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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J. Goddard,“The Evolution of Pagan Sanctuaries in Late Antique Italy (Fourth-Sixth Centuries A.D.):A New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Framework:A Paradox,” in Les cités de l’Italie tardo-antique (IVe -VIesiècle ),281-308;以及同一作者的“Au coeur du dialogue entre païens et chrétiens:L’‘adventus’ des sénateurs dans les cités de l’Antiquité tardive,” in Pagans and Christians in the Roman Empire(IVth -VIth Century A.D.):The Breaking of a Dialogu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the Monastery of Bosé,October 2008,ed. P. Brown and R. Lizzi Testa (Münster:Lit,2011),37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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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D.E.Trout,“Lex and iussio:The Feriale Campanu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Theodosian Age,” in Law,Society,and Authority in Late Antiquity ,ed. R.W. Mathise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62-78. 现参见Cameron,Last Pagans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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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6章 “为了城市的利益而贪婪”:西玛库斯与罗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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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民免于饥饿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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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70年,罗马城可能是地球上最大的人类聚集地。关于它的人口的估算各种各样,从50万到100万不等。[1] 能够比较准确地从官方档案中推测出的是,在不明确的庞大人口中,有12万到20万的罗马人民所依赖的是被送达罗马的约17.5万吨谷物,这些谷物主要是从非洲内陆地区收集的,从那里的沿岸城市被运往奥斯蒂亚港。大量征集的谷物是城市食品配给制——提供给罗马公民的食物供给——的核心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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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城依赖这种食物供给。可以想象,每一年,当成群结队的船只装载着配给食品慢慢地从非洲向意大利的海岸靠拢时,罗马大区长官和元老院都会等候在奥斯蒂亚的码头上。在这种情形下,当人们焦虑地眺望着波涛起伏的大海时,古代的宗教虔诚是真实存在的。这种事就发生在3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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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区长官(特图路斯)已经受到了暴动的骚扰,如果不是他机智地将他幼小的儿子们带到群众面前的话,现在他面对的威胁就是日益愤怒的暴民们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毁灭。……“这些人,”他含着眼泪诉说,“是你们的公民同胞,他们将会和你们拥有同样的命运(这是上天所不容许的),除非我们的这件事能够有一个比较愉快的转机……”这次令人同情的演说……安抚了暴民……他们安静了下来,平静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不久之后,通过神的旨意……当时特图路斯正在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神庙中献祭……大海变得平和了,风也变成了向南的微风。船只满帆进入了港口,谷物填满了仓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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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在大约四十年后讲述了这个故事,因为它有一个愉快的结局。他相信,这个结局是对古代诸神的崇拜带来的。这样的信仰消亡得很慢。一直到6世纪,罗马人民在大区长官的带领下,聚集在台伯河口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前庆祝“一个愉快的节日”。[4] 这种一年一度的集会是一种提醒,表明了这座巨大城市的脆弱性,即它主要的食物供给来自大海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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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的罗马仍然被从古典时代的往昔继承下来的庞大遗产覆盖着。自从奥古斯都时代以来,正是皇帝在展现他的最伟大的城市食品配给制。作为罗马公民的领袖,他通过每年向罗马公民们提供谷物来表明他对罗马人民的强烈热爱。谷物最初是从非洲和埃及海运过来的,然而在4世纪,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埃及的谷物,这使罗马城基本上要依靠非洲和意大利南部的输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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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或许慷慨得有些轻率,但我们必须要牢记,城市食品配给从来不是提供给罗马城里的所有人的。就如同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这只是一种“公民”事务,和救济穷人无关。唯一能够接受皇帝馈赠的人是罗马城里登记在册的公民,他们携带铅块身份证来证明他们的权利。[6] 有权利的人的名单以及配给的数量在分配时就已经全部设定好了,除了谷物以外,后来的皇帝们还增加了大量猪肉和葡萄酒的配给。这些东西并不是免费发放的,而是被以低价销售,没有公民能够仅仅依靠所提供的配给为生。[7] 不过,通过配给食品制,面包和其他食物被分配给登记在册的罗马公民,这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特权。在时常被饥荒的恐惧和永久性的食物短缺折磨的地中海世界,只有这些罗马城的公民能够享受到历史悠久的、免于饥饿的保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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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食品配给制最初固定下来是在皇帝们居住在罗马城的时候。不过到了4世纪,事情发生了变化。皇帝们居住在离罗马城数百英里远的城市中,如特里尔、米兰、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罗马城就好像是一个从更加粗糙的早期时代继承下来的巨大的核电站,那里如今被托付给了一批骨干官员,可能随时都会爆炸。罗马大区长官和元老院被保留了下来(像特图路斯在395年就留了下来),去面对罗马民众的要求和指责。由于皇帝的禁卫军护卫被取消了,所以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座至少有50万居民,而且警力大大削弱的城市。[9] 4世纪的罗马城往往被说成不过是一个“城市博物馆”,一个往昔罗马的“主题公园”。罗马城并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危险实验室,罗马世界全部的城市精英都从它那里寻求鼓舞和借鉴,以获悉他们自己的城市哪里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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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章节里,我们将会追述针对这一困境开展的工作。在这里,集中讨论西玛库斯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从一开始,西玛库斯的生涯就深深地牵涉罗马城食物供给的变化。西玛库斯的书信中所揭示的许多事件总结了整个贵族群体的困境。罗马人民有强烈的特权意识,他们不能够被镇压,唯一能够控制他们的方法是表现出热爱他们。只要是在城市里巡游,贵族们就被鼓励要显得像“热爱故乡的人”,他们使用任何庇护或者馈赠的手段来控制一座充满抱怨的大城市中的民众。然而,不论如何被鼓励要在罗马城中展现良好的形象,他们还是时常受到提醒,其对公民同胞的热爱根本上是依靠皇帝们。因为是皇帝们为罗马城提供了食物,为绝大多数的赛会提供了资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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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收集和运输配给食品的工作既昂贵又很容易出差错,需要持续地耗费精力,以保证这一年一度的庞大的功能性震颤能够如愿发作,从而喂养罗马城里有特权的人民。只有持续地向最高层的政治家和官僚机构施加压力,罗马城里的元老们才能够确保会有足够的粮食运达。在这种情势下,西玛库斯作为说客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他不断地动员身居高位的朋友们来确保皇帝们“神圣的耳朵”一直能够听见罗马城的诉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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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写于389年的书信中,西玛库斯用愉快的语气报告说,配给食品安全抵达了罗马城的码头。从奥斯蒂亚附近的庄园俯瞰“我们亲爱的台伯河”,西玛库斯描述道,他可以看到运载谷物的驳船沿河而上,装载着珍贵的谷物,这是它们从遥远地区来到这里的旅程的最后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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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愉快地看到谷物日复一日地抵达,以及那些来自马其顿(来自希腊北部以及巴尔干地区的瓦达尔河谷)的供给品已经被运送进了罗马城的仓库中。你还记得,由于非洲方面的延迟,饥荒几乎已经在我们的门口了,当时我们最仁慈的皇帝——他生来就是万事万物的拯救者——通过调动在其他地方征集的物资阻止了饥荒。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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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运输物资的到来被西玛库斯看成他不断为自己这边游说的胜利成果。在这里,西玛库斯多年以来编织起来的“蜘蛛网”不是为了他本人或者受他庇护的人而工作,而是为了整座罗马城工作。为了确保罗马城的食物供给,西玛库斯接洽了那些最高层的人。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件的接收者是法兰克裔的将军利库马。利库马的世界在遥远的宫廷和边境,然而,西玛库斯不厌其烦地将他从台伯河岸边看到的愉快景象和这位伟大的蛮族将领分享,西玛库斯邀请利库马(当然,是作为好朋友和同僚)和他一起分享“我们所有人的喜悦”,他也提醒利库马一定要告诉“世界之主”,谷物安全抵达了。[13] 西玛库斯在他的书信中表明,每年送抵罗马城的供给事关一个一年一度的奇迹——由游说活动的奇迹促成的组织活动的奇迹。这种游说活动把皇帝(而不是神灵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当成真正的“神”,正是他平息了波涛,并且把食物带给了罗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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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中的低贱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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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很自豪地记载了他为罗马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干涉活动。确实,有关他与罗马人民关系的记录,是他书信集中极力夸耀的主题。不过,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西玛库斯本人的处境,我们就能够知道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它充满了真正的危险。我们最初看到西玛库斯,是在他的家族遭受一场灾祸以后。在他写于376年的最早的信件中,有一封信报告说他的父亲从罗马退隐到了乡下,“为了在失去宅邸后得到安抚”[15] 。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在374~375年的某个时候,曾经欢迎西玛库斯的罗马人民攻击了他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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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放火烧毁了他位于台伯河对面的别墅(那里现在是特拉斯提弗列),惹怒他们的是由一些平民中的低贱之徒捏造的毫无证据的故事。故事是:(老)西玛库斯曾经说他宁愿把所有的葡萄酒倒入石灰炉,也不愿像人民所期望的那样低价出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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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故残酷地提醒了传统上罗马贵族的支持者——罗马人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如我们此前所见,罗马人民并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集体,他们绝不是穷人之中最贫穷的人,他们是从罗马城大量的居民中挑选出来以接受配给食品特权的人。但从整体上来说,罗马人民并不完全是不服从于任何人的“自由的”公民,他们与城市中社会上层的居民在经济上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些密切的联系通过庇护制和罗马城中贵族们所掌控的出租地产而牢固地维持着,那些不是贵族门客的人往往作为佃户依靠他们。罗马大家族所施加的广泛的庇护关系(通过贵族对城市中贸易行会的庇护,这种庇护关系已经向下渗透)是维持城市日常稳定的基础。然而,数量众多的罗马人民远远不是卑顺的门客,正是他们的“市民”地位保证了这一点。这有点像18世纪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暴民,这种市民资格赋予了他们巨大的特权,他们享有“暴动权”。当他们烧毁西玛库斯的宅邸时,他们以明确的方式使用了这一暴动的特权,他们所针对的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即获取食物的权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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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们认为他们有理由烧毁贵族的宅邸。西玛库斯所强调的他对配给食品能否顺利送达的持续关注只说明了一部分情况。因为他和他的同胞们面临着一种利益冲突。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非洲的那些大地主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下事实:罗马城仍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规模无与伦比的市场来销售他们地产上的物产。正是通过将大量的谷物、葡萄酒和猪肉出售给这些城市(尤其是罗马城),像西玛库斯这样的人每年才能够获得数额惊人的金子。[18] 作为大地主,他们能够在自由市场上出售他们地产上的物产,从而获得巨大的利润。然而作为“热爱城市的人”,并且作为帝国配给食品的管理者,他们不得不因帝国政府为了罗马人民的利益所规定的价格而让罗马城充斥着售价低廉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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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罗马人民突然愤怒地攻击老西玛库斯的缘由。他傲慢的言论已经质疑了一位热爱城市的人和他的民众赖以建立联系的古老神话。平民认为,如果这位老人真的把罗马人民看成“他的”人民,他就应该把他们看成他的公民同胞,应该帮助确保他们获得低价葡萄酒的权益(可能是以大约25%的折扣来出售),应该遵照帝国规定的低价出售他葡萄园里的产出,然而,老西玛库斯仅仅把他们看成消费者,强迫他们以他自己设定的高价来购买他的葡萄酒。[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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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罗马城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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