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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请看Gregory Nazianzen的例子：R. Van Dam，“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Will of Gregory Nazianzus，”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46 （1995）：118-48；以及J. Beaucamp，“Letestament de Grégoire de Nazianze，” in Fontes Minores 10，ed. L. Burgmann，Forschungen zur byzantinischen Rechtsgeschichte （Frankfurt：Löwenklau，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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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De beata vita 3.22 （citing Ciceron，Hortensius ）；De diversis quaestionibu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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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Letter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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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O.Wermelinger，见条目“Alypius，” Augustinus-Lexikon ，ed. C. Mayer （Basel：Schwabe，1986），1：2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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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ossidius，Vita Augustini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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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Letter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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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Letter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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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Lancel，Saint Augustin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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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De moribus ecclesiae catholicae 1.1，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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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ossidius，Vita Augustini 3.3-4.3；Sermo 3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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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Letter 21.2：尤其参见O’Donnell，Augustine：A New Biography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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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关于奥古斯丁在希波的修道院，参见Lancel，Saint Augustin ，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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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Praeceptum 2，ed. and trans. Lawless，Augustine of Hippo ，p. 80. 尤其参见T.J. van Bavel，“‘Ante omnia’ et ‘in Deum’ dans la ‘Regula Sancti Augustini，’” Vigiliae Christianae 12 （1958）：1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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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350～550年 第11章 “一种共同的生活，共享神圣的天上共和国”：奥古斯丁在修道团体中论公与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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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波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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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91年在希波受职为司铎开始，直到430年去世为止，奥古斯丁的人生与思想总是与他建立的修道院密不可分。在他的一生中，修道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巧的是，这个修道院作为一个机构的发展历程并不那么清晰。除了卷入风波的个别时候，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把修道院放在日常生活的幕后，将其存在视为理所当然，很少专门讨论它。结果是，对于奥古斯丁的一生而言，它就像是月亮背对我们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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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这个修道院的早期历史，我们还知道一点。391年，奥古斯丁从塔加斯特带了一群人到希波，其中包括他的很多朋友。他们构成了坐落于主教庭院里的新修道院中的核心。但是，这个群体很快就变得多样化了。一些奥古斯丁过去并不熟悉的人加入进来，其中许多人的社会背景既不同于奥古斯丁，也不同于他的朋友。有可能正是这种情况催生了著名的《奥古斯丁修道规章》。乔治·劳利斯已经有力地证明，这一修道规章是在397年前后写成的。它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院规》，即“修道院的规章”，旨在规范日常的祈祷与事工；其二是《规程》，这部分采用了一套规定的形式，清楚地总结了修道院生活的基本规则。和出现于古代晚期的大多数修道规章一样，《奥古斯丁修道规章》也不是一个奠基性的文件。它的目的并不是给未来的修道院提供一份深思熟虑的蓝图，而是对现存的修道院所遇到的危机做出回应。在希波修道院的前五年里，修道院内部的社会与文化多样化日益突出。为了解决新情况，奥古斯丁制定了一些规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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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其撰写《院规》与《规程》的时期，修道院本身已经分裂成了两个部分。396年，奥古斯丁成为希波主教，这时他还想继续维持过去的生活方式。他发现，如果继续住在庭院中的修道院里，他就难以有效开展主教的工作。身为主教，他必须打开大门，欢迎来自全城，甚至整个北非的访客，不论他们是神职人员还是平信徒。这就会干扰修士们的生活，因此，他带着若干修士搬进了主教府，同时把其他人留在庭院中修道院的宁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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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主教府的这些修士，要么已经被授圣职，要么就此变成了神职人员。他们在主教府里组织起一个小小的修道院，遵守同样的修道规章，就像以前在庭院中的修道院里那样。他们终身不婚，甚至不拥有任何财产。[2] 他们一直都和奥古斯丁同桌用餐。受到邀请与主教大人一起吃饭的人都会被提醒：这张餐桌有点特别，和地方上那些普通的达官贵人的不是一回事。在用餐之时，他们不会摆阔，他们的刀叉是银制的，但盘子只不过是赤陶和木制的。奥古斯丁甚至曾在餐桌上写下诗句，告诫桌上的同伴们万万不可飞短流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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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奥古斯丁的做法相当罗马。罗马的政治家和总督们总是被一群“小伙子”——一群挑选出来的积极上进的年轻人——簇拥着。在主教府里围着奥古斯丁转的修士-教士，就是他的“小伙子”，也就是他的贴身手下。除了围绕着他的那群算作自己人的修士，奥古斯丁并没有要求其他所有神职人员接受修道生活。在抽象的意义上，他热情洋溢地为修道生活著书立说，但针对北非的教会，他从来没提出什么目标远大的政策。和其他地方差不多，希波的很多神职人员都是有家庭的，他们都保留着自家的财产。他们毕竟进不了奥古斯丁的核心层。[4] 正是在这个核心层中，奥古斯丁为北非各地的城市推荐主教，以这种方式至少选中了十人之多，[5] 而这正是安布罗斯的做法。在意大利北部的各个小城里，他到处安插“自己的”主教（其中大多数还不是修士），西玛库斯也是这么干的。他不断地把相中的好苗子推向宫廷和官僚机构中的各种岗位。奥古斯丁利用个人关系来实施公务的做法，完全顺应了晚期罗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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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他并没有不重视家里的其他人。他有一个来历不详的妹妹（《忏悔录》没提到过）当上了女修道院的头领，这个女修道院是完全模仿奥古斯丁的修道院单独组织起来的。[6] 他的侄子（纳维久斯的儿子，用了奥古斯丁父亲的名字，也叫帕特利西乌斯）也加入了奥古斯丁的餐桌，成了一名修士兼教士。[7] 我们不能忘了，在奥古斯丁论述修道团体理想本质的著述之外，在现实世界里，血缘总是比墨水更重要。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晚期罗马的非洲，血缘总是靠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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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用“修道院”一词来称呼他的团体。在当时，这还是一个源于希腊文的时髦词，它才刚刚开始在拉丁语中流行。虽然他用了这个词，但这个修道院的成员并不叫“修士”，他们自称为“兄弟”或“姐妹”。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们被称为“上帝之仆”。他们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不是很大的机构，每个都只有大约20人。奥古斯丁在主教府里的那个由身为教士的“兄弟”构成的内层圈子，在同一时期可能不超过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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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里的修道院也不是一座很吸引眼球的建筑。庭院里的修士也好，待在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的修女也好，他们都没有被高墙围起来，并没有和社会相隔离。[8] 在教会里也好，在街上也好，他们都可以自由地与异性交往。他们直接面对各种诱惑，要不是他们生活在一座没有高墙的修道院里，这些诱惑就不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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