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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的社会环境中，小金字塔的上斜坡并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父亲的描写是句斟字酌的，他将父亲描述为一位“有产市民”。“有产者”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它拥有高尚的西塞罗式的含义。据西塞罗所说，有产者指的是把品格而不是财产献给国家的人。西塞罗将这种人与那些不负责任的有钱人区分开来，而有产者也绝不是穷人的意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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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5世纪20年代后期），有一次奥古斯丁在希波的教众面前将自己描述为“一个穷人，贫穷父母的孩子”[11] 。我们可别上当了，他在这个场合用“穷人”一词的做法，和数百年来许多拉丁作家是一致的。他将自己描述为“穷人”“并不是在清晰地界定贫困的状态，这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表示自己并不是富人”——这里的“富人”一词指代那些比他本人富有的人。[12] 当奥古斯丁用“有产者”和“穷人”描写他们父子时，“不太富的贫穷”[13] 才是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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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典型的罗马人的观念中，帕特利西乌斯确实算是穷人。与组成市议会核心圈的那些更富有的乡亲相比，他算是穷的，帕特利西乌斯希望通过培养自己儿子的才能，使他们家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核心圈。他以“倔强的意志”出钱供奥古斯丁在附近的大学城马道拉（今阿尔及利亚姆道鲁什）上学，这费用有时候会超过他的能力。奥古斯丁16岁那一年被迫待在家里——他因为缺钱只得离开马道拉。但是，帕特利西乌斯下决心一定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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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每个人都对我的父亲赞赏有加，因为他不自量力地在儿子身上投入金钱……很多富有得多的市民都没对孩子做出类似的付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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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对帕特利西乌斯的赞赏可能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知道帕特利西乌斯图的是什么。对奥古斯丁，他可是“望子成龙”——他儿子天资聪颖，前途无量。[15] 为了能让儿子教书或者当官，最终进入塔加斯特的核心圈，他是愿意花钱的，在尘世中向上爬就是他父亲最大的心愿。如果在386年，奥古斯丁没有突然放弃“尘世的前途”[16] ，那么最终奥古斯丁的大名就有可能荣登塔加斯特市议会的《题名录》（就是提姆嘉德留存下来的那种，我们在第1章提过），好遂了帕特利西乌斯的心愿。他也有可能以一位缙绅的身份——被皇帝授予荣誉的人——出现；在外部世界事业有成，做过教师或者大官，中年时衣锦还乡，回来领导乡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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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并非出身平庸，他来自那个时代罗马社会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地方。他不是贵族阶层出身，甚至不属于罗马非洲地方社会的核心圈；他来自一个没那么安定的，所以也更有活力的群体。在遍布拉丁西方的小城市里（在北非尤为突出），有些人是看着地方社会金字塔的顶端长大的。他们自信地认为，凭借自己的才能，一定可以走出家乡的小城市，爬上帝国社会最大的金字塔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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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年，奥古斯丁已到而立之年。这时他刚从罗马城前往米兰，对一个“有产市民”的儿子而言，这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了。但是，不像那些罗马的贵族（他们很少面临向下层社会流动的威胁，并不需要像安布罗斯年轻时那样，发挥出过人的能力为重返顶层而杀出一条路来），而是像奥古斯丁一样，千百个出身于西部市议员家庭的年轻人都在努力寻求这样的成功。他们想要走出家乡的小金字塔，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或是想身怀长技，或是想身居要职，光耀门楣。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将会在思想上、宗教上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奥古斯丁的事业并不是一项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憧憬。这群人如同大群的黄蜂一般，发出嗡嗡的响声。从4世纪到5世纪初，正是这群人发出的声响为拉丁世界的文化与宗教生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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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70年代，奥古斯丁要想走出塔加斯特，就得有个庇护人。幸运的是，他真找到了一个。在塔加斯特的精英阶层里，罗马尼亚努斯可是真正的富豪。在386年的米兰，奥古斯丁写下文章，援引城市赞助人的古老形象来描述罗马尼亚努斯。假如让西玛库斯来评价，他可能会觉得罗马尼亚努斯就像地方版的自己一样，罗马尼亚努斯就是一位旧式的“热爱故乡的人”。他被这样赞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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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城里城外，他帮助过的门客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最仁慈……最慷慨”……仪表整洁，一丝不苟，气运堂堂，正当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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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西玛库斯那样（尽管只是在行省一级的规模上），罗马尼亚努斯也让本城的市民们享受过场面宏大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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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你将公开的表演献给了本城的老乡们，其中有熊罴，还有各种前所未有的表演。这时剧场里总会响起一片喝彩，称赞你是最富有的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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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诱人的证据告诉我们，罗马尼亚努斯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影响过塔加斯特的城市建造活动。出土于塔加斯特的一块饰有珠形的石片，用4世纪的字体铭刻了一个名字：科尔利乌斯·罗马尼亚努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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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努斯很照顾奥古斯丁，他这样做了十二年多，从奥古斯丁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学生开始（374年），直到奥古斯丁最终在米兰“转变”、放弃事业为止（386年）。罗马尼亚努斯把“这个穷孩子”带进了“他的宅第、账本和内心”。375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回到塔加斯特，在老家教了几年书。罗马尼亚努斯把这位有天赋的朋友带进了有意思的圈子，那就是帕特利西乌斯（到这时仅去世五年）曾经想要儿子进入的地方：“靠您的恩惠，靠‘您亲密的友谊’，靠您让我共享的宅第，您使我得以跻身一方社会的引领人物之列，就像您自己一样。”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努斯提供了财务的“小窝”（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网”），支持奥古斯丁在迦太基作为修辞学教师的事业，使他迅速崛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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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罗马尼亚努斯的保护，奥古斯丁可能一辈子都会被困在塔加斯特的小城生活里。罗马尼亚努斯给他的不仅是经济支持，按照4世纪的情况来看，有可能正是依靠罗马尼亚努斯的斡旋，奥古斯丁才得以走出了对青年人的事业最重要的一步。在370年前后，奥古斯丁悄悄地摆脱了为塔加斯特市议会服务的义务。在他父亲死后，这就要轮到他来承担了，一旦他获得了这一宝贵的豁免，通往上层的道路就打开了。来自政府的官职任命使他踏入新贵阶层，为他的教学生涯增光添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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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庇护、友谊与集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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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在4世纪的社会里，这样的庇护对于社会流动很关键。但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体制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依靠庇护的团体的态度。我们通常是这样感受到该时期的庇护体制的：类似于西玛库斯这样的人物，自上而下地、有条不紊地操作着。然而，在奥古斯丁身上，我们获得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清楚地观察到了这一体制。如同仰视着一棵巨大树木的枝丫，奥古斯丁想要往上爬，爬到罗马社会的顶端。他虽然有钱，在老家成为缙绅，却没有能力只靠自己的钱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对于这个小城市市议员的儿子来说，与无所不在、决定乾坤的庇护制相比，财富与贫穷的问题已经隐入后台。你所认识的要比你所拥有的更重要，奥古斯丁是在这样的社会天地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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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对他后来的社会观念产生了鲜明的影响。这可以解释那些令现代读者吃惊的东西，他们会觉得那是奥古斯丁的盲点之一。在成为主教以后，除了那些凭良心宣扬施舍的布道，他很少讲到穷人，这是因为奥古斯丁一直都被某种程度的贫穷包围着。帕特利西乌斯一直都有些焦虑地意识到，与那些更有钱的同伴相比，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这种意识鞭策帕特利西乌斯全力培养儿子的才干。在前半生中，奥古斯丁的情况和帕特利西乌斯完全一样。他的社会天地主要并不是按富裕与贫穷划分的；划分的标准是能否往上爬。真正有钱的人才有条件考虑穷人。正如我们所见，在西玛库斯的巨大财富中，有一部分消耗在与罗马平民持续、紧张的关联中。安布罗斯经常以尖锐的文辞比较贪婪的富人与受苦的穷人，但奥古斯丁可不是安布罗斯，更不是西玛库斯。对他来说，社会是靠庇护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分层的，结果是，奥古斯丁所体验到的社会天地就是一个由人际关系织成的“复杂网络”。那不是一个贫与富的世界，而是一个庇护人与朋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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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友爱、信任与齐心协力从来都是非常实际的。在他一生中的前30年里，那就是他的社会天地的基本构件。安布罗斯有力地批判了西塞罗的观念，认为基督徒的仁爱使人的团结更加稳固了。与其相比，奥古斯丁早年的社会观念就显得有点狭隘了。他不像安布罗斯那样思考大问题；相反，他从小团体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小团体以共同的信念为基础，是依靠亲密的友情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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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奥古斯丁社会思想中的这一特征。简单说来，在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安布罗斯的西塞罗是《论义务》的西塞罗。他对社会的看法植根于一种自然团结的意识。与之相比，奥古斯丁的西塞罗却是《论友谊》的西塞罗，那是属于友谊的西塞罗。[21] 不过，针对这种广为人知的古典友谊理想（西玛库斯这样的人总是说得冠冕堂皇），奥古斯丁颇为焦虑地加进去了一剂急救药。对他来说，人类社会并不是靠某种广泛而原始的纽带联结起来的；社会必须要有凝聚力，靠的只是人类情感的自由而危险的博弈；每一种友谊都是一场赌博；每个团体都是脆弱的，都是意志博弈的产物；社会是充满危险的，它能够创造并维持团结，只有依靠微妙的共同情感和相互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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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从4世纪80年代晚期到5世纪初），奥古斯丁经常谈论友谊纽带的质量与坚韧度，还有共同的宗教热情的重要性。他的理想还是一个由灵魂相通的朋友组成的反文化团体。小团体的微观社会学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不论这个小团体隶属于小教派、哲学团体，还是修道院机构。简单说来，在进入中年并充满想象力地设计恢宏的《上帝之城》之前，奥古斯丁一直都是一个友谊的理论家，只关心以共同热爱为基础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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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是怎么开始的呢？答案的一部分相当简单。“友谊”一直都是庇护制温情的一面。庇护暗示着庇护人和门客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不对等性，但这种不对等是可以消除的，庇护人可以把门客提升到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中。“友谊”可以取代依附，只要依附者运气足够好，就能从门客的位置上被提拔到朋友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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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从庇护到友谊的转化是最容易发生的。在古代晚期的多种反文化潮流里，友谊是最珍贵的万能灵药。社会地位的差距得以忽略，哪怕是凝重的庇护人-门客纽带也由于心意相通而得到了转化。在致力于共同追求智慧的小团体里，人们希望消除差异，哪怕在某个上层社会中他们的地位是潜在地相互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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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年前后，奥古斯丁已有21岁，这时罗马尼亚努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接纳了门客奥古斯丁，将他当作朋友。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年龄差不多，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很高。以他们的例子而言，庇护人和门客与其他人一道，组成了一个朋友的团体。以心意相通为基础的友谊，甚至能够掩盖金钱上的现实问题，正如古谚所云（这句话已经流传了800年）：“好友之间，财物相通。”[22] 在这种有意思的圈子里，谁在靠谁的财富过日子就无关紧要了。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描绘了他在塔加斯特难忘的日子。当时是375年前后，这个小团体刚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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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朋友身上，还有更能吸引我的东西：大家聊天，嬉笑，相互亲昵，一起阅读有意思的书……哪怕争辩，也不伤和气，就像是在和自己争论……以上种种，都出于彼此相爱的心心相印，流露于谈吐顾盼之间。千百种乐趣正如炉料，把大家的心灵融合为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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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忏悔录》的这一段里，奥古斯丁还有一些东西没说出来，那恰恰是会令现代读者吃惊的东西。奥古斯丁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团体的热情，而这个团体是靠接受一种最特别的基督教形式而形成的。在晚期罗马的北非，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奇怪的基督教。奥古斯丁第一次体验到，集体凝聚力并不是单纯通过世俗的友谊得来的，它的形成，是靠参加一种激进的宗教运动。从19岁开始（373年），直到最后移居米兰（384年），奥古斯丁和他的朋友们接受了一种宗教，我们称其为摩尼教（“摩尼教”和“摩尼教徒”这些词来自叙利亚语的Mani de hayye，也就是“生命的摩尼”——读的时候要有一个重音h，就像希伯来语的hayyim一样）。摩尼是宣讲“生命”，也就是“救赎”的人。他是一位生活于一百多年前的先知（卒于277年），他曾在遥远的东方、现代的伊拉克南部活动。在本章余下的部分里，我们必须发挥一下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奥古斯丁长达10年之久的摩尼教经历。正是这一经历，培养了这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生活在反文化宗教团体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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