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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布罗斯的布道词里有许多陈词滥调，我们也不应想当然地将他批判富人的布道视为索然无味之物。晚期罗马帝国的城市确实已经成为危险之地，米兰城则由于宫廷的存在更加危险。它接纳的富裕廷臣对当地居民来说常常十分陌生，而廷臣们亦无法确知城内的公众舆论何时会转向反对他们，毕竟一篇布道词就足以使一位政治家声名狼藉。不需要赤裸裸的攻击，就足以达到上述效果，举例来说，当我们阅读金口约翰批判富人的讽刺演说时，根本不会料到这篇演说会使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富有权臣中失去人心。在现代读者看来，约翰的布道词不过是充斥着关于财富无常之类主题的陈词滥调罢了，当然，这也使它们看起来是无害的。但是，富裕廷臣们则宣称约翰“使教会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约翰的布道“令他们成为众矢之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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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故意用套话写成，这样的布道词仍然能被它的听众解读。它一般被视为对知名人士的批判——这既可能损害他们的公众声誉，也可能使他们在宫廷中变得无足轻重。当宫廷宦官卡利戈努斯在388年被处决时，安布罗斯便以他的事例警示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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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事我选择回避，对死者我心有余悸……对我而言，我不愿回想我的那篇布道词，在其中，受迫于他对教会的恶行，我（用看上去空洞的陈述对宦官执政问题）发泄了忧伤之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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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布道时以一种显而易见的老套形式重述了约瑟与法老的故事，这对这位重要廷臣之死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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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充满了关于贫富问题的激烈言辞的教会里，富人们总会因其富有而感到不安。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进入一座基督教堂时，便立刻成为千夫所指，许多人还可能对他们深怀怨恨。[35] 比起城市显贵们与民众会面的圆形剧场，这样的教堂显然更使人感到幽深恐怖。在此情况下，主教就不仅仅是捍卫穷人了，他同时面临着羞辱富人或维护富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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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在安布罗斯本人的作品中捕捉这种紧张的关系。然而，它却能在一位“安布罗斯式”主教的事例中清晰地显现出来。布雷西亚的高登提乌斯是一位由安布罗斯授职的新任主教，[36] 他在不晚于396年的时候成为布雷西亚主教，并与城中的平信徒领袖贝尼沃卢斯关系密切，而这种与当地精英的联系正是安布罗斯所提倡的。富有的贝尼沃卢斯在米兰城的帝国法院任职，被高登提乌斯称作“地方贵族之头领”及“上帝子民的领袖”。当他因病而数周未能参加礼拜时，这一缺席状况为人关注。贝尼沃卢斯由此认为，正是他的富有招致上帝诅咒。当时的其他人亦做如是之想，因为贝尼沃卢斯曾身居高位且和不义之财的源头离得很近。可以想象，他那些来路不正的财富可能是通过受贿或勒索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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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高登提乌斯则交给贝尼沃卢斯一篇他错过的布道词来回应他的焦虑。布道词伊始，高登提乌斯便开始安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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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令你富有并非恶事一件，此恰是莫大幸事。你当通过慈善之举寻求赦免罪行的良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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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过是缓解贝尼沃卢斯焦虑的权宜之计，然而，我们能见微知著，看到布雷西亚人在想到贝尼沃卢斯的财富时潜伏着的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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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罗马，一位不将其财富用于公共福祉的贵族很可能招致来自平民的、后果严重的攻击。如我们所知，这样的事件在373～374年的暴乱中便已发生，西玛库斯父亲的豪宅正是在此次暴乱中被焚毁的。不过，这些“上帝子民”现在有了一位雄辩的安布罗斯式主教为他们大声疾呼。一般认为，主教应当对富人的行为进行监管，作为布雷西亚主教的高登提乌斯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一方面规劝富人们应注意行为检点，另一方面则扮演假释官的角色，保护因重病而萎靡的贝尼沃卢斯免受由于拥有财富而产生的内心愧疚的侵扰，也使他免受民众的批判。但贝尼沃卢斯也要为得到的保护付出代价，高登提乌斯明确告诉他应该将其财富用于何处：对穷人行善举，向教会行捐献。这样一来，古罗马时代消除富人遭非议、屡试不爽的良方便以此种慷慨的形式在基督徒中重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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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欲即将万般罪恶带入意大利的祸首”：安布罗斯及其可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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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将安布罗斯关于富人的布道词理解为对米兰社会实际情况的报告书，它们同样不是关于社会改革的方案。事实上，这些布道词的实际作用是为安布罗斯和与他类似的主教介入社会事务提供便利。所以，它们不过是作为富人仲裁者的主教在采取实际行动前的造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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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应强调一点，如此前常说的那样，以整体观念看待安布罗斯的行动十分重要。安布罗斯的行动从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会充分利用那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重大发展成果。他利用了晚期罗马帝国的“上诉革命”。[38] 这一“上诉革命”并不限于基督教会，它并不产生于对压迫现象的高度关注，而是帝国政府出于赤裸裸的现实考虑推动的。居于庞大而迟滞的行政机构顶端的皇帝及其宫廷，想方设法地鼓励下层民众的上诉和检举行为。正如苏联一样，罗马皇帝意识到“极权国家的真正力量源自它对每位居民的随意支配”[39] ，因而，那些危险的控诉行为变得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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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被基尔·哈里斯恰如其分地称作“批判的文化”的新事物出现了。中央政府通过对一些偶然而引人注目的请愿行为的许可，实现了对遥远行省事务的监管。[40] 不过，其中许多请愿书实际上是微型布道词，它们是“陈情”，[41] 并以与安布罗斯批判贪欲的相同方式谴责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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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呈交皇帝的请愿书同样以激烈尖锐的语调得到回应。安布罗斯生活在一个“布道文辞自天子出”的时代，如301年，多神教皇帝戴克里先的物价法令就痛斥了那些贪婪的商人和粮食供应者，其中的言论与米兰主教的激烈语句并无二致。（皇帝郑重声明）在这些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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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控制的掠夺贪欲未曾因物资充盈或岁收丰稔的情况而有所减轻……有人甚至还会极力减少有利气候带来的丰收，诸神赠予的恩惠以及国家福祉带来的富裕。因而，臣民们，出于对共有人道精神的关怀，我愿抑制如此贪欲。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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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的布道顶多也就是说到这个地步，然而他在实践这种“批判文化”时绝不迂阔。“批判文化”并非通过教会内部（以阅读基督教父们卷帙浩繁的作品中的各类布道词来实现）的高度意识觉醒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持续地向当权者进行游说，并展现所谓“基督徒的善意”的方式在4世纪晚期的米兰城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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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气魄着手完成他的使命。有一次，安布罗斯被认为通过斗兽师出入的闸口（也就是通过野兽出没的开阔地带）闯进了皇宫的赛马场。安布罗斯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帮助一位被判叛国罪的贵族寻求特赦。[43] 人们也时常把安布罗斯与这类大胆的干预事件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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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应被安布罗斯这类偶然为之的壮举误导。通常情况下，安布罗斯行事低调，这与西玛库斯习惯采用的游说行动并无不同。下述事例便可证明这点：一位在奥斯蒂亚从事港务管理工作的小职员正面临着可能使其财产被没收的不明指控，这位职员是意大利北部博洛尼亚的地位显赫的尤西比乌的门客，尤西比乌又恰好是安布罗斯的朋友。于是在这位朋友的催促下，安布罗斯立刻开始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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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你的来信，我就去见了大区长官……长官于是立刻准予宽恕，并下令撤销没收财产之文书。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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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类似的事件则揭示了安布罗斯的另一面。即便安布罗斯会用抗辩的姿态来为自己的社团营造凝聚力、鼓舞士气，他依旧是个懂得规则的人。安布罗斯很清楚行事的限度在哪里，他在《论义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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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使你获得良好声誉，你可以从大人物手下挽救需要帮助的人，或是使一位罪人免于死亡厄运。使其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尽可能地避免“小题大做”：我们不应示人以过度要求且四处声张自己功绩的印象，只要向人们展示出自己的怜悯之心即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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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同样清楚主教不应该触犯的禁忌，税收事务即是其中之一。如我们所见，税收对晚期罗马社会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皇帝和他的臣僚——而不是主教——有权决定税率。安布罗斯注意到，最后一位多神教皇帝——“叛教者”尤利安（361～363年在位）——仍被西部地区的民众热切铭记：尤利安以任何一位基督教皇帝都未曾采取的方式减轻了人民的税负。[46] 不过，至少在税务以及处置财政债务人的事宜方面，晚期罗马帝国并未受到基督教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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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布罗斯逝世约三十年后，与安布罗斯关系密切的人意识到，还有太多的限制强加在这位伟大的米兰主教身上。米兰的保利努斯便应希波的奥古斯丁之请，写了《安布罗斯传》一书。他对他的英雄力有不逮的原因有着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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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目睹贪欲这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万恶之源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在民众，尤其是身居高位者之间滋长时，他为此深切呼吁。然而，介入处理此事对他而言实在是个过于艰巨的任务，因为（宫廷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待价而沽的。由此而引发的贪欲正是将万般罪恶带进意大利的祸首，从那时起，一切便走向衰退。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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