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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也继续寻找机会对这位伟大的多神教徒进行批判。大约在384年饥荒之后四年,他刻意评论西玛库斯应对危机的方式。在《论义务》讨论邻人之爱的内容中,安布罗斯对一位匿名而无情的多神教徒大区长官进行了谴责,并将此人驱逐长期居于罗马的外来移民之举称为非人道行为。显然,安布罗斯的这一批判方式实际上是对西玛库斯的直接攻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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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在《论义务》中关于384年罗马饥荒的处理是十分有倾向性的。[15] 安布罗斯证明,整个事件不过是一起单纯的经济危机,他把这展现为在遭受自然灾害时既得利益集团——罗马元老、罗马人民,甚至还可能包括意大利北部的商人们——之间的世俗利益冲突。在安布罗斯对饥荒的总结中,他将西玛库斯认为的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怠慢诸神之愤怒”——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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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玛库斯对他那些无法贡献存粮到公共仓库的贪婪同僚基本不抱什么幻想。[16] 在他对贪欲以及公益心的缺失进行控诉的背后,隐含着一座伟大城市由于丧失其传统祭典而暴露在灾难面前的深深恐惧。安布罗斯抨击富人的布道,这似乎表明,只有这些富人该对时代的苦难负责,不过,他的布道在多神教徒看来则无异于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多神教徒认为,安布罗斯对富人进行抨击是为了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基督徒之渎圣使意大利遭受灾难”这一真正问题上转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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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目睹这令人心碎之景”:社会评论家安布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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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这一富有创意的内心焦虑转移方式,我们需要走近4世纪80年代晚期安布罗斯在写作《论义务》时写作的另一部作品——《论拿伯》,它取材于亚哈王与拿伯葡萄园的故事。这个关于贪得无厌的国王为了占据一位可怜农夫的地产而将其害死的残忍故事,正是一篇抨击米兰富有地主们的布道。全书以一句振聋发聩的质问开始:“拿伯之事本是古老传说,如今竟已成为日常之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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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拿伯》可说是安布罗斯最为生动的作品,它由安布罗斯新近发表的一些布道词组成。尽管这些布道词为了出版而被修改过,它们所谴责的恶行似乎也真实动人,事实上,这样的直率对安布罗斯而言显得极不寻常。安布罗斯并不像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金口约翰那样不断地针对穷人问题布道,他的布道并没有“必须透彻地表达某种具体信息”[18] 的意思。相反,安布罗斯常常更喜欢将他的听众引向通往《圣经》的神秘旅程,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对《圣经》的详尽叙述,深入观察这口蕴藏属灵真理的幽深之井,远离俗务。[19] 如同午夜时分在充满摇曳烛光和吟诵之声的安布罗斯堂中守夜一般,安布罗斯的布道词便以此种氛围将听众引入彼岸世界。在这样的风格中,自然不会出现对社会问题的高级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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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论拿伯》的情况则不同。安布罗斯关于财富的布道词都以精当的语句指向一个明确目标。在平时布道时,安布罗斯希望自己的言语“像《圣经》一样如雷贯耳”[20] ,这一次则如以色列的先知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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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贪婪的地主亚哈与弱小的农夫拿伯之间,安布罗斯作为先知以利亚介入其中,也正是安布罗斯本人扮演着传达先知诅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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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和合本《列王纪上》21:19)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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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这段时,安布罗斯并未提及以利亚之名,因为教堂里每个人都已知道这位先知实际上就是安布罗斯本人。可想而知,当安布罗斯高声布道时,势必有着摄人心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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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生动叙述巧妙地贯穿《论拿伯》全书。继仅仅重点关注财富的虚妄,而非富人之罪恶的充满传统智慧的《传道书》以及《箴言》之后,《论拿伯》如突如其来的闪电展示了完整的社会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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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这样一位富人,在出发前往乡村时,他会逐一计算从城市里带来的小面包数量,并据此估算应在乡村停留的天数。他也不愿打开自己封闭的谷仓,以免存粮减少。……还有可信证据表明,假如在这些面包中加了一个鸡蛋,这位富人还会抱怨又损失了一只鸡。我之所以记下这些,是要让你们知道,平反穷人苦难的上帝之正义已经蓄势待发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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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布罗斯还在作品中加入了对一些惨剧和暴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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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将谷物存入你宽大的储藏室时,一位工人从屋檐上跌落。另一人则在寻找用于酿造适于你的盛宴之美酒的葡萄时,从树顶上摔下。……还有一人可能只是做了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就在你的眼前被殴打致死,他流出的血就这样溅洒在宴会场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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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曾目睹一位穷人因无力缴纳强加于其身的税赋而被带走的情景。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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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叙述巧妙地反转了那些在银器和大型庄园里的镶嵌画上时常出现的、怀着单纯愉悦之情的仆役料理其领主产业的田园诗式图景。如我们所见,欢愉的农民为富裕基督徒采集首批农产品收成的场景,还曾在阿奎利亚的提奥多卢斯方堂地板上的绘画中出现过。与此相反,安布罗斯笔下的乡村则是一片冷酷之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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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将自己幽闭在位于乡村深处的宫殿式庄园中的富人驱逐居民、开辟广袤狩猎区的情景。“那么,你会因身处这些宽阔的厅堂中而振奋吗?……它们或许装得下一大群人,却将穷人的声音排斥在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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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者们有必要在此驻足,并再次回顾安布罗斯的这些文字。安布罗斯力图在其中营造“真实效果”,但这并不是现代研究者所知的4世纪末意大利的真实状况。安布罗斯所描述的社会弊病很明显早就过时了,并没有表明4世纪时意大利北部的大地产得到增长的证据,也并没有现代研究可以证实当时土地上十室九空的图景。位于(加达湖畔的)迪塞萨诺以及(靠近米兰埃米里亚大道,周边有着为农产品运输提供便利的河道网的)帕拉佐皮尼亚诺的晚期罗马庄园都是华丽的建筑。[26] 但并无证据表明它们当时位于一片人造的荒野中。如果说有什么证据,那则是表明人类聚落分布更为集中的证据:分散的聚落集中在乡村里,乡村的农户家里也有了镶嵌画装饰,建起了手工作坊。可以说,考古学家发现的并非一片荒凉,而是“大量增长的乡村活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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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米兰周边的乡村是令人感到舒适的。事实上,那是一片令人绝望的土地。其真正艰苦之处在于,地主们依靠持续而粗暴的方式动员劳力,安布罗斯也深知此事。当安布罗斯致信克拉特尔纳——位于亚平宁山脉的丘陵中的牧场以及埃米里亚大道周边平原间的脆弱地带——主教,给予他关于日常事务的建议时,那些被调集起来运送农产品的成群短工应按期获得薪金之事也是他最为关注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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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安布罗斯对于以兼并小农为代价而进行的大地产扩张情景之再现,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早在老普林尼时代就已为罗马读者所知的抱怨,与4世纪时的状况并无关系。对大地产增长的谴责,也正如因为同情查尔斯·金斯莱作品《水孩子》所描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烟囱清洁工而谴责当时的工业化社会一样,属于时代错位。那么,为何在安布罗斯的文辞与4世纪的现实间会产生如此差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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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明白,安布罗斯看似致力于探寻真相,但他所追求的“真相”不过是一幕戏剧。同时安布罗斯还发现,这样的“戏剧”早已浓缩于其他作家或布道者的作品之中。当安布罗斯谈及一桩极其凄惨的欺压事件时,他常会说:“我曾目睹这令人心碎之景。”然而,他所采用的语句以及描述的生动场景,与身处遥远的卡帕多西亚地区的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尔作品中的内容是何其相似![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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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太快地将安布罗斯所描绘的米兰上层社会图景视为陈词滥调,并以它没有洞察力为由将其忽略。若是这样,我们其实是忽视了陈词滥调在古典修辞中扮演的角色。这种屡试不爽的固定模式以关于财富的“松散但有力的”常识增强了安布罗斯论点的重要意义,并使其更有吸引力。在这种常识中,贪婪和悲惨存在于每个时代。不过,若是重复古代作家的批判言论,只会使展现在批判者所处社会中的类似弊病更显沉重和更具有刺激性。著名学者亨利·伊雷纳·马鲁(在讨论关于古代饮食习惯的文学描述时)曾提醒我们:“从相关作品中的借用,也可以符合历史事实。”[30] 在研究古代中国类似的描写穷人苦难的诗歌流派时,伊懋可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他警示我们“老生常谈并不会因为众所周知而不那么真实”,其言下之意是,“理解这些诗歌的关键不在于其中的凄惨故事,而在于以诗歌形式叙述寻常之理”。[31] 马鲁和伊懋可所言之物,正是安布罗斯希望借助“贪婪富人”与“受难穷人”的一般形象使他人接受其主张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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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问题的重点并不是安布罗斯所说的内容。至于他所说的是不是能被史学家用来重构其所处时代的意大利北部的社会图景,更不是重点。我们更应关注的是安布罗斯“为什么”要如此讲述。安布罗斯显然有充分理由:通过这种方式完成的《论拿伯》和其他类似作品,已成为他持续推动并不断增强的米兰基督徒团体观念的组成部分。如我们所见,米兰基督徒团体正是以此观念成功通过了教堂事件(385~386)这一严峻考验。如今,对“邪恶富人”的挑战将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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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安布罗斯关于批判贪欲的布道词的语调,以及它们发布的时机中看到这点,它们恰恰产生于安布罗斯与宫廷关系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之时。安布罗斯在385~386年教堂被围期间的布道词中就已深深奠定其对立基调,如今这一基调仍然存留在安布罗斯批判贪欲的布道词中,使其颇具威胁。他的布道词中有比较直率的民粹主义色彩。通过将自己与以色列的先知们相提并论,安布罗斯使他的听众们联想到,他们正是古老选民——以色列人的继承者。如我们所见,以色列人的呐喊在当时被称为“穷人的呐喊”,对此,富人的谷仓和大庄园被想象成将这种呐喊拒之门外。但这些穷人的呐喊不仅来自乞丐,正如在以色列一样,米兰城中穷人的呐喊实际上代表了罗马城中的民众群起反抗其压迫者的“共识之声”,安布罗斯则化身先知,将民众呼声传到权贵们的耳边。[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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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令汝富有并非恶事一件”:富有基督徒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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