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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明之子”：摩尼教徒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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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384年，奥古斯丁是摩尼教派的成员。[24] 这几年对他来说很关键，然而，奥古斯丁后来的著述使我们很难了解这种经历的意义。一旦皈依了大公教，他就与过去的宗教彻底决裂了。他坚持说，自己从未进入过摩尼教教团的核心圈子。他经常说，他只不过是一名“同情者”而已，也就是“听众”。“听众”只不过是听摩尼教的“选民”布道，并且供应他们的物质需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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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可信的。选民是摩尼教的标杆，和游方的修士差不多，也有一种神秘的苍白，也要戒除性生活，不可纵欲。供养他们的听者，并不需要遵守选民那一套非常严苛的戒律。[25] 奥古斯丁还暗示我们，他对摩尼教的内情了解有限，他强调的事实是，只有选民才知道该教团的隐秘教义。[26] 他甚至暗示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信徒。[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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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旦变成了大公教信徒，奥古斯丁就不断将摩尼教教徒说成是基督教传统的门外汉。他批判摩尼教教徒，说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非常消极。他强调的事实是，摩尼教教徒认为物质世界在根本上是朽坏的结果，它是光明王国被破坏了的一部分，因为一种主动的邪恶原则（所谓的黑暗王国）侵入了光明王国。成为摩尼教徒就意味着，他要认识到自己陷入了一场宇宙性的灾难。在堕落的世界里，摩尼教徒应当挖掘废墟，在大量的邪恶物质中寻找那些受困的脆弱而宝贵的光明因子。他们一起祈祷、斋戒和进食，目的就是释放这种因子（那才是他们的真我），让它们返回太阳之上的光明故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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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摩尼教被贬低成了漫画，就像奥古斯丁后来所做的那样，我们就很难理解成为摩尼教徒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年老之后，奥古斯丁的敌手们甚至就利用了他自己总结出来的那种阴暗的摩尼教观点，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声称，奥古斯丁一直都是地下的摩尼教徒，在他们看来，奥古斯丁和摩尼教徒一样，也认为人的状况经历了一场灾变。他们认为，和摩尼教徒一样，他也一直相信性欲代表着一种魔鬼的力量。他们指出，他的原罪学说和摩尼教的信念很相似，都认为全人类都是邪恶力量的无辜受害者，都在时间的开端就受到了伤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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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堵偏见的高墙，我们往往会采取两种立场。要么我们怀疑（就像后来那些批判奥古斯丁的人），如果说奥古斯丁从摩尼教徒身上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一定是些坏影响。要么我们坚持他未受影响——他对摩尼教的信奉，相当于对某种新世纪教派的浅尝辄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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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这两种观点的时候已经到了。首先，成为摩尼教徒并不意味着就不再是基督徒了。奥古斯丁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在阅读西塞罗写的劝诫人们追求智慧生活的《霍尔腾西乌斯》之后，他才转向了摩尼教。他之所以转向摩尼教，是因为不同于多神教徒西塞罗的作品，摩尼教的著作“充斥着基督之名”[31] 。摩尼一直自觉为基督教的改良者，自称将耶稣的信息解释得最为完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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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古斯丁在迦太基的时候，他蹈入了摩尼教徒的圈子，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虽然迦太基与罗马有很多经济上的联系，但迦太基的港口也是朝向东方的，自从迦太基人的时代以来一直如此。对于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驶来的船只，迦太基是地中海西部的第一个大港口。在4世纪，非洲到处都有摩尼教的团体，这种激进、禁欲的基督教浪潮，已经席卷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教社会，在北非掀起了它传播的最西端的浪花。这些地区早已习惯了游方的禁欲者所宣传的形式激进的基督教。苍白的摩尼教选民就是一种游方修士，和其他很多修士差不多，在叙利亚和埃及，他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出格。[33] 同样，摩尼教徒在迦太基也受到了欢迎，被当成了激进的“改革派”基督徒，他们并没有被当作某种无可救药的诡异的多神教派的信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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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摩尼教这种宗教是由一个个坚强的小型单元组成的，[35] 每个单元都是一个微型的“圣教会”。在黑暗下来的世界当中，光明的造物在这些单元里聚集；听众接纳苍白的选民，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家门；听众供奉他们，作为回报，可以得到他们的布道，他们那些长篇而神秘的祈祷是一种祝福。[36] 这种安静的研讨型团体是由被拣选的灵魂围在导师身边建立起来的，在摩尼的“圣教会”中，这种气氛就是摩尼教的聚会提供给听众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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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满足了奥古斯丁和罗马尼亚努斯的需要——一种紧密的宗教版本的“友谊”。在那些年月里，当他们的庇护人-门客关系表现为两个心意相通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以那种更亲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以更世俗的方式追求过这种“友谊”。共同的摩尼教打开了通往友谊的道路。在一部驳斥摩尼教的作品中，奥古斯丁承认过这一点，使他留恋的就是他在摩尼教徒中间发现的“友谊”：“一种亲密友谊的感觉掩藏在善的错误形象背后，接近了我，如同毒蛇一般扼住了我的脖子。”[37] 正是这种亲密友谊的感觉，吸引奥古斯丁及其朋友们留在这种宗教里，直到他后来转而丑化它。无论如何，他们同为摩尼教徒的十年绝不是肤浅的体验，在拉丁西方最激进的反文化团体之一当中，他们得到了一种亲密纽带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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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埃及西部的达赫莱绿洲的喀里斯出土了一份科普特文的摩尼教文献，它的发现肯定了上述印象，其年份为340年前后。其中包括一些个人的书信，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说明了当地摩尼教团体的成员是如何自我理解的：是精神性友谊的强大纽带将他们结合在一起。[38] 他们的成员以“慧明之子”相互称呼；他们难舍难分地结合在一起，靠的就是共同拥有的“慧明”（科普特文为“pnous ñouaïne”）。[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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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慧明”就等同于更加主流的基督徒们所谓的圣灵。在摩尼教团体内部，它频繁地发挥作用，是团结的纽带。“慧明”是耶稣圣灵降临世间的一种形式，它曾经启迪使徒们，如今则是每个摩尼教单元的全体成员共享的。听众和选民分享同一种“慧明”，这是一种力量非凡的关于精神团结的教义；它源于一种极其物质化的观念，认为共有的光明灵性分裂成了明亮的粒子，暂住于教团的每一个成员之中。每一位都拥有这种光明的碎片；为了造就摩尼的“圣教会”所共有的炽光，每个灵魂都要相互靠近。从物质当中救出光明，并不是一种愚昧的机械过程（就像奥古斯丁在他驳斥摩尼教的文章中所表达的那样）。摩尼教徒散居各处的光明，恰恰是他们自己灵魂的形象。将光明聚集起来，送它返回天乡，就是将同源的灵魂送回光亮的灵知的整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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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关于共有的“慧明”的观念相联系的是一种痛切的期盼，认为同一团体的成员之间应当毫无隐私。团体是围绕着选民来划分的。由于那种极度恬静、不食人间烟火的苍白，他们看上去仿佛已经站在了光明的彼岸世界的门槛上。信徒同伴们感觉到，他们也会很快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那儿现实社会的悲惨晦暗将会被消除。在一封出土于喀里斯的书信中，一个儿子这么对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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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的母亲、我尊敬的夫人、我最亲爱的人、我心之最爱……我祈祷，愿欢乐的大日子马上到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那一天而祈祷。愿神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在充分、清晰的自由中笑脸相迎，看见彼此的样子。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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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的证据反映了摩尼教团体的内部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更容易地理解，摩尼教的团体观念何以为奥古斯丁及其朋友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友谊的强力黏合剂。在那时候，奥古斯丁接触到的所有人差不多都加入了摩尼教会。罗马尼亚努斯、他的儿子里森提乌斯、阿利比乌斯，还有很多其他人，都和奥古斯丁一起变成了“慧明之子”。他们与奥古斯丁在一起，坚持摩尼教信仰达十年之久，有的比奥古斯丁走得更远。在选民的节欲生活的激励下，阿利比乌斯接受了独身生活。[42] 就连罗马尼亚努斯，在他还是摩尼教徒的时候，他的性生活也是很守规矩的。（对富贵人家来说，这一成就已经不小了。后来，在成为鳏夫之后，罗马尼亚努斯让已经成为希波主教的奥古斯丁大吃一惊：妻子尸骨未寒，他就找了一个情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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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指出，在整个所谓放弃信仰的“彷徨”时期，奥古斯丁从未放弃过基督教。不论他接受的是什么宗教，“基督之名”始终都是他坚持的。[44] 我们可以从这一观点进一步推断，在身为教师的世俗生涯里，奥古斯丁始终从生活的角度来考量：无论哪种方式，他都生活在安慰人心的宗教团体中。他与摩尼教徒生活的体验，升华了他对精神友谊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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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奥古斯丁从摩尼教这种异域宗教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惠益。作为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教派，它给了奥古斯丁一种紧密的团体体验。诸如西塞罗那样的古典作家（奥古斯丁和罗马尼亚努斯都分享了他的友谊观，其实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这样）曾经许诺过这种友谊，却从来给不了。在奥古斯丁任教于迦太基和罗马城的时期，宗教的纽带是固定其生活的因素之一。就其社会生活的模式而言，384年，他只不过是把这种纽带带到了米兰。不仅如此，我们将要看到，386年之后，奥古斯丁对理想社会的期盼换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在388年重返非洲前后，这种期盼一直指引着他，然而，“万事开头难”——这就是重要的第一步。对奥古斯丁而言，朝向宗教团体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在摩尼教的“圣教会”中迈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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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nfessions 5.13.23. 我们很幸运地拥有《忏悔录》的两个英文译本：H. Chadwick，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与G.Wills，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 （London：Penguin，2006）。我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两个译本为基础的。在这几章里，我在引用奥古斯丁著作的时候不再列出作者的名字，只是标出约定俗成的拉丁文作品名及其简称。关于奥古斯丁的生平与思想的文献汗牛充栋，所以我只引用那些在相关主题的研究中确实直接启发过我的那些著作。本章的写作基本上以《忏悔录》为依据。我还特别推荐J.J. O’Donnell，Augustine：Confessions ，3 vol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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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bbeler and Sogno，“Religious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Patronage”很正确地指出，我们不必过分解读西玛库斯选中奥古斯丁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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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ymmachus，Letter 1.20 （AD 378），Callu，1：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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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rown，Augustine of Hippo （2000）附有长篇的跋（包括新发现的奥古斯丁书信和布道词以及本领域中的其他进展），可以帮助读者更新知识。S.Lancel，Saint Augustin （Paris：Fayard，1999），trans. A. Nevill，Saint Augustine （London：SCM Press，2002）是一位精通奥古斯丁在非洲的具体背景的大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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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onfessions 5.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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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Shanzer，“Avulsa a latere meo ：Augustine’s Spare Rib—Confessions 6.15.25，”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2 （2002）：157-76 at pp. 1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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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J. O’Donnell，Augustine：A New Biography （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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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ossidius，Vita Augustini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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