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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城里城外，他帮助过的门客们异口同声地说，他“最仁慈……最慷慨”……仪表整洁，一丝不苟，气运堂堂，正当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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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西玛库斯那样（尽管只是在行省一级的规模上），罗马尼亚努斯也让本城的市民们享受过场面宏大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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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你将公开的表演献给了本城的老乡们，其中有熊罴，还有各种前所未有的表演。这时剧场里总会响起一片喝彩，称赞你是最富有的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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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诱人的证据告诉我们，罗马尼亚努斯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影响过塔加斯特的城市建造活动。出土于塔加斯特的一块饰有珠形的石片，用4世纪的字体铭刻了一个名字：科尔利乌斯·罗马尼亚努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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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努斯很照顾奥古斯丁，他这样做了十二年多，从奥古斯丁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学生开始（374年），直到奥古斯丁最终在米兰“转变”、放弃事业为止（386年）。罗马尼亚努斯把“这个穷孩子”带进了“他的宅第、账本和内心”。375年，奥古斯丁从迦太基回到塔加斯特，在老家教了几年书。罗马尼亚努斯把这位有天赋的朋友带进了有意思的圈子，那就是帕特利西乌斯（到这时仅去世五年）曾经想要儿子进入的地方：“靠您的恩惠，靠‘您亲密的友谊’，靠您让我共享的宅第，您使我得以跻身一方社会的引领人物之列，就像您自己一样。”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罗马尼亚努斯提供了财务的“小窝”（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网”），支持奥古斯丁在迦太基作为修辞学教师的事业，使他迅速崛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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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罗马尼亚努斯的保护，奥古斯丁可能一辈子都会被困在塔加斯特的小城生活里。罗马尼亚努斯给他的不仅是经济支持，按照4世纪的情况来看，有可能正是依靠罗马尼亚努斯的斡旋，奥古斯丁才得以走出了对青年人的事业最重要的一步。在370年前后，奥古斯丁悄悄地摆脱了为塔加斯特市议会服务的义务。在他父亲死后，这就要轮到他来承担了，一旦他获得了这一宝贵的豁免，通往上层的道路就打开了。来自政府的官职任命使他踏入新贵阶层，为他的教学生涯增光添彩。[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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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庇护、友谊与集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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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在4世纪的社会里，这样的庇护对于社会流动很关键。但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种体制影响到了人们对于依靠庇护的团体的态度。我们通常是这样感受到该时期的庇护体制的：类似于西玛库斯这样的人物，自上而下地、有条不紊地操作着。然而，在奥古斯丁身上，我们获得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清楚地观察到了这一体制。如同仰视着一棵巨大树木的枝丫，奥古斯丁想要往上爬，爬到罗马社会的顶端。他虽然有钱，在老家成为缙绅，却没有能力只靠自己的钱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对于这个小城市市议员的儿子来说，与无所不在、决定乾坤的庇护制相比，财富与贫穷的问题已经隐入后台。你所认识的要比你所拥有的更重要，奥古斯丁是在这样的社会天地里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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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对他后来的社会观念产生了鲜明的影响。这可以解释那些令现代读者吃惊的东西，他们会觉得那是奥古斯丁的盲点之一。在成为主教以后，除了那些凭良心宣扬施舍的布道，他很少讲到穷人，这是因为奥古斯丁一直都被某种程度的贫穷包围着。帕特利西乌斯一直都有些焦虑地意识到，与那些更有钱的同伴相比，自己拥有的东西并不多。这种意识鞭策帕特利西乌斯全力培养儿子的才干。在前半生中，奥古斯丁的情况和帕特利西乌斯完全一样。他的社会天地主要并不是按富裕与贫穷划分的；划分的标准是能否往上爬。真正有钱的人才有条件考虑穷人。正如我们所见，在西玛库斯的巨大财富中，有一部分消耗在与罗马平民持续、紧张的关联中。安布罗斯经常以尖锐的文辞比较贪婪的富人与受苦的穷人，但奥古斯丁可不是安布罗斯，更不是西玛库斯。对他来说，社会是靠庇护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分层的，结果是，奥古斯丁所体验到的社会天地就是一个由人际关系织成的“复杂网络”。那不是一个贫与富的世界，而是一个庇护人与朋友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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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友爱、信任与齐心协力从来都是非常实际的。在他一生中的前30年里，那就是他的社会天地的基本构件。安布罗斯有力地批判了西塞罗的观念，认为基督徒的仁爱使人的团结更加稳固了。与其相比，奥古斯丁早年的社会观念就显得有点狭隘了。他不像安布罗斯那样思考大问题；相反，他从小团体的角度来思考，这种小团体以共同的信念为基础，是依靠亲密的友情结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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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奥古斯丁社会思想中的这一特征。简单说来，在4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安布罗斯的西塞罗是《论义务》的西塞罗。他对社会的看法植根于一种自然团结的意识。与之相比，奥古斯丁的西塞罗却是《论友谊》的西塞罗，那是属于友谊的西塞罗。[21] 不过，针对这种广为人知的古典友谊理想（西玛库斯这样的人总是说得冠冕堂皇），奥古斯丁颇为焦虑地加进去了一剂急救药。对他来说，人类社会并不是靠某种广泛而原始的纽带联结起来的；社会必须要有凝聚力，靠的只是人类情感的自由而危险的博弈；每一种友谊都是一场赌博；每个团体都是脆弱的，都是意志博弈的产物；社会是充满危险的，它能够创造并维持团结，只有依靠微妙的共同情感和相互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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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从4世纪80年代晚期到5世纪初），奥古斯丁经常谈论友谊纽带的质量与坚韧度，还有共同的宗教热情的重要性。他的理想还是一个由灵魂相通的朋友组成的反文化团体。小团体的微观社会学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不论这个小团体隶属于小教派、哲学团体，还是修道院机构。简单说来，在进入中年并充满想象力地设计恢宏的《上帝之城》之前，奥古斯丁一直都是一个友谊的理论家，只关心以共同热爱为基础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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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是怎么开始的呢？答案的一部分相当简单。“友谊”一直都是庇护制温情的一面。庇护暗示着庇护人和门客之间一定程度上的不对等性，但这种不对等是可以消除的，庇护人可以把门客提升到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中。“友谊”可以取代依附，只要依附者运气足够好，就能从门客的位置上被提拔到朋友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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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从庇护到友谊的转化是最容易发生的。在古代晚期的多种反文化潮流里，友谊是最珍贵的万能灵药。社会地位的差距得以忽略，哪怕是凝重的庇护人-门客纽带也由于心意相通而得到了转化。在致力于共同追求智慧的小团体里，人们希望消除差异，哪怕在某个上层社会中他们的地位是潜在地相互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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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年前后，奥古斯丁已有21岁，这时罗马尼亚努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接纳了门客奥古斯丁，将他当作朋友。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年龄差不多，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很高。以他们的例子而言，庇护人和门客与其他人一道，组成了一个朋友的团体。以心意相通为基础的友谊，甚至能够掩盖金钱上的现实问题，正如古谚所云（这句话已经流传了800年）：“好友之间，财物相通。”[22] 在这种有意思的圈子里，谁在靠谁的财富过日子就无关紧要了。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描绘了他在塔加斯特难忘的日子。当时是375年前后，这个小团体刚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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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朋友身上，还有更能吸引我的东西：大家聊天，嬉笑，相互亲昵，一起阅读有意思的书……哪怕争辩，也不伤和气，就像是在和自己争论……以上种种，都出于彼此相爱的心心相印，流露于谈吐顾盼之间。千百种乐趣正如炉料，把大家的心灵融合为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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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忏悔录》的这一段里，奥古斯丁还有一些东西没说出来，那恰恰是会令现代读者吃惊的东西。奥古斯丁生动地描绘了这个团体的热情，而这个团体是靠接受一种最特别的基督教形式而形成的。在晚期罗马的北非，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奇怪的基督教。奥古斯丁第一次体验到，集体凝聚力并不是单纯通过世俗的友谊得来的，它的形成，是靠参加一种激进的宗教运动。从19岁开始（373年），直到最后移居米兰（384年），奥古斯丁和他的朋友们接受了一种宗教，我们称其为摩尼教（“摩尼教”和“摩尼教徒”这些词来自叙利亚语的Mani de hayye，也就是“生命的摩尼”——读的时候要有一个重音h，就像希伯来语的hayyim一样）。摩尼是宣讲“生命”，也就是“救赎”的人。他是一位生活于一百多年前的先知（卒于277年），他曾在遥远的东方、现代的伊拉克南部活动。在本章余下的部分里，我们必须发挥一下想象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奥古斯丁长达10年之久的摩尼教经历。正是这一经历，培养了这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生活在反文化宗教团体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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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明之子”：摩尼教徒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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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384年，奥古斯丁是摩尼教派的成员。[24] 这几年对他来说很关键，然而，奥古斯丁后来的著述使我们很难了解这种经历的意义。一旦皈依了大公教，他就与过去的宗教彻底决裂了。他坚持说，自己从未进入过摩尼教教团的核心圈子。他经常说，他只不过是一名“同情者”而已，也就是“听众”。“听众”只不过是听摩尼教的“选民”布道，并且供应他们的物质需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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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可信的。选民是摩尼教的标杆，和游方的修士差不多，也有一种神秘的苍白，也要戒除性生活，不可纵欲。供养他们的听者，并不需要遵守选民那一套非常严苛的戒律。[25] 奥古斯丁还暗示我们，他对摩尼教的内情了解有限，他强调的事实是，只有选民才知道该教团的隐秘教义。[26] 他甚至暗示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信徒。[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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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旦变成了大公教信徒，奥古斯丁就不断将摩尼教教徒说成是基督教传统的门外汉。他批判摩尼教教徒，说他们对世界的看法非常消极。他强调的事实是，摩尼教教徒认为物质世界在根本上是朽坏的结果，它是光明王国被破坏了的一部分，因为一种主动的邪恶原则（所谓的黑暗王国）侵入了光明王国。成为摩尼教徒就意味着，他要认识到自己陷入了一场宇宙性的灾难。在堕落的世界里，摩尼教徒应当挖掘废墟，在大量的邪恶物质中寻找那些受困的脆弱而宝贵的光明因子。他们一起祈祷、斋戒和进食，目的就是释放这种因子（那才是他们的真我），让它们返回太阳之上的光明故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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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摩尼教被贬低成了漫画，就像奥古斯丁后来所做的那样，我们就很难理解成为摩尼教徒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年老之后，奥古斯丁的敌手们甚至就利用了他自己总结出来的那种阴暗的摩尼教观点，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声称，奥古斯丁一直都是地下的摩尼教徒，在他们看来，奥古斯丁和摩尼教徒一样，也认为人的状况经历了一场灾变。他们认为，和摩尼教徒一样，他也一直相信性欲代表着一种魔鬼的力量。他们指出，他的原罪学说和摩尼教的信念很相似，都认为全人类都是邪恶力量的无辜受害者，都在时间的开端就受到了伤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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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堵偏见的高墙，我们往往会采取两种立场。要么我们怀疑（就像后来那些批判奥古斯丁的人），如果说奥古斯丁从摩尼教徒身上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一定是些坏影响。要么我们坚持他未受影响——他对摩尼教的信奉，相当于对某种新世纪教派的浅尝辄止。[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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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这两种观点的时候已经到了。首先，成为摩尼教徒并不意味着就不再是基督徒了。奥古斯丁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在阅读西塞罗写的劝诫人们追求智慧生活的《霍尔腾西乌斯》之后，他才转向了摩尼教。他之所以转向摩尼教，是因为不同于多神教徒西塞罗的作品，摩尼教的著作“充斥着基督之名”[31] 。摩尼一直自觉为基督教的改良者，自称将耶稣的信息解释得最为完美。[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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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古斯丁在迦太基的时候，他蹈入了摩尼教徒的圈子，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虽然迦太基与罗马有很多经济上的联系，但迦太基的港口也是朝向东方的，自从迦太基人的时代以来一直如此。对于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驶来的船只，迦太基是地中海西部的第一个大港口。在4世纪，非洲到处都有摩尼教的团体，这种激进、禁欲的基督教浪潮，已经席卷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的基督教社会，在北非掀起了它传播的最西端的浪花。这些地区早已习惯了游方的禁欲者所宣传的形式激进的基督教。苍白的摩尼教选民就是一种游方修士，和其他很多修士差不多，在叙利亚和埃及，他们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出格。[33] 同样，摩尼教徒在迦太基也受到了欢迎，被当成了激进的“改革派”基督徒，他们并没有被当作某种无可救药的诡异的多神教派的信徒。[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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