了地方权贵的职责和立场，声称更换了他们的宗教，实则却延续了他们的社会习俗，直到中古早期也鲜有断裂。这么来看，对“基督教带来了什么不同？”这个问题，答案应当直截了当：“鲜有什么不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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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学者则更怀虔敬之心，不管这种虔敬之心是针对基督教会还是古典罗马。他们表示，基督教确实改变了罗马世界。不过，他们坚持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转变，其间没有大的断裂。基督教自我认同于罗马文明的价值，进而保证了很大一部分罗马的尊严在中古早期的大公教会得以存续，即便是以“经过洗礼”的新形态。这就是说，基督教“取代”了罗马。我们所处理的，是“在一个逐渐被新的信仰征服的社会里，从过去继承的传统和价值的悠久存续”[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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