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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玛库斯的世界里，他年轻时其父亲的宅邸的烧毁可能是我们所知的最震撼的事件。这揭示了一位贵族的生存状态：安宁的表面下也存在紧张。这可以使我们正确地看待西玛库斯接下来的生涯。我们最了解西玛库斯的是他作为维护维斯塔贞女利益的作家的身份，而将之与他短暂的罗马大区长官任期联系起来看的话，他对传统多神教的维护仅仅是一个次要问题。相比之下，对他和他的同伴们来说，和罗马人民之间紧张的对话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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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对话达到了高潮。在他父亲的宅邸被烧毁二十年之后，西玛库斯有机会与罗马人民进行一次比较愉快的交流。他的儿子门密乌斯获得了历史悠久的财务官职位，作为一位元老首次亮相。年轻的门密乌斯在10岁时便主持了隆重的财务官赛会，为儿子筹备赛会给了西玛库斯在“他的”人民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八年后，即401年，门密乌斯进一步庆祝了更加辉煌的裁判官赛会。裁判官赛会被刻意推迟了（他不得不在米兰出席一项宫廷事务），这样一来，当举行赛会的时候，罗马人民就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到西玛库斯坐在他儿子身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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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1年门密乌斯的裁判官赛会上，西玛库斯花费的金钱数额使他声名远播。整整一代人之后，有人记得他曾经在这些赛会上花费了2000磅金子。[21] 这一总额比西玛库斯一年的总收益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他一年的总收益是1500磅金子。这比整个元老院曾经送给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作为新年礼物的黄金还要多出400磅，这一数额也相当于13万名配给食品的接受者一年的食物配额的价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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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会期间的馈赠包括短时间内散发一大笔财富，这仅仅是为了取悦罗马人民，至少西玛库斯是这么说的。实际上，这些赛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它们彰显了赛会资助者的经济实力。对于像西玛库斯这样的人物来说，这种事本身不是大问题，在有心提前十年就存钱的情况下，裁判官赛会并不会毁灭那些资助者。[23] 然而，这种赛会是测试一位贵族的影响力的时刻，它们是贵族的办事能力最重要的表现。[24] 只有真正的伟人才能够举办真正伟大的赛会，这就是为什么西玛库斯希望人们知道他是“为了罗马城而贪婪”：确保罗马的平民获得最好的待遇，就能够展现他的财力和影响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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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反复申请可以超过裁判官赛会通常的开销限制。384年，作为罗马大区长官，他曾经写过一份报告谴责富有的元老们“丑陋的炫耀”，他们铺张的表现使那些地位较低的元老们（往往是“新”人）不愿意筹办自己的赛会。在那时，他的口气像是一个官僚。[26] 他没有将这种准则运用到自己身上。他和元老院“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有关他儿子赛会的书信中显露无遗。他想让这些人看看，谁是真正的罗马贵族，而谁不是。他请求宫廷允许他在一座灌满水的露天剧场里进行一场戏剧表演；他还请求宫廷允许把丝绸长袍奖励给表演者；他想使用宏伟的圆形大剧场。[27] 总之，西玛库斯下定决心要让那些地位较低的同僚——新登记的元老院成员——感受到自己财富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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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的罗马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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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罗马的所有赛会的主宰都是罗马皇帝。在一年中一共177天的赛会和节庆里，有98天是用来供奉皇帝或者庆祝当朝统治者的胜利的。[28] 所有这些赛会都是由不在场的皇帝出钱举办的，不过，皇帝每年都会为一些像西玛库斯这样的人留出一定的时间，来为他们的儿子挣得荣誉。分配给裁判官赛会的时间是短暂的——大约是一周多一点儿。当皇帝的赛会在一整年中拖拖拉拉地难以如期举行的时候，年轻的裁判官能够带来为期一周的不可思议的赛会，时间正好是夏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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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赛会对见证它们的“罗马人民”意味着什么，它们巩固了“平民”与元老院之间古老的联系，贵族们都必须出席这样的赛会。他们按照等级，一个家族挨着一个家族，被安排坐在圆形大剧场和马克西穆斯竞技场里。然而赛会本身并不只是一场盛大的贵族秀，它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神奇时刻。在一周内挥霍的大量金钱，使露天剧场成为一个奇迹的发生地。在一段被祝福的时间里，正常生活的规则暂时中止了。走钢丝的艺人和舞蹈演员以眼花缭乱的翻腾藐视着重力；大地和海洋汇合到了一起，因为专门建造的露天剧场为了举行海战表演而灌满了水；当热烈的群众浸在喷泉散发香气的泉水中时，巨大的风琴在演奏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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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动物涌入了城市的中心。那是什么样的动物世界啊！西玛库斯竭尽全力把所有这些动物带到罗马城来。鳄鱼来自尼罗河；[31] 熊来自巴尔干；[32] 关在铁笼子里的巨大的爱尔兰猎狼犬从不列颠一路运来；[33] 狮子来自北非南部的山脉；[34] 羚羊和瞪羚是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缘地区抓来的。[35] 在这种异域动物的大展览中，罗马帝国的所有边境都被展现了出来。种类繁多的动物集中展示了对广阔的罗马世界的赞颂。[36] 和帝国本身一样，对这些动物的捕获，及其最后的被屠杀，代表着人类秩序对野蛮世界的胜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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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野兽都是能够让人丧命的，它们将会被技术精湛的斗兽师——他们是手持长矛的无畏猎人，是古典世界的“斗牛士”（正如我们此前所见）——屠杀。这会在一种庄严的氛围中进行。在竞技场和露天剧场中发生的并不只是一场血腥运动，它是一次文明胜利的强化教育，它庆祝了人类的力量、人类的技术和人类的勇气对野蛮世界的胜利。根据这种理由，那些像动物的人也要登场，就像动物一样，他们也注定会被屠杀。作为财务官，年幼的门密乌斯获得皇帝的允许，可以使用圆形大剧场来进行一场比普通的财务官赛会更加传统、更加残酷的表演。来自撒克逊的俘虏们被送到罗马城来充当角斗士，对他们的惩罚是：在罗马人民面前战斗到死。在英吉利海峡沿岸遭到围捕的卑鄙的海盗也会在罗马市中心登场，这是所有力量中最不可思议的力量——罗马帝国沿着北部边境的永恒胜利。[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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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道的这一切都来自西玛库斯有关他儿子门密乌斯的两次赛会的书信——一次是393年他作为财务官举办的，另一次是401年更加盛大的裁判官赛会。这是少有的几次我们能够看到古代城市公益背后的情况的机会。西玛库斯的这些书信并不总是可信的，他的馈赠并不像他所宣称的那么丰富。在那封他号称“为了罗马城而贪婪”的书信里，他答应将一共20个奴隶送到罗马城中互相竞争的赛马竞技队伍的马厩里。他女儿的公公（正在筹划一次内战）会乐于在前线寻找奴隶吗？在那里，奴隶比较便宜。“根据他们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来挑选，而不要根据他们的长相。”[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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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最明显的是不间断的焦虑，没有一件事走上了正轨。答应从巴尔干送来的熊延期了，只有一些忍饥挨饿的幼熊抵达了意大利，因此他不得不请求皇帝赐予一些狮子来挽回颜面。[40] 至于一些匆忙从埃及沿着西西里海岸托运过来的鳄鱼，除了两条，其余的都饿死了。[41] 最糟糕的是，一场灾难发生了，是苏格拉底的教导使他坚强地挺了过来：20个撒克逊人自杀了，他们在牢房里用双手掐死了彼此！这种造反使“这群奴隶比任何一个斯巴达克斯还要恶劣”，他要再次请求皇帝提供一些狮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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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再看一眼这些书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信代表着（对稍晚的读者们来说它们一定是这样的）西玛库斯的世界的胜利。这个世界是他用数十年时间精心营造起来的。无论是身居高位者还是地位低下者，西玛库斯几乎把机会给予了每位通信者，让他们兑现自己的友谊，借此来为他提供一些帮助——为他的筹备工作效劳，提供一些在高层或者远方的个人力量——那将会使他的伟大事务更加光彩夺目。[43] 西玛库斯给了他的通信圈子一次机会，让他们有机会作为一个阶层来为他们之中一位成员的荣耀参与其中。西玛库斯的潜台词是，当其他人有这种机会的时候，他同样会帮助他们。从商讨预定送达却被搁置的达尔马提亚的熊，[44] 到银制小盒子、分发给元老阶层的朋友和宫廷的显要人物以表示感谢和纪念的精致的象牙片（当然，皇帝收到的是镶有金边的象牙片），[45] 这些书信见证了令人激动的礼物和互助的洪流，它们将西玛库斯这个时代的财富和权力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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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动员。他寻求支持，动员他的门客，威逼行政官员，但这种事务不仅和权力有关。在整个地中海西部，罗马城里的赛会仍然是一种典范。各个城市里的显要人士仍然会按照这些赛会中的榜样，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的民众面前表现。这些人不像西玛库斯那么富有，他们可能会用当地的熊来代替奇异的鳄鱼，用拳击比赛来代替残酷的角斗士搏斗。[47] 不过其精神还是一样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小罗马城，任何赛会的举办者都是一个小西玛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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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在帝国西部各地都会发生。在4世纪的镶嵌画中，马克西穆斯竞技场的图像出现在一些庄园的楼上，这些庄园最远可以在西西里中部的皮亚扎阿尔梅里纳庄园，以及在西班牙东北部沿岸的赫罗纳。在赫罗纳的镶嵌画中，一个人坐在竞技场顶端的一个特别的包厢中，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伸出右手。[48] 马车的驾驶者、斗兽师以及壮观的赛马既涉及当地的赛会，也和罗马城的赛会有关，它们的图案出现在迦太基和遥远的梅里达。[49] 有人怀疑，在西班牙和非洲，罗马城里伟大的元老们所举办的赛会导致金钱每年都流入了内陆的行省，以购买马匹和野兽。[50] 对这些赛会进行的想象的空间甚至要更加广阔，在遥远的北方，在不列颠北部，在约克郡东区的拉兹顿庄园，一幅镶嵌画展现了一场露天剧场里的斗牛，粗略地刻画了用于竞技的公牛，并标上了“杀人”的字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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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他的儿子，西玛库斯站上了令人景仰的金字塔的顶峰。那时，整个西罗马帝国成为他的家族荣耀的一部分，那是一种古老的荣耀，与古老的财富的拥有者是相称的。399年，他写信给一位牧场主，希望从这位牧场主那里购买纯种马以为与赛会相关的赛马竞技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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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我需要担心你会把我看成一个只对平民的赞颂感兴趣的人。你的智慧应该足以使你了解到吝啬的态度与伟大城市的官员并不相称。你知道你们的西塞罗——甚至他也认可，在私人生活中，花费高昂的奢侈行为是要被谴责的，而公共事务中的华丽则不会被谴责。因此，用你所有的资源来帮助我热情的罗马之魂。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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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后，西玛库斯去世了。他在402年代表罗马元老院最后一次出使米兰的宫廷，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次出使是一次匆忙的事件，是在冬季成行的，因为阿拉里克的哥特军队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并且开始试探意大利的防御。元老院希望再次确定，在危机时刻皇帝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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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02年，罗马城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事。米兰的安布罗斯与西玛库斯年纪相同，安布罗斯在374年成为米兰主教，当时西玛库斯也是30多岁。西玛库斯比安布罗斯多活了六年，而年轻人也开始崭露头角。384年，奥古斯丁被西玛库斯选为米兰的修辞学教师（当时的西玛库斯是以罗马大区长官的身份这么做的）。奥古斯丁回到非洲后已经改头换面，作为希波主教，他在西玛库斯去世前不久撰写了《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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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开始改变了。被上层贵族放弃的财富流入了教会。到402年，贵族保利努斯，一个社会地位比其他任何基督徒都更接近西玛库斯的人，已经开始在诺拉——这一西玛库斯挚爱的坎帕尼亚的中心地区——重建一处基督教的圣地。那里镶嵌的大理石（奢华程度和阿尼齐家族的宅邸相当接近）最近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惊叹。在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诺拉的保利努斯这里，有治理经验的人、有高水平文化的人以及巨额财富，都进入了教会上层，这样的方式宣告了拉丁基督教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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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西玛库斯的书信让我们仍然可以探测出，有一种生活方式的力量，只有像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保利努斯这样的基督徒在（多少有些不可信地）宣称它将要过时了。西玛库斯绝没有过时，他并不是任何东西“最后”的代表。相反，他表明了一种社会秩序的韧性，这种社会秩序仅仅是在最近才给基督徒留出了一席之地。这些新来的基督徒才是陌生的事物，相比之下，西玛库斯就像熟悉和可靠的老石头，我们仍然能够从中读到古老的敬语。西玛库斯代表了这个世界运转的方式。在整个西罗马帝国的城市和庄园里，大多数有钱人仍然希望成为西玛库斯那样的人：一位属于他自己的城市的人，怀着“热情的罗马之魂”。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让我们现在转向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保利努斯，来考察社会的新形态，以及在如何正确利用财富这一问题上，他们每个人所秉持的新看法——每个人的看法都有所不同，这是他们投身于基督教会事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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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据涉及食品配给的官方文件而揭示出4世纪罗马城人口总数的开创性研究仍然是Mazzarino，Aspetti sociali del quarto secolo ，217-47。这一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参见W.V. Harris，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Vrbs Roma in Late Antiquity ，ed. Harris，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Supplementary Series 33 （Portsmouth，RI：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 ，19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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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罗马城市食品配给制的发展，总体性的论述参见Garnsey，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218-68。对这种工作的庞大规模及复杂性的全方位研究参见Nourrir la plèbe：Actes du colloque tenu à Genève les 28. et 29. IX. 1989 en hommage à Denis Van Berchem ，ed.A.Giovannini，Schweizerische Beiträge zur Altertumswissenschaft 22 （Basel：F. Reinhardt，1991）；有关猪肉，参见S.J.B. Barnish，“Pigs，Plebeians and Potentes：Rome’s Economic Hinterland，c. 350-600 A.D.，”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55 （1987）：157-85；有关来自迦太基的油，参见Peña，“The Mobilization of State Olive Oil in Roma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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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 19.10.1-4，Rolfe，1：522-24，Hamilton，pp. 1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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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smographia 1.25，ed.A. Riese，Geographi Latini Minores （Heilbronn：Heinninger，1878），83. 现参见R. Lizzi Testa，“Insula ipsa Libanus Almae Veneris nuncupatur：Culti，celebrazioni，sacerdoti pagani a Roma，tra Ⅳ e Ⅵ secolo，” in Istituzioni，carismi ed esercizio del potere （IV-VI secolo d.C .），ed. G. Bonamente and R. Lizzi Testa （Bari：Edipuglia 2010），at pp. 2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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