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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安布罗斯也在更为深入的方面仿效了西塞罗。他对教会的关切穿越数世纪，与一位伟大雄辩家对日薄西山的罗马共和国之关切实现了真正的融合。西塞罗大致是在公元前46年年末至公元前44年夏天这个危机增长的时期里写作《论义务》的。他试图通过这部作品为迅速衰落的贵族政体争取支持，因而，《论义务》就成了“一部公民美德指南、一剂对未向共和国尽其义务之公民的理论良药”[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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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论义务》实际上传达了一个对团体忠诚度问题的急切诉求。西塞罗认为，只有通过全心全意地接受对社会以及对彼此应尽之义务，人们才有维持文明状态的希望，但这绝不是理所当然就会实现的。西塞罗观念里的共和国是在被战火和血腥内乱所摧残的无情世界中的一片仅存的神圣乐土，而团结——乃至“凝心聚力”——便成为理解西塞罗《论义务》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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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随之而来：这种增强社会联系的动力对哪些人会奏效？而这些联系又能扩展到何处？西塞罗无疑早有答案。在他看来，罗马同胞间的纽带是最为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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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用理智和心灵观察一切的时候，在所有社会关系中，没有哪一种比我们每个人同国家的关系更重要、更亲切。一个祖国便囊括了这些亲切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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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塞罗也有其哲学思考，他希望能将罗马人独特的共和国制度植根于人性之中。由于得到了人性中至善部分的指引，罗马公民会十分乐于履行对共和国的义务。此外自然还会指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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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相尽义务、给予和得到来为公共利益服务；或用技艺，或用劳动，或尽自己的能力使人们相互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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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则力求将西塞罗思想中的两大“同心圆”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力求在自己的时代里，重建作为政治家的西塞罗对共和国的强烈忠诚观念与作为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西塞罗对普世关怀的热情之间的联系。安布罗斯以此方式对西塞罗的《论义务》进行再创作，也是为了使基督教能在这两方面都发挥积极作用。作为米兰主教的安布罗斯深知自己的“共和国”是什么，因而强调大公教会特有的强烈凝聚力和强大战斗力。安布罗斯还是一位心头萦绕着无边上帝的宗教思想家，他意识到，基督教会已经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无尽的人类世界中，唯有在超越紧密联系的地方会众团体的普世善意散发开来时，普世的大公教会才能与这分裂的世界相拥，并使它重归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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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布罗斯的圈子里，人人都了解西塞罗。不过总体来说，与安布罗斯同时代的人仍然将西塞罗看作一位关注友谊问题的作家。人们将西塞罗的作品视为模板，生硬地从中选取学院式的语句用于点缀他们寄给别人的书信。而这正是西玛库斯从西塞罗身上学到的知识，他也以此编织起使罗马世界的统治阶层紧密结合的关系网。但安布罗斯显然学到了不同的东西，他专注于西塞罗的政治思想及和谐理论，并以在教会之内建成当代的“新共和国”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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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的力量……已被贪婪的天性削弱扭曲”：安布罗斯论财产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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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建立一种更有凝聚力的新型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时，安布罗斯对一种基于对人类历史的独特见解的社会观念深信不疑。他继承了被称为“古风”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普遍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所谓的“黄金时代”，时人正是基于那个时代的自然和谐，来衡量当代的社会状况，并渴望“黄金时代”。[42] 这一传统还认为，社会中的所有恶行都是由人性中的“纯洁社会性”状态缓慢堕落至“罪恶社会性”状态导致的。对此，安布罗斯不再回顾西塞罗，而是追忆另一位更坚定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塞涅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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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自然的边界对所有人开放时，那曾是一个幸运眷顾的时期。然而由于人们无节制的滥用，在贪欲和奢华面前，使人们团结起来的纽带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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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尔《农事诗》第一卷第125～128行中还有如下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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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农人耕作土地，亦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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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标记边界、划分土地的诸般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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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共享食粮，大地慷慨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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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奢求的人们，它的财富。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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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十分重视塞涅卡的言论，这样的观念在安布罗斯写作《论义务》并质疑西塞罗关于“正义”的定义时，便存在于他的内心深处。在西塞罗看来，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义的主要责任是在保证公共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维护个人的私有权利。[44] 然而安布罗斯希望在此问题上更进一步，他认为基督徒应接受一种更加崇高而广泛的“正义”概念，仅仅是维护某人的私有财产还不够，财产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占有，而在于分享。为强化这一观点，安布罗斯遵循塞涅卡的观念，再次呼唤大自然在平衡被个人的私自占有行为打破之前的“纯洁社会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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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慷慨地为人们提供一切，使他们共享一切。上帝亦命定一切为人们提供食物之造物为他们所共有。此即上帝之意旨：大地应为我们共有之物。但就在大自然带来公有权利之时，（带有负面含义的）充满贪欲的篡夺行为便创造出私有权利。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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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沃尔·戴维逊在最近对《论义务》的评论中有些不耐烦地写道：“大量笔墨已被耗费在这些文字上。”[46] 但安布罗斯的言论不应仅被当作是在谈理论。安布罗斯针砭私有财产对富饶大地的粗暴掠夺，为了理解其背后的力量，我们必须还原安布罗斯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对“自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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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心中并不存在一个干瘪而抽象的“自然”概念。他关于大自然公共权利的观点，是基于一种基督徒和多神教徒共有的、源自古人的“神圣而丰饶的大地”的观念。大地之母也始终是神圣的，4世纪，她的形象仍然出现在米兰城外一座坟墓中出土的一件著名银器“帕拉比亚戈银盘”上。这个银盘可能与一位拥有郊区庄园的富裕廷臣或地主有关。银盘上的女神赤裸上身，以单臂支撑身体的姿势侧躺在装满鲜花和果物的丰饶之角旁，平静地注视着分别采集四季果实的四个小天使。类似的形象还出现在另一件著名银器“狄奥多西一世银盘”上，女神位于皇帝使一位廷臣晋升高位的神圣场景下方。[47] 这正是大自然应有的形象。对人类来说，如此充满生机而又丰富的公有财产源泉在他们手中被瓜分，这样自大的举动就像试图测量汹涌洋面下的地产般荒诞。然而，受贪欲驱使的人们不仅已经完成了前一件事，也已完全有能力去实现后一件事。[48] 安布罗斯在此提醒他的读者们，他们对土地的狭隘权利相较于丰饶的大自然实在是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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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安布罗斯是否已准备好回拨社会的时间节点，并以此种尝试将其恢复到“自然的”原初公有财产状态？古典时代的罗马人倾向于以怀旧之情看待人类最初的纯洁时代，而这正是他们已经失去的、一去不返的世界。它已随着不可避免的时代演进而成为史前时代。不过，安布罗斯对这些观念并非十分确信，他也尚未准备好以一种原初的共有财产观念作为当前具体社会规划的基础。尽管如此，安布罗斯仍然愿意接受那些“美好的人类梦”[49] 能使基督徒在当下保持克制的观念，毕竟他们至少能憧憬一个有着人人共享而未被瓜分的大地的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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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从原初的完美状态缓慢堕落”这一观念，驱使安布罗斯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宣传仁爱理想。在《论义务》和其他作品中，安布罗斯并未专注于亚当和夏娃的最初堕落，[50] 他也不会像稍晚时代的奥古斯丁那样阐释伊甸园中人性的堕落，亦不会将这一孤立的意外事件视作人类历史中唯一的灭顶之灾。安布罗斯更多地按照古典传统进行思考，在他看来，人性堕落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幕长期上演的悲剧、一种经年累月的持续性社会衰落。像西塞罗一样，安布罗斯也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漫长衰落期即将终结、整个世界行将崩溃的时代，并将对衰落之感慨转为激励行动的助力。作为主教，安布罗斯的“义务”以及从他人身上发现的善举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中止衰落的进程，安布罗斯还力求使长期以来令人类社会陷于麻木状态的缓慢增长的不义有所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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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美德的力量被贪婪的天性削弱、扭曲，它原有的荣耀皆被弃置，又有谁不愿占领这座美德的堡垒（人类的绝对正义国度）呢？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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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安布罗斯的态度较为乐观。他认为，社会中遭到削弱和扭曲的部分是能够采取措施使其恢复原状的，因为人类的“仁爱”——人们彼此间温暖的善意在亚当和夏娃时便已产生，因为他们的肉身曾连为一体，所以他们（安布罗斯着重指出）亦是同心。人类源自曾经存在的和谐，为互助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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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伊甸园之时，善意就已遍布世界。……如今，这般善意将因教会共有之本质得到巩固，并因我们坚定的友谊和同受洗礼恩典的情谊得到促进，还将因我们共享的（圣餐）秘仪得到升华。……神圣教会的团体也通过上述方式更紧密地融为一体，并通过信与爱的结合聚集一处、团结一致。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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