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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记载了一次共享的神秘体验，并且用它作为该卷的结尾。根据我们在加西齐亚根《对话录》中体会到的气氛，这是挺自然的。著名的“奥斯蒂亚异象”说明，两个人确实有可能一同浸淫于一种直面独一上帝的意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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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年秋天，奥古斯丁和莫妮卡在奥斯蒂亚等待回返迦太基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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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终于来了，我靠你的天命安排而知道……她与我站在一扇窗边，望着外面的花园。这时我们经停于台伯河的奥斯蒂亚，借住于一处远离尘嚣的宅院……为了下面的行程，我们稍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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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彼此之间的交谈非常亲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腓立比书》3：13）在真理的临在下，即自身当中，一道探求。我们问道，在圣人们将要拥有的永生中，生命究竟是怎样的，那是一种“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哥林多前书》2：9）的生命。我们张开了心灵之口，尽饮源于你的“生命之泉”（《诗篇》35：10）的天上灵泉。洒上了这种甘露之后，尽管我们的能力很有限，但我们的心灵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思索如此巨大的奥妙……就在那时，我们努力探寻，在刹那之间，精神的力量达到了超越万有的永恒智慧。多么希望这一刻能够持久些！这定能使人心醉，吸引住他，在内在的欢乐中赐予他这种意象……这不就是所谓“进入主的乐境”（《马太福音》25：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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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罗提诺的门徒们而言，这样的神秘飞升很正常——只有一点显得特别：在古代世界里，神秘的飞升从来都是纯个人的。而莫妮卡与奥古斯丁分享了体验，母子一起进入出神的状态，这对信奉弗洛伊德学派的现代学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26] 奥古斯丁并不会如此装腔作势。几十年来，他们共同分享了浓厚的宗教体验：先是作为摩尼教徒，再是成为哲学团体的标兵，后来又在加西齐亚根的几个月里得到了极大的磨砺。对他来说这很正常，因为对上帝的追求理当是整个团体共同担当的，他们的灵魂是相通的。奥古斯丁已然相信，他们确有可能目睹上帝，也有可能组织一个愿意共同追求这种意象的团体，在其中度过余生。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团体究竟应当采用何种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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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守贫的道路：从意大利到塔加斯特和希波，388～3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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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年，奥古斯丁与一群不一般的朋友回到了非洲。他们是退隐的官吏和出仕无望的求官之人，最后他们在家乡塔加斯特安了家。塔加斯特并非流放之地，它位于努米底亚的内陆高原，但四通八达，向东北方向可以回到迦太基，向正北方可以前往地中海边的港口希波。[27] 这个小团体属于一种众所周知的现象，但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一群前途无量的家伙回到了家乡，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过成功，要么是为宫廷服务过（比如阿利比乌斯），要么是在宫廷所在城市持有过大牌的教席（像奥古斯丁这样）。事业本可以使他们在退休时获得尊贵者的特权。他们取得了成功，而他们那些安分守己的伙伴，那些平庸的市议员，只不过是在老家承担着地方政府管理的常规工作。虽然他们有些特殊，但人们还是乐于看到他们在塔加斯特安家落户，运用关系和新的财富来扶助桑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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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让塔加斯特人吃了一惊。他们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带给家乡的只是心灵上的兴奋，而不是招摇的竞技比赛。还有，就在10年之前，他们中的多数人曾是摩尼教徒，是“慧明之子”。他们仍然是一个封闭性的宗教团体，只不过他们现在给自己贴上了“赋闲”生活的传统标签，让人安心一点儿。他们已经不是一个受怀疑的秘密教派的成员了，他们是一群赋闲的人，专注于通过祈祷和读书“模仿上帝”的目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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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他们的过去与现状之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再也没有富有的庇护人了，再也没有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人在根本上保障他们的安全，就像罗马尼亚努斯为青年奥古斯丁所做的那样，他们成了一个自力更生的团体，他们根据“圣洁的协议”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的本意是要依照哲学家圈子的传统，拿出自己的财产一起过日子，但几年之后，资源共享的意义已然改变，现在具有了基督教的意味：他们要心意相通，模仿最初的耶路撒冷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使徒行传》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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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所谓“耶路撒冷团体”的建立，在拉丁西方被奥古斯丁和后世所有提倡修道生活的人当作奠基性的事件。由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了，最初的基督徒们变得“一心一意”了。从此以后（也只是从此以后），他们决心踏踏实实地把对上帝的一心一意转变为一个财产的共同体：“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他们的东西都是公用的。”（《使徒行传》4：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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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及其朋友就是这么读《使徒行传》的。其实，还有换一种方式阅读这个故事的可能性。例如，在安条克与君士坦丁堡，金口约翰就强调，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中间共享财产是为了分配钱财，满足穷人的需要。[30] 但这不是奥古斯丁的读法，那时候，他并不为穷人操心什么，一切都是为了团结。共享财富只不过是一个物质性的标志，象征上帝在心灵相通中激发出来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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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徒行传》的援引为这种大胆的尝试提供了支持。通过强调“一心一意”的团结，奥古斯丁及其朋友刻意与庇护制度所支持的生活划清了界限。靠着共享财产，他们就可以“自力更生”了，在理论上这个团体自己靠自己。他们觉得，耶路撒冷最初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虽然他们也欢迎偶然的礼物，但他们可不打算接受庇护人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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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按最初的基督徒的方式共享财产，他们先得放弃财产。在4世纪，弃绝世俗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一封写于二十多年后（414年）的书信里，奥古斯丁谈到了那个时期的生活。奥古斯丁觉得，他的基督徒读者们定能理解他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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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奋笔疾书的人，也就是我，在爱中深深地被那种完美生活感动。对于那位年轻的富人，主如此说道：“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马太福音》19：2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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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拉丁教会的历史上，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太久。388年，弃绝世俗的机制还远不是清清楚楚的，对奥古斯丁这样的市议员来说，要想放弃财产，活动的空间并不是很大。不论他有多少财产，他都不能径直将其放弃；必须先搞定家族的其他成员。奥古斯丁还要清清楚楚地解决和塔加斯特市议会的关系，有可能得把他的一部分田地转让给该市。在他的儿子阿德奥达图斯去世之前，最后一步可能都没有实施。388～391年（具体时间我们难以确定）这段时间是很痛苦的。直到那时候，奥古斯丁才可以自由地转让他的田产，再也不用牵挂儿子的未来。说不定，直到他的兄弟纳维久斯去世之后（也发生在这段时间），奥古斯丁对财产的转让才尘埃落定。[32] 直到那时候，无论是在他的家族中，还是在塔加斯特市议会中，才再也没人可以觊觎奥古斯丁的财富。总之，弃绝财产这件事从来不像那些禁欲生活的提倡者所说的那样，可以一鼓作气一举搞定。“变卖你所有的”，经常是指慢慢地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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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变现家产得来的钱财，也没有直接分给穷人。按照宗教虔诚的标准，对教会的赠予可以被当作对“教会的穷人”的赠予。[33] 最有可能的是，奥古斯丁及其朋友们的田产，很快就被捐赠给了塔加斯特的教会。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一份年金，或者根据一定的比例，在其田产的收益中享有一定的用益物权。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笔收入贡献给新团体的公共基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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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能认为，奥古斯丁及其朋友真的变成了“穷人”，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塔加斯特街上或乡下那种真正的穷人。这并不说明他们是三心二意的或娇生惯养的，应当说，他们是以一种传统的、特别的方式来定义“守贫”的。对他们来说，留下来的问题不是基督教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新对比，而是“富人”与“智者”之间的传统对比。[34] 智者要拒绝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一种渴求更多财富的冲动，那才是愚昧的富人的标志。智者选择的是“不富裕”；他们选择的不是贫困匮乏，而是满足于现有的东西，规避在汲汲追求财富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社会性、政治性危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享受书籍甚至是仆从们的陪伴。只不过，他们已经在塔加斯特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团体中的个人，再也没有任何财产了。这个团体本身，可以说是“守贫”的，其成员要过一种有分寸的生活，按照共享的财富量入为出。就像哲学家一直以来的样子，他们要俭约度日。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不是一个贫民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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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走这一步，也得很有勇气才行。4世纪，人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动的社会世界里，安稳的日子面临种种危险。就像财富是富人们总是竭力追求的状态，人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贫穷状态。相对的贫穷，伴随着对穷困潦倒的恐惧与家道中落的惨痛耻辱，是市议员阶层中所有人都很担心的。奥古斯丁就是在那群人当中成长起来的，而他们都十分害怕穷困。一旦轻易放弃了自己掌握的私产，他们这个新团体就确实有理由担心自己重新沦落至小城市的市议员阶层。他们档次不高但装腔作势，其实什么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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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光是问当时奥古斯丁及其朋友究竟是变穷了还是依然有些钱，这是不够的。毋宁说，问题是一旦他们完全抵御住了攫取财富的冲动，他们还能靠什么办法来保护自己？他们会不会重新穷困潦倒，沦落至社会底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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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会。奥古斯丁有很多有钱的朋友。除了土地资产，阿利比乌斯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府官吏收入很高。重返塔加斯特之后不久，在区区几年之内，阿利比乌斯就有能力投身于古代世界里最花钱的行当之一了。旅行从来都是富人的特权。在4世纪90年代初，为了到圣哲罗姆那里去收集图书，阿利比乌斯一路前往圣地。[35] 他很快就当选为塔加斯特大公教会的主教。作为主教，他就要亲自打理他和奥古斯丁等人给予教会的资产，就像其他给城市做好事的人一样。他因为这种赠予而获得了领导地位。作为塔加斯特主教，阿利比乌斯仍然是社会上的大人物。为了塔加斯特和整个非洲教会的事务，他频繁地往返意大利，谋求皇帝的关注。在5世纪20年代，他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主教了。尽管如此，为了在朝堂之上做好游说工作，阿利比乌斯待在意大利的时间甚至更久了。哪怕在他还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事业发展，他也没在那儿待这么久。[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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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知情人来说，这个建立于塔加斯特的团体就是一个赋闲书生的聚会，没什么特别之处。为了有益于当地的宗教生活，奥古斯丁试图做到“靠书籍既给那些同在一起的人，也给那些不在一起的人提供精神性的建议”[37] 。书籍耗资不菲，写五本驳斥摩尼教徒的书，“编好并修订好它们”，这可是非常昂贵的！[38] 在当时写给罗马尼亚努斯的一封信中，奥古斯丁谈到了这项工作的物质代价。他已经把自己的象牙写字板借给了罗马尼亚努斯。他告诉罗马尼亚努斯，自己必须满足于廉价耐用的羊皮（可能是用当地的羊加工的），而不是非要用更典雅的进口纸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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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奥古斯丁写给那位塔加斯特大人物的最后几封信之一。在奥古斯丁的青年时代，罗马尼亚努斯曾经发挥过关键性作用。这时，他已经完全没有想要依靠罗马尼亚努斯这样的人的庇护，相反，他已经受到了非洲的大公教会主教们的强烈吸引，那种新的庇护人相对更好，但对人的要求并不低。在这时，奥古斯丁写了很多驳斥摩尼教徒的书。他写这些书，并不仅仅是因为“倔强好斗”[40] ，他的写作体现了对非洲大公教会的忠诚——这个机构刚开始显示自我维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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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场划时代变革的边缘。4世纪的世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各种草根的宗教机构繁盛生长，其中有埃及的修道院，有到处传播的摩尼教单元，也有大城市里的大公教团体，例如安布罗斯在米兰搞起来的那种。在这些宗教机构当中，大公教会已经开始胜出了。370年以来，在整个拉丁西方，物质财富和文化声望都开始向大公教会倾斜了。各种小型团体，诸如奥古斯丁及其朋友所建立的那种，本来是以精神友谊、“赋闲”的理想（献身于促进灵性和心智的闲暇生活）这样的古代模型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团体在古代世界的上层文化中扎根很深，是一系列反文化实验中的最后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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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由基督徒创建的，这些小团体还是相当非教会化。和许多基督教知识分子一样，奥古斯丁尽量不低看神职人员，但这很不容易。正如我们所见，神职人员通常出身于中人之家，甚至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做的工作只是牧养群众。按照奥古斯丁在388年的看法，这就使他们基本没有时间追求哲学的智慧，而后者才能真正治疗灵魂，这才是他和那些高档次的朋友想要做的，为此，他们靠自己的资源建立了一个小团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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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这时，这种小团体的头领们必须下定决心了。他们还能继续“走自己的路”吗？为了保障自身的存在，他们不得不决定，究竟是投入哪个更大、更富的机构。正是这种形势的逻辑——顺应奥古斯丁自身清醒的考量——出人意料地把他推向了那种结果。从多方面来看，在4世纪末，在宗教人士组成的小型自主性团体的面前，这种难题的出路都是可以预见的。他变成了神职人员，将自己的修道院置于一位主教的羽翼之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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